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指引下，在各根据地政府领导下，广大文艺工作者经过共同努力，解放区形成强大的工农兵文学潮流。随着《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深入人心，根据地的群众文艺运动蓬勃开展起来，许多农村建立了俱乐部，组织业余剧团，开展多种形式的文艺创作和文艺宣传活动。既有秧歌、鼓书、梆子戏、上党官调、小花戏、发簧等民间样式，也有话剧、歌剧、诗歌、活报剧等新形式，不拘一格，活泼多样。新秧歌运动产生了《兄妹开荒》《夫妻识字》《大家好》等一大批有影响的作品。诗歌方面出现了一大批民歌民谣，如《东方红》《平型关》《百团大战》等。戏曲方面以《逼上梁山》为代表的评剧改革和地方戏曲的改革取得明显的成就。曲艺方面毕革飞的快板诗和王尊三的鼓书都有较大影响。此外，其他文学样式创作的作品也大量出现。
随着群众性文艺运动的开展，作家的精神面貌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为贯彻落实《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广大文艺工作者纷纷深入基层，深入生活，深入工农兵。他们在长期与工农兵同生死共患难的艰苦战斗中，打成一片，思想感情发生了根本变化。与群众关系从客人转变为自己人，真正把立足点转移到工农兵方面，转到了沸腾的群众生活中，创作出一批反映边区人民战斗生活的作品。这些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形成了一种清新健康的创作倾向。其一，从作者的创作思想看，他们能够自觉地实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为工农兵创作为工农兵服务。其二，民族、阶级的斗争与劳动生产成为压倒一切的主题，呈现出乐观主义与理想主义的勃勃生机。其三，民间文艺形式成为这时期文艺作品的正宗样式，被赋予新的内容走上了文艺舞台。其四，文学语言发生了巨大变化，“五四”新文学以来的欧化语言为新鲜活泼、富有表现力的老百姓的语言所代替。
与贯彻落实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紧密联系的是马列主义文论的介绍和学习，这也是工农兵文学思潮兴起一个重要内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期间，《解放日报》等报刊连续译载了恩格斯·拉法格、列宁等人关于文艺问题的论述，1942年7月《晋察冀文艺》刊登《高尔基的美学观点》《列宁与高尔基》等文章，着重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主要观点，介绍了文艺党性原则、文艺为千百万劳苦大众服务的思想、作家深入生活、遵循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进行创作以及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塑造等。文艺工作者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的历史，认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大贡献，深入学习理解《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同时，把学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同创作实践相结合，坚持革命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创作出更多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的文学作品。
工农兵文学运动发展的显著成果是“新的人民文艺”的全面丰收，它集中体现在《中国人民文艺丛书》的编纂与出版发行。1938年春夏，由周扬主持编纂《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先后参加编选工作的还有柯仲平、陈涌、康灌、赵树理、欧阳山等人。这套丛书选编了解放区历年、特别是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的各种体裁的优秀作品。