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谷》中的“他”，少年时代生活富裕，是个心性“孤傲”“清高”的人。指导员说他是个“有学问”的人，恐怕是指王实味那样一些有某种专长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为什么参加革命？“他”说，是在那个“黑暗社会”找不到出路，带着“一生的抱负”来到延安，寻找施展自己“治世良才”的舞台。可见，“他”来到革命“圣地”，有着清醒的态度和选择。
“他”首先获得了爱情。延安的女性很多，“他”为什么选择了“大刘”？诗中没有介绍女主人公“大刘”的容貌，他说：“我爱你，是因为看透了你的心。”“他”看中了“大刘”“单纯得如同一张白纸”。“他”一定坚信，这个单纯的女性不会对“他”产生多少影响，反而会在“他”的影响下向“他”的人生目标靠近。所以，每当看到“大刘”在“生活和思想上的变移，都引起了他的隐隐的不安和轻视。”而“他”对“大刘”的吸引，则是“长睫毛覆盖着一双锐利的大眼睛”“文雅而大方”的举止。让人从“锐利的大眼睛”中看到了某种“警觉性”与“不可塑性”，这便是“他”的出场。男女主人公同时来到革命队伍中，精神起点并不一样。
但是，延安这片“天地”，并没有给“他”多少施展才华的空间。与前线比较，只能让“他”感到相对的“自由而平静”，“至少不会受到嘲弄”，还能保有一定的自尊。可是，当客观环境发生了变化，要有一个新的选择时，他的个人价值目标与实现可能性的矛盾爆发了。
“组织上把我们分配到前线”，大刘“慨然同意了”，“他却默默无言。”“他”看到“我要当个女游击队员”激动的样子，“眼睛斜视着我，睫毛微微翻动，”带着讥讽“我”的神情说：“你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世界绝不是如你想象的那样光明。”前方，“没有知识分子的荣耀，会冲锋陷阵的，才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女主人公“大刘”马上说：“我断定他这是懦怯和动摇，我骂他这是卑鄙的个人主义。”
“他”果真如“大刘”所说的懦怯和动摇吗？今天看来，非也。他内心有着极大矛盾，这矛盾就是他的人生价值与革命对“他”的要求的冲突。这种冲突起初是以“他”同女朋友的矛盾表现出来，他用感情的妥协弥补着。但是爱情毕竟不能替代他的价值认知。所以他只能自嘲：“我长的是一颗永远落后的脑袋！”“他”的错误就在于“一匹沙漠上的马，偏偏想到海洋的波浪上驰驱。”“他”觉得没有找到适合自己实现人生理想的疆场。
本来，知识分子面对“日本兵的野性的喊声”，在民族大义面前，可以也应该做出牺牲。既然已经上了前线，先做民族解放的战士，再做有个人价值追求的知识分子也未尝不可。但是“他”为自己开脱的话让诗歌的内涵具有了另一重寓意。“他”对“大刘”说：“要我用服从和自我牺牲去换取光荣吗？在我看来，那不过是一场太严肃的胡闹。”这个“太严肃的胡闹”的说法是针对不当亡国奴，打击侵略者吗？显然不是！我想以诗人的思想水平，不会让一个知识分子将这么深重的历史灾难与责任指责为“胡闹”。再琢磨一下“他”前面的话：“你是这个时代的真正主人，你安于这个时代，跟它完全调和；我呢，我是属于另外一个时代的人，在这个世界里无非是行商和过客”。“我实在离不开你，但是，你和我之间有天壤之差”。
先不论诗人主观地想说些什么，显然，他所要揭示的矛盾，与其说是在民族大义面前的是非，不如说是男主人公与所在的革命队伍内部秩序的矛盾。我以为，把“反扫荡”当做男主人公与革命冲突的背景，是诗人故意简化了的矛盾环境。那么“他”所指的背景到底是什么呢？正如“他”最后所说：“我怕那无尽的革命和斗争的日子”因为那是“对于我一段没有目的的旅途。”“我有的只是一点对于痛苦的恐怖。我怕在突围中被乱枪打死。”“那无尽的革命和斗争的日子”，难道仅仅是指杀敌的战场？当然不是，主人公参加革命后的主要经历都在延安。难道是指与胡宗南的周旋？显然也不是。历史事实告诉我们，是指革命队伍把自己的人当敌人来斗争的日子。从延安出来的人，怎能忘记“抢救”运动？在延安“抢救”运动中，诗人郭小川夫妇同时被打成特务。同样像白纸一样单纯的郭小川的新婚妻子被当成特务关押了两年半。《山谷》中的“他”还让我想到郭小川的同事王实味。王实味在延安，一度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在中央研究院翻译经典理论著作，又在“轻骑兵”墙报上发表过自己对延安生活的看法和批评。结局怎样呢？王实味没有体会到民主自由天地的“自由”。这个天地把他当做敌人关押起来，又进一步把他当做转移的累赘杀害了。
诗人借男主人公之口想表白“他”卑劣的个人主义的人生观——“所以我才向革命索取对于我的酬劳。我当然也可以支付我的一切，但那仅仅是为了我个人的需要，只有先给我的欲望以满足，我才肯去把英雄的业绩创造”。通篇细读“他”的心理与意志的表白，就会发现：这种有意丑化男主人公的言词，如同一个刻意的、别扭的拼贴，并不自然。联系男主人公自杀前心灵剖白的真实所指，才能体会到这个形象给我们带来的震动。这震动应该是革命年代“另类”灵魂的呼叫。“他”说：“我也不愿去当革命的叛徒，因为，那对于我跟革命一样没有意义。”“他”不会去当叛徒，这对于实现“他”的人生价值、文化人格，是大节问题。在这里，“他”强调的仍是自己的人格价值。
