坚持修改的心结
然而，环境很快发生了剧变。以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为标志，声势浩大的反右斗争拉开了大幕。全面地看，郭小川此前的政治立场并不算右。1957年2月，他参加《星星》诗刊对《吻》《草木篇》《电影的锣鼓》等作品的讨论，认为：“成都流沙河、石天河一批人的情形实在令人担忧，他们的思想实在已经具有反动的倾向了。”到了6月初，“中宣部的大字报越来越多了”，作协大楼也有了大字报。“饭后看了一下楼中的‘大字报’。那里的气氛实在是很热闹的，偏激的意见自然也是有的，如何引导这一运动的确是值得考虑的。”郭小川是党内领导干部，有机会读到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内部文件《事情正在起变化》。这个文件产生于1957年5月15日。郭小川6月17日在中南海陆定一办公室第一次看到，6月20日在机关又看，6月21日晚于家里再读。所谓“引蛇出洞”的“阳谋”，在这个文件中展示无余。
然而，郭小川一面和作协领导成员研究如何展开机关反右的运动，一面仍在业余时间继续修改长诗《一个和八个》。到1957年11月20日，郭小川改定了这部作品，并争取发表。据郭小川在后来“交代材料”中说，他将《一个和八个》先交给《人民文学》，《人民文学》迟迟未登；以后又寄给《收获》，《收获》来了一封信，提出了尖锐的意见。这时，他也觉得没有把握了。“《诗刊》要过几次，人民文学出版社也来过信要出版，我均未答应。”“觉得问题是有的，这个题材恐怕不宜写，但说问题那么大，我却想不通。”
反右斗争火药味十足，一批干预生活的作家、诗人已经受到批判，郭小川为什么仍然不肯放弃这个题材，并一度争取公开发表？我想，他反复斟酌，再三修改，还是想让这部作品对现实产生某种影响。这种影响既有对制造冤假错案者痛心的提醒，也有对遭受冤假错案者善意的宽解与鼓舞。这就涉及反右开始后郭小川的心态。如果说，此前他的立场是不右，那么此后他的立场是不“左”。
他后来交代，“在反右派斗争中，我总希望斗争对象越少越好，只要别人不揭发，我就不提出来作为斗争对象。如谢冰心、臧克家、韦君宜、黄秋耘，我都不斗争或不主张划为右派分子。邓小平保护了《文艺报》的头子张光年、侯金镜、陈笑雨，我心里特别高兴。在讨论划秦兆阳为右派分子时，我一言不发，只等刘白羽提出不划。”“我总觉得像丁玲这样的‘大作家’和高级干部，要把她打倒是不可想象的，要把她当成专政对象和革命对象，我也下不了手”。
当时，他的妻子杜惠也险些被打成右派。郭小川在12月9日的日记里写道：“碰到笑雨，他告诉我，说东郊区委正要批判杜惠，有划分为右派之势。弄得我非常不安！这对于一个家庭不能不说是一件大事！”据杜惠说，她在一个小学搞“社教运动，”一个教师因为给党提了意见，要被划右派。杜惠觉得这样做好像是搞阴谋诡计，就写了告状信给中央。东郊区委说，不让把他划右派就把你划右派。结果作协帮助把在报社工作的杜惠要了回来，那个小学教师被打成了右派。
郭小川后来说，“我的根本思想是：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了，敌人不多了，只有人民内部矛盾了，不需要搞什么斗争了，但是，在大放大鸣期间（即反右斗争前夕），我自己还是感到受到了压抑，对旧作协这个环境还是很厌恶的，很多人钩心斗角、追名逐利。我想，要在这个地方干下去，一定得有一种‘坚贞的出于污泥而不染的性格，’一定要忍辱负重，委曲求全……我当时头脑中的‘坚定的革命家’就是这样一种人。于是，我极力想编造出一种这样的人物，宣扬和夸大他的‘人格力量’。”
他想发表这首长诗，并无意反对运动本身，更没有“质疑更深层的制度问题”，他只是不相信挨整的都是坏人。他有一个心愿，想发表出来，试图告诉那些在运动中挨了整的好人，“受了冤屈我们应该如何对待”。他希望那些蒙冤的人能像王金一样，在逆境中仍保持革命理想和信念。郭小川这种心愿，今天看去比较天真和简单。但他能有这种意图，还是显示了一个诗人在严峻斗争中的人性高度，这是难能可贵的。冒一定风险，去表明自己的善良态度，在当时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不能以今天的认识苛求郭小川——为什么不能在更为根本的层次上反思革命吃掉自己的儿女？