丛书共收入戏剧作品（包括秧歌剧、新歌剧、话剧、新平剧、新秦腔等）二十七种：鲁迅艺术学院集体创作、贺敬之和丁毅执笔的《白毛女》，傅铎的《王秀鸾》，魏风、刘莲池的《刘胡兰》，阮章竞的《赤叶河》，延安平剧院集体创作的《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马健翎的《血泪仇》《保卫和平》《大家喜欢》《穷人恨》，柯仲平的《无敌民兵》，阿英的《李闯王》，杜烽的《李国瑞》，刘沧浪、鲁煤等的《红旗歌》，胡丹沸等的《把眼光放远点》，王大化、马可等《兄妹开荒》，王血波、王莘等的《宝山参军》，鲁易、张捷的《团结立功》，周而复、苏一更等的《牛永贵挂彩》，胡可改写的《战斗里成长》，晋冀鲁豫军区文艺工作团等的《王克勤班》，华北抗敌剧社集体创作、刘佳执笔的《不要杀他》，延安桥镇乡群众秧歌队集体创作的《货郎担》，山东文协实验剧团集体创作、贾霁和李夏执笔的《过关》，平原的《红灯记》，陈其通的《炮弹是怎样造成》，高介云等的《改变旧作风》等。通讯报告七种：周而复等的《诺尔曼·白求恩片断》，刘白羽的《光明照耀着沈阳》，华山的《英雄的十月》，丁奋等的《没有弦的炸弹》，韩希梁等的《飞兵在沂蒙山上》，周元青等的《解救》，郑笃等的《英雄沟》。小说十六种：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欧阳山的《高干大》，柳青的《种谷记》，草明的《原动力》，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王希坚的《地覆天翻记》，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柯蓝的《洋铁桶的故事》，邵子南、孙犁、秦兆阳等的《地雷阵》，刘白羽等的《无敌三勇士》，孔厥、束为、方纪等的《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王力等的《晴天》，俞林等的《老赵下乡》，鲁煤等的《双红旗》。诗歌五种：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田间的《赶车传》，萧三、艾青、王希坚的《佃户林》，阮章竞、张志民的《圈套》，工农兵群众创作的《东方红》。曲艺作品二种：韩起祥的《刘巧团圆》，王尊三等的《晋察冀的小姑娘》。
《中国人民文艺丛书》是解放区文学创作的第一部大型文学丛书，是对解放区文学创作的全面检阅，是工农兵文学运动实践的具体展现，是解放区广大文艺工作者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指引下取得的丰硕成果。周扬认为：“文艺座谈会以后，在解放区，文艺的面貌、文艺工作者的面貌，有了根本的改变，这是真正新的人民的文艺”，“由于得到毛泽东同志正确的直接指导，由于人民军队与人民政权的扶植，以及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改革的配合，革命文艺已开始真正与广大工农兵群众相结合”，“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坚决地实践了这个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经验证明了这个方向的完全正确”，“新的主题、新的人物像潮水涌进了各种各样的文艺创作中”，“民族、阶级的斗争与劳动成为了作品压倒一切的主题，工农兵群众在作品中如在社会中一样取得了真正主人公地位”，“在形式方面也自然和它相适应地有许多新的创造”，在语言上“做到了相当大众化的程度”，同“自己民族的、特别是民间的文艺传统保持了密切的血肉关系”。郭沫若指出，在解放区“由于在毛泽东思想的直接教育之下，由于许多文学艺术工作者的积极的学习和工作，从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解决了‘五四’以来未曾解决的问题，文学艺术开始做到真正和广大的人民群众相结合，开始做到真正首先为工农兵服务，从内容到形式都起到极大的变化”。
2001年3月
解放区文学的新气象
在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指引下，解放区文艺工作者深入前线、深入基层、深入生活，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工农兵文学运动。他们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斗争中发掘创作的题材，努力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以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风格创作，写出了大量新颖的作品。他们的成绩，标志着“新的人民的文艺”的胜利。
一、赵树理的生平与创作
赵树理（1906—1970），原名赵树礼，出生于山西省沁水县尉迟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赵树理的祖父信奉佛教，父亲是个“万宝全”式的人物。赵树理从小参加村里的八音会，会唱上党梆子，奏各种乐器。1925年，赵树理考入长治的山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在共产党人王春、常文郁等人的启发教育下，接受新文化、新文学，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27年“四一二政变”以后，山西实行白色恐怖，赵树理因地下党员常文郁被捕遭通缉，逃离学校避难，1929年春天被捕，关押在国民党山西省党部的“自新院”，1930年获释后至抗战爆发，长年流浪于太原等地。曾写作《悔》和《白马的故事》，欧化倾向严重。1932年，赵树理发表长诗《歌生》，标志他的创作开始转向大众化、口语化。赵树理提出“夺取封建文化阵地”的口号，立下“宏誓大愿”，不做“文坛文学家”，“只想上‘文摊’，写些小本子去赶庙会”。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赵树理由太原回到家乡，参加了牺盟会，并于同年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长期在太行山抗日根据地从事抗日宣传工作，发起成立了“通俗化研究会”，倡导通俗化、大众化的文学。受《讲话》的鼓舞，他写出了《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小说，成为解放区文学实践工农兵方向的一面旗帜。
《小二黑结婚》是赵树理的成名作，写于1943年5月，同年9月由新华书店出版发行。彭德怀题词：“像这样从群众调查研究中写出来的通俗故事还不多见。”小说出版后，获得众多读者的喜爱，仅在太行区一地就销行三四万册，引起轰动效应。此后，还不断被改编为曲艺、戏剧和电影，影响深远。
《小二黑结婚》叙述的是农村中的一对青年男女为争取恋爱自由和婚姻自主与封建伦理道德思想和基层恶霸势力进行斗争并取得胜利的故事。作品讴歌了青年农民自由恋爱的胜利和农民中新生力量的成长，揭露了封建恶霸势力的罪恶，批判了老一代农民中封建落后的思想及其习惯势力，揭露了封建恶霸势力的罪恶，是一曲新社会、新思想的胜利颂歌。婚姻恋爱是文学的一个永恒主题，但它随着时空的推移而具有不同的时代色彩。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已不同于“五四”时期的“娜拉出走”，1930年代的“革命加恋爱”，而是以喜剧的结局，歌颂了新人物、新社会和新时代，这在新文学史上也是一个重大的变化，正如周扬在《论赵树理的创作》一文中所指出的：“作者是在这里讴歌自由恋爱的胜利吗？不是的！他是在讴歌新社会的胜利（只有在这种社会里，农民才能享受自由恋爱的正当权利），讴歌农民的胜利（他们开始掌握自己的命运，懂得为更好的命运斗争），讴歌农民中开朗、进步的因素对愚昧落后、迷信等等因素的胜利，最后也最关重要，讴歌农民对封建恶霸势力的胜利。”
小说刻画了一批生动、真实而又深刻的典型形象。小二黑和小芹是中国新文学中最早出现的新一代农民形象。他们是小说中的主人，也是生活中的主人，时代的主人。他们不仅年轻富有朝气、心灵纯洁健康和性格朴实开朗，更主要的是具有新时代青年的特质。小二黑是村里“青抗先”队长、民兵英雄，在一次反扫荡中打死过两个敌人，受到边区政府的奖励。小芹是一个活泼大方、端丽秀美的农村姑娘。由于家庭环境和所受教育的影响不同，小二黑表现得较为和善，有时还有些腼腆，而小芹则更为耿直泼辣，但他们反对父母的包办婚姻，反抗黑暗势力的斗争性格是相同的。他们相信人民政权，敢于为实现自己的美好生活愿望而斗争，并把争取婚姻自主的斗争与争取政治上的当家做主联系起来，把个人自由、幸福同革命事业联系起来，最终取得胜利，作者歌颂了青年人的胜利、新政权的胜利，对广大农村青年起到了很大的鼓舞和教育作用。
三仙姑和二诸葛是小说中塑造得最成功的人物形象。两人是具有落后封建意识和陈腐道德观念的老一代农民的典型。一个表现为崇信阴阳八卦，处处迂腐可笑；一个表现为经常装神弄鬼，时时打情卖俏。他们对儿女们的自由恋爱都持反对态度。二诸葛给儿子买了个童养媳，三仙姑把女儿卖给了一个老男人。二诸葛迷信思想和封建意识严重，但他心地善良，本质朴实，往往出于好心只因思想意识陈旧而办错事。如对待儿女的婚事，他认为命相不对不能结合，怕影响一辈子，在事实教育下，终于改变了思想。三仙姑是一个受封建礼教毒害而心理变态的妇女形象，她装神弄鬼，行为放荡，品质粗俗。在对待女儿的婚事上，她是怕小芹妨碍了她与青年后生们的调情与鬼混，甚至颇有“醋意”，所以带有报复心理把小芹卖给年老的旧军官作填房。作家尖锐地嘲讽了她的错误思想和丑言恶行，同时也表现了她的羞耻感和自尊心。二诸葛和三仙姑最终以不同的方式和旧思想旧习俗决裂了。作者通过这两个人物的转变，表现了新社会对封建思想和旧道德旧习俗的彻底否定，从而歌颂了新思想新道德的胜利。
金旺和兴旺是作品中塑造的两个反面形象，是根据地农村封建残余势力的代表。金旺和兴旺是当地的恶霸，干尽坏事，新政权成立时，乘机混入人民政权。他们霸占别人产业、奸淫妇女、乱收粮、私派款。在图谋侮辱小芹并报复迫害小二黑和小芹的恶行暴露后，他被区政府扣押判刑。小说在当时的背景下提出了坏人混入新政权的问题，非常难能可贵，说明阶级斗争的尖锐复杂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