他最后的自杀出于“痛苦的恐怖”，但这种恐怖是“怕在突围中被乱枪打死”吗？不全是！作为有着明确个人理想和奋斗目标的人，用胆小、怯懦、软弱、利己主义概括，就太简单化了。自杀的举动，让我们看到他内心的坚硬，这种坚硬取决他人生与人格价值观的强硬。
《山谷》中“他”的自杀；理论家王实味的被杀；作家萧军当年一气之下离开延安到边远处种地；都让人越发感觉郭小川笔下的男主人公都是胆小、懦弱、私心过重之辈。道不同，不相与谋。“他”在革命队伍中没有找到自己的“道”，“他”知道在对立的另一方政治势力中，仍不会有“同道”。绝望之中，自杀是“他”认定的最好的选择。
作为有着独立意志和人格准则的知识分子，他们可以是革命时代的同路人——这些知识分子有可能把参与政党组织视为实现个人理想的途径，追求理想目标。但是，革命时代，是否允许知识分子以同路人的身份存在，发挥自己的“治世才能”，这恐怕是那个年代不容选择的问题。尤其当一个政党否定知识分子是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将其视为“皮毛关系”中的依附者；同时，党又握有不容争议的绝对权力，那么，坚持“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的知识分子，感到窒息便不奇怪了。正如洪子诚先生所说：“《山谷》是对一个坚持‘个人主义’的革命‘叛徒’的谴责，它表达了这样的个人生活的政治伦理原则：个体的生命要完全地融入‘无限’的历史之中，从而获得与历史相通的灿烂人生。”郭小川确实是想表达这样的革命伦理价值。
在苏俄文学传统中，以“同路人”为文学作品的主角并不鲜见，但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文学创作中，却没有先例。可贵的是，有探索精神的诗人郭小川不但把革命的同路人当成主角来写，而且在刻意批判的同时又流露出几分理解与同情，使这个形象平添了丰富性。郭小川在后来的检查中说：“在写《深深的山谷》时，对知识分子的情调表现了同情……”当时，这样创作是相当冒险、出格的举动。好在这首诗发表后，除了受到臧克家温和的批评外，没有引来上纲上线的批判，给了郭小川继续探索的胆量，他又接着写了一首以革命队伍内部冤假错案为背景的叙事诗——《一个和八个》，触到了那个时代的高压线。终于，在1959年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召开的党员干部扩大会议上，对郭小川进行了七轮批判。“文革”中，郭小川对人说：“我写《一个和八个》是没有经验，不知还有些题材是根本不能动的。”他自己划了一个界限：《白雪的赞歌》不能写了，《深深的山谷》不能写了，《一个和八个》再也不写了，写了要出问题。从文学史的角度看，幸亏郭小川在1956年经验不足，否则，不但《深深的山谷》没有出生的机会，《一个和八个》连锁在抽屉里的机会都没有了。
2010年
王小波的生前身后
王小波的粉丝大约有多少？我说不上来。我在高校教当代文学，每年上课前问及中文系三年级的学生：说一说你所知道的当代作家作品，寥寥数不上十个，却都知道王小波。现在，仍有热爱着、研究着王小波的网站和学习效仿王小波的作者，他们结集出版的书名是《王小波的门下走狗》。
王小波的文集与全集都已经出版，其他名目的选本，还在编辑出版。
有人组织过“重走小波路”的活动，二十多人从全国各地赶到云南集合。参加活动的都想真切地了解、认识王小波。
王小波已于1997年4月去世，他和他的文字为什么还有如此的号召力？
《黄金时代》及其他
王小波说，插队的时候，他遇到了一个很坏的“家伙”，是他的领导，他就编了一个故事，描写他从尾骨开始一寸一寸变成了一条驴，并且把它写出来，以泄心头之愤。后来读了一些书，发现卡夫卡也写了类似的故事，搞得他很不好意思。王小波自幼就喜欢读小说，他说：“我自己对读小说有一种真正的爱好，这种爱好不可能由阅读其他类型的作品所满足。我自己也写小说，写得好时得到的乐趣，绝非任何其他的快乐可以替代。”
王小波的杂文也写得很漂亮，在思想文化领域影响很大。但他说，自己身上总有一股要写小说的危险情绪。可见他是从骨子里热爱着文学，热爱写小说。
他说，“《黄金时代》一篇，从二十岁时就开始写，到将近四十岁时才完篇。其间很多次重写。”在美国匹兹堡大学，他受到著名史学家许倬云教授的指点。后来，许先生把他的小说《黄金时代》推荐给台湾《联合报》发表，并得了大奖。许倬云是这样回忆的：王小波是跟着李银河去匹兹堡大学陪读的，他在中文系选课，那里的课都是教洋娃娃说“你好吗？”“火车站在哪里？”之类，对他没用。他来找我，我建议他，不必随班上课，不如找我聊天好了，注册为“个别指导”。王小波用讽刺、嬉笑怒骂的笔调写严肃的问题。对问题本身的思考方式，是我帮了他忙。我也跟他说，你的文字写得太松、太浪费，要练字练句，他听我的话。他起初不服气，我就把他的文章改给他看，说这些都是浪费的，一句就够了。他服帖了。文章要干干净净。他的文章中不少以下乡当知青的经历为背景，这是最后一个伤痕文学。伤痕文学很多，但是留下来的很少，他的留下来了。后来，王小波有篇文章，我看不错，就推荐到《联合报》，得了奖。第三年，他得了《联合报》中篇小说奖，两个奖加起来当时是台币二十几万，在大陆是四五万人民币，颇能派上用场，他就不用工作了。这对他后来的写作很有帮助，他是较早用电脑写文章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