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谈论艺术的时候，无论如何总是离不开人。字如其人，风格即其人，作字先做人，等等。可见归根结底是人。有了某一种人，才有了某一种风格。在古代，由于材料的缺乏，我们看不见富有个性的普通人。自中世纪以后，人的个性渐渐明显起来。鲜明的个性是人对自身的认识，对人的尊严和价值的认识，是人类的觉醒。正当欧洲文艺复兴的伟大运动蓬勃展开的时候，中国的士人和平民也开始觉醒。所不同的是，欧洲的文艺复兴引出了人本主义、人道主义、民主主义和资产阶级革命，而中国士人的觉醒则被清朝文字狱彻底镇压下去了。这就是傅山所处的时代，或叫做历史背景。所以傅山和他同时代的一大批精深博雅才气横溢的学者一样，各人演出了各自的悲剧。虽然各有不同，但是毫无例外的都是悲剧。这都是时代使然，谁也无可奈何。在血腥的高压之下，士人遭到屠杀，个人尊严遭到践踏，个性受到蹂躏，民族的自尊自信受到彻底的摧残。所以说，这不仅是傅山等人的个人悲剧，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悲剧。正因这是一个悲剧的时代，所以我们看到了数不尽的英雄。单就文化艺术方面来说也是一样，明末清初的这个时间里，有成就的艺术家个个都是英雄。正是因为有了真正的英雄，才有了真正的艺术。正是因为有了独特的人，才有了独特的艺术风格。或者换一个较为具体的说法，正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之下，产生了极端痛恨庸俗的高雅之士，于是才有了高雅的艺术以及崭新的艺术风格。这一点，在书法上尤其明显，尤其突出。
现在开列一个名单，可以从中看出明显的时代的界限和艺术风格同个人的联系。
徐渭：1525年生—1593年卒，艺术家。
李贽：1527年生—1602年卒，哲学家。
董其昌：1555年生—1636年卒，书法家。
张瑞图：万历进士，天启大学士，附魏逆赎为民。
黄道周：1585年生—1645年卒，书法家。
王铎：1592年生—1652年卒，书法家。
倪元璐：1593年生—1644年卒，书法家。
张岱：1597年生—1689年卒，文学家。
朱之瑜：1600年生—1682年卒，思想家。
阎尔梅：1603年生—1679年卒，诗人。
傅山：1607年生—1684年卒，书法家。
吴伟业：1609年生—1671年卒，诗人。
黄宗羲：1610年生—1695年卒，历史家。
顾炎武：1613年生—1682年卒，思想家。
王夫之：1619年生—1692年卒，思想家。
金圣叹：1619年生—166l年卒，思想家。
朱耷：1626年生—1706年卒，画家。
朱彝尊：1629年生—l704年卒，经学家。
阎若璩：1636年生—l704年卒，经学家。
蒲松龄：1640年生—1715年卒，文学家。
道济：1641年生—1718年卒，画家。
从徐渭卒年（1593年）至道济（石涛）生年（1641年），相距只有四十八年。生在当时的八十岁的人，可以先前见过徐渭，此后见过石涛。
首先说董其昌。他虽然生得略晚一些，但是他是属于在他以前的那个时代的最后一人。那是一个吃喝玩乐的时代，腐化堕落的时代，《金瓶梅》的时代。在政治上是严嵩、海瑞们的时代，哲学上是王守仁的时代，艺术上是唐伯虎的时代。无论董其昌的才气多高，声名多么显赫，他比唐伯虎等人更纤弱、更柔媚、更庸俗。由于政治上和思想上极端腐朽，所以在艺术上，就连元末明初的以倪云林为代表的那种清新淡雅之中充满孤傲的风格也没有了。对于董其昌的书法，你可以说如何的好，也可以说如何的坏；说好说坏都有根据。但是在明清之际的乱世之中，只有人说坏。然而在康熙以后，由于统治者的大力提倡，董其昌的字曾经大放异彩，其实这正是他不够光彩的地方。在董其昌生活的年代里，新的思想以李贽为代表，新的艺术风格以徐渭为代表，已经在下层形成。但是，董其昌不可能重视、研究并学习这些东西。徐渭只是一个普通秀才，后来是个疯子。李贽当过几天太守，后来当和尚，小拘形迹，也带点疯癫，被诬下狱，死存狱中。而董其昌却是进士，授编修，任侍讲、太常寺卿、礼部侍郎、礼部尚书，致仕而后卒。他不但青云直上，而且特别讲究享乐，也可以说是特别庸俗，并且他一点也不疯癫。他的身世和地位，不允许他重视并研究李贽的思想和徐渭的艺术。所以说他是唐伯虎阵营的最后一人。
现在我们从明亡（1644）时刚满十八岁的人这里画一条线，即从朱耷以后，中国历史进入了前所未有的最黑暗、最愚昧、最落后的时代。中国落后于西欧，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历史学家们曾经做过许多努力，企图证明清兵入关和满族入主中原是符合历史规律的，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如果这是对的，那么，认识这个必然性，确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情。无论清朝的皇帝和官僚做过多少好事，也无法补偿愚昧落后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损失。社会黑暗到极点，哲学不能谈，政治不能谈，科学技术也不能谈，朱彝尊作《经义考》，阎若璩作《古文尚书疏证》。从这里开始，知识分子钻进了故纸堆。经学、史学、文字训诂、音韵、考证之学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出现了一大批卓越的学者。他们本身是漫无目的的，然而却给后来对中国古代史作科学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无可辩驳的依据。自蒲松龄之后，开始了一种仿佛是脱离政治而实际是同政治对抗的文学运动。蒲松龄之后紧接着就是洪[]、孔尚任、吴敬梓和曹雪芹。这正是同政治对抗的结果。
这个时间，有所谓“生降死不降，男降女不降，妓降优不降”之说（见马叙伦著《读书续记》卷一）。你只要活在世上就必须投降，死后入殓时才可以换上明朝的服装。男降是梳了辫子，女不降是依然缠足。妓女穿起了旗装，唱戏的在戏台上依然是明朝的衣装。对于整个民族来说，是够惨的了。绝大多数人都投降了，极少数人逃避起来。只有两个人是例外，他们是既不能投降，也无处逃避。他们就是朱耷（八大山人）和道济（石涛）。他们两位都姓朱，都是明朝的宗室后人，根本无法同清朝妥协，所以都当了和尚。朱耷自号“驴汉”，石涛自号“瞎尊者”。朱耷晚年疯癫，门上书一“哑”字，见人不说话。石涛晚年下落不明，不知所终。他们的天才像宝石一样，发出永不磨灭的光芒；他们的性格也同宝石一样，坚硬无比。他们不仅骄傲异常，而且顽固到底。于是他们做了傅山这个时代的殿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