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二黑结婚》具有通俗化、大众化的鲜明风格。首先，在情节和结构的安排上注重故事性，讲究故事的有头有尾，首尾连贯，环环紧扣，波澜起伏，在一个大故事里套几个小故事。其次，善于通过小故事的叙述介绍人物刻画性格。通过“米烂了”的故事来写三仙姑的变态与作假，通过“不宜栽种”写二诸葛的迷信迂腐，并在这些故事的叙述中表现了作者的嘲讽态度与幽默特点。善于把人物形象放到故事的矛盾冲突与直接行动当中刻画，较少心理描写，也不注重肖像的描写，而多用一些传统的烘托手法。再次，小说以清新活泼、地地道道的农民口语为基础，广泛吸收了民间语汇和修辞手法，形成了通俗、朴素、顺畅、机智和明快的语言风格，并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地方色彩。
继《小二黑结婚》以后，赵树理于1943年10月又创作了中篇小说《李有才板话》，同年12月由新华书店出版发行。周扬在第一次文代会的报告《新的人民的文艺》中称它为“反映农村斗争的最杰出的作品，也是解放区文学的代表之作。”《李有才板话》从更为广阔的社会背景上展现了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根据地农村地主与农民之间尖锐复杂的矛盾和斗争，热情歌颂了解放区农民的斗争精神和他们最后的胜利，赵树理在《小二黑结婚》中所显示出来的艺术风格得到更为鲜明突出的表现。
小说以浓重的笔墨描写了农村革命力量的发展壮大，反映了变革时期农村阶级关系的新变化。在共产党领导下，农村民主政权逐步稳固。觉醒起来的农民群众已成为初步具有革命意识的新型农民。在这方面，作品着力塑造李有才的形象，他有强烈的阶级仇恨，爱憎分明，性格坚强。他对地主阶级的压迫既敢于反抗，又善于斗争，在日常生活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没有把握取胜时，他能忍耐，不轻举妄动，细心观察，等待时机，同时还尽量采用一些可能奏效的办法进行斗争。如抛“冷话”、编快板，以幽默风趣的语言表示对地主阶级的不满，表现他的鲜明是非和爱憎。这种快板由“小字辈”人物传开去，就成了揭露敌人的有力武器，使地主阎恒元的阴谋诡计无法得逞。正因为如此，阎恒元才把他看做是眼中钉，决心把他撵走。但这只能是枉费心机，阎恒元是无法遮天的，“小字辈”仍坚持斗争。我们还应看到，李有才的斗争方式是多样的。当他认为时机成熟，有胜利把握时，就同“小字辈”一起采取积极果断的行动，同阎恒元展开面对面的斗争，表现出很高的政治热情和斗争精神。李有才人称“气不死”，是老槐树下的头号“能人”，是农民中的诸葛亮，他真实生动地概括了老一辈农民身上那种顽强的革命要求与务实态度，强烈的反抗意识和遇事不慌、宁折不弯、等待时机怀恨复仇的坚韧性格，这种体现在老一辈农民身上鲜明的性格，在赵树理之前不曾有过，所以李有才形象的出现，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表明中国新文学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小说反映了某些基层民主政权内部的严重不纯的问题，是解放区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李有才板话》中的阎恒元就是封建势力的代表。抗战前他长期把持村政权，抗战期间，阎家山虽然成了抗日根据地，建立了民主政权，但村政权仍然操纵在他手里。他伪装开明、守法，骗得章工作员的信任，他和他的儿子都当上村政权的委员，让他的心腹亲信篡夺了村政权的主要职务。他们骗取了“模范村”的招牌，招摇撞骗，继续为非作歹，捆人打人、罚钱、押地、瞒上欺下，抵制党的减租减息的政策，把阎家山搞得乌烟瘴气。然而，以李有才和“小字辈”为代表的广大农民群众，在县农会主席老杨的组织领导下，经过曲折复杂的斗争，终于识破了阎恒元的阴谋，清算了他们的累累罪行，纯洁了民主政权，使阎家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说明即使在人民已经掌握政权的解放区农村，封建地主势力仍不甘心灭亡，他们为了适应新的环境必然改变斗争策略，采取更加隐蔽、更加阴险的手法妄图维持他们的统治，解放了的农民绝不可放松对他们的警惕性。这在当时具有重大的普遍现实意义。
农村基层政权的建设是解放区的一个根本问题，农村基层政权的严重不纯主要是地方上封建势力的破坏，但也不可否认农民掌握村政权以后面临新的考验与选择，会出现新的问题。赵树理以他敏锐的洞察力，发现农民由民主选举参与村政权的领导工作后，仍有蜕化变质的危险。小说中塑造的陈小元就是一个农民当村干部后蜕化变质的干部形象。陈小元原来也是小字辈里的穷人，在改选村干部时，李有才曾策划鼓动“小字辈”推选他当村干部。但他当干部后，很快被阎恒元拉拢下水，开始变质腐化，如自己不劳动，随意派穷哥们的差等。从陈小元这个形象身上，可以看出赵树理表现生活所达到的高度。他最早提出解放区农民当家做主当干部以后需注意自身改造的问题，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
解放区农村的政权建设及各项工作是依靠党的干部到农村发动群众而完成的，而中国共产党派往农村的干部素质和工作作风就显得尤为重要。在《李有才板话》中，作家通过塑造老杨和章工作员两个形象说明这个问题，章工作员是最早出现的官僚主义者的形象。他对当时农村阶级斗争的复杂性认识不足，存在着严重的主观主义，成了老奸巨猾的恶霸地主阎恒元的保护人。老杨是县农会主席，是一个优秀的农村干部。他具有朴素的阶级感情、鲜明的群众观点、高度的政策水平和敏锐的观察能力，生活上艰苦朴素，工作中任劳任怨。他一到阎家山就弄清了“模范村”的秘密，斗倒了阎恒元，农民获得真正的翻身解放。老杨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出现的优秀党员干部形象。赵树理赞颂了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批评了官僚主义干部，这在解放区的文学创作中具有不可低估的开拓作用。
《李有才板话》突出地表现了赵树理小说创作的艺术特色。从结构的安排看，故事完整，叙述有头有尾，来龙去脉交代得清清楚楚。作者从李有才写起，由他引出了阎家山各种类型的人物，接着叙述了这些人物之间的矛盾和纠葛，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各节之间衔接紧密，形成波澜，曲折发展，并巧妙地通过李有才这个人物贯穿起来。在表现方法上，赵树理把他来之于生活的真实情节和典型化的人物形象结合在一起，并把抒情的描写融化在故事的叙述之中。这就使读者对复杂的现实生活和人物之间的关系一目了然。同时，他还吸收民间通俗文艺和说唱文学的特点，在讲述故事中夹以“板话”这种简洁有力而活泼有趣的艺术形式来深化人物性格和突出事件的意义，还可以省略过程的交代和叙述，从而使小说更为简洁流畅、活泼生动。在语言方面，《李有才板话》在《小二黑结婚》的基础上向前发展，既通俗易懂、