一场有惊无险的批判
郭小川在反右运动中安然无恙。然而，两年后他还是遭到了批判。
起因是1959年春天郭小川想离开作协，给刘白羽写了一封要求调动工作的信。6月20日，邵荃麟主持党组会批评郭小川不安心工作，郭小川顶得很厉害。于是，周扬把一年零四个月以前交给他审阅的《一个和八个》拿出来让内部批评。为此，作协党组连续召开七次12级以上党员干部整风会议，期间批判了郭小川的《一个和八个》《深深的山谷》《白雪的赞歌》和《望星空》。郭小川听了感到“简直是晴天霹雳！”当时的批判记录收入《郭小川全集》第十二卷。郭小川将会上对《一个和八个》的批判意见归纳为几点：第一，实际是为反革命分子辩护，为那些利用肃反向党进攻的反动分子辩护，为惯匪和逃兵、杀人犯辩护，似乎他们是“无罪”的、可怜的。这是最严重的颠倒黑白；第二，污蔑了党，歪曲了党的政策，按照这个作品所表现的，党是诬陷了好人的，党的组织、党的政策是混淆是非的，是天大的谎言；第三，把主人公王金这个孤立的人的所谓“人格力量”夸大到极端荒谬的程度，他自己的“人格”和“苦行”可以胜过党的集体力量和原则的政策；第四，全诗充满了“人性论”的反动观点，不管什么人（什么阶级，有什么罪不容诛的罪行），都有“人”的心肝，能懂得“人的意义”。批判会议发言记录中还有：“看不见阶级分析，全诗充满阴森恐怖的调子，灰色，毒草。”“打仗时战士都不行，队伍慌张地跑散，王金出来指挥，手绑在那里，刻毒的讽刺！”“参加延安座谈会，为什么不吸取教训？与右派分子、修正主义分子相呼应。”“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其效果会不亚于‘日瓦戈医生’。”作协党组1959年12月呈送中宣部的关于郭小川的材料中说：“1957年春，丁、陈反党集团向党进攻猛烈之际，郭小川同志写了一首反党性质的长诗。”
无论从语言上，还是逻辑上，和反右如出一辙，批判相当严厉，但后果却并不严重，郭小川没有遭到任何行政的处理。这是当代文学史上一次少有的特例。
原因何在？仔细分析郭小川检查交代及批判会议记录，我认为：作品没有发表，“毒草”没有出笼，可能是原因的一部分。但更重要的是，郭小川本来就不是要被刻意打击的对象。在之后的全国文艺工作会议上，中宣部副部长张子意针对郭小川的抒情诗《望星空》有一通尖锐的批判。张子意的发言震动了郭小川，也震动了周扬，周扬听后说：“没有想到子意同志讲得这么厉害。我看，刘真、郭小川不要批评了。”90年代末，笔者和张光年有过一次交谈，问到当年他以华夫的笔名对郭小川《望星空》的批评时，张光年是这样说的：当时郭小川不安心在作协工作，觉得做秘书长这些琐事影响了他的创作。而那时，他正是创作高产时期。为了帮助他克服不安心行政工作及创作上的自满情绪，党组让我写一篇批评他作品的文章。他的叙事诗《雪与山谷》《一个和八个》都被认为有问题，从保护他的角度出发，我选择了批评他的《望星空》，这样一来，上纲只能说“不健康的情绪”。张光年的说法是可信的。
挨批之后，郭小川还是调离了中国作家协会，到《人民日报》当了机动记者。用今天世俗的眼光看，已经担任了作协党组副书记，却变成记者，自然是贬职。然而对于一心想摆脱行政事务专注于写东西的郭小川来说，却是求之不得的精神解放。从1960年到1966年，郭小川的创作在数量上达到一生的高潮。
和许多遭受过粗暴批判的作家、诗人相比，郭小川无疑是幸运的。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因一篇小说、一首诗、一篇小品文、一幅漫画而打成右派，从此中断创作生涯几十年的人不胜枚举，几十年后平反，早已青春不再。相比之下，郭小川虽然也遭受了严峻的批判，但他却没有失去创作和发表的权利。
历史为《一个和八个》定位
郭小川有惊无险地度过了1959年的风波，但还有一场更大的风波等着他，这就是“文革”。“文革”中，几乎所有著名的作家、诗人都被打入了文艺黑线，1959年挨过批的郭小川自然在劫难逃。对包括《一个和八个》在内的作品进行上纲上线的自我批判，是郭小川不得不做的事。直至郭小川1976年去世，《一个和八个》仍然没有获得发表的机会。
中国毕竟要走进新的时代。新的时代要产生新的审美价值标准。郭小川去世三年后，《一个和八个》在《长江文艺》1979年第1期公开发表。这时平反冤假错案已达高潮。诗坛对郭小川又一次刮目相看。
郭小川去世七年后，1983年，张军钊、肖风、张艺谋、何群等新一代电影人，把《一个和八个》改编成电影，并且成为中国电影第五代崛起的标志性作品之一。郭小川的名字又一次引起公众的关注。
2006年，《一个和八个》被改编成同名话剧公演。新一代艺术家们的诠释，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和八个》长久的生命力。
2009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一个和八个》被文学史家列入新中国六十年间的杰作。
郭小川生前多次检讨自己追求——“说别人不敢说的话，写别人不敢写的题材”，“有一种狂热、一种疯狂的当大作家的极端个人主义的念头”。这些，终于不再是罪恶，而成为诗人的优点。历经坎坷的《一个和八个》，给了诗人最好的历史回报。
2010年
侥幸的“山谷”
郭小川在20世纪50年代创作过三部叙事长诗。现在人们评价最高的是《一个和八个》，因为80年代改编过同名电影，相当轰动，成为“第五代”导演的代表作之一，其影响超出了文学界。但这首诗在郭小川活着的时候，根本无缘与广大读者见面。一般读者能够读到的只是郭小川的另外两首长诗：《白雪的赞歌》和《深深的山谷》。通过这两首诗，人们知道郭小川不但会写马雅可夫斯基式的楼梯诗，抒发政治宣言般的革命豪情，也会用叙事诗的形式，讲述革命队伍中曾经发生过的凄美曲折的故事。
《深深的山谷》讲述的是：一对青年男女在延安相遇相爱，因为参加革命的目的不同，接受革命熏陶感受不同，在革命的道路上，最终没有并肩走到底，男主人公“他”在险峻的战争环境中，不堪坚持，自杀身亡。诗中的“他”是被当做反面人物描写的。“他”的思想感情与革命队伍中的主导情绪很不合拍。这是诗人的第一首长篇叙事诗，他希望用这种形式，探索人的复杂性。
郭小川在1959年谈道：在给丁玲、陈企霞写“反党集团”结论时，非常烦恼，两三个月迟迟拿不出结论稿。此间，“1957年三四天假期中，我写了长诗《深深的山谷》，又在星期日和其他时间中应约写了两篇较长的文章和几篇短文。前者（长诗）是抨击一个类似丁玲的叛徒，后几篇文章则是针对当时知识分子的动摇而写的。”“1956年12月29日起，我就构思一首诗‘打算用一个女人的口吻写一个知识分子在艰苦斗争中的动摇和幻灭’，就是后来于1957年3月写成的《深深的山谷》。”
诗人在他当年的日记中说：“这首诗，只是为了对知识分子进行鞭挞，我当然是爱护知识分子，但他们身上的动摇不定的游离，却实在是一种讨厌的东西。”郭小川的夫人杜惠说：“小川的《深深的山谷》中男主人公的原型有点近似余平若，我和小川到热河后，听说他在东北自杀了。余是小川在马列学院的同学，在延安时他与我们住隔壁，看外表就像个大少爷，白白净净的，身体较虚弱，性格也较柔弱。”
一直以来，对男主人公“他”大体是这样评论的：“《深深的山谷》通过一个女人的自述，写出了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满意黑暗的社会，又拒绝改造‘利己主义的根性’，和革命集体格格不入，在尖锐的斗争面前动摇，徘徊以致最后毁灭的悲剧。”“《深深的山谷》对于革命队伍中的知识分子，是一个深深的警戒。”
这种说法，与我最初的阅读感受不完全吻合，但我也说不清楚对这个形象的真实理解。欣喜的是，这个文学形象并没有在时代的演变中退色，而是随着人们对历史认识的深入，闪烁出奇异的光彩，形成了特殊的艺术魅力。谢冕先生2000年重提这首诗时，这样评价：“在《深深的山谷》中，他的思考进入了在严酷环境和严格纪律约束下，知识分子的内心苦闷乃至因渴望自由而绝望的悲剧主题。”可谓一语中的。
今天再读此诗，诗中指导员对“他”的批评——“可惜，这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但也是一个软弱无能的傻瓜。”——就显得过于简单了。“他”是软弱无能吗？自杀是软弱，还是内心的另一种坚硬？“他”究竟是怎样一种人？今天，当我们对现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有了深入反思，这个人物的内涵便彰显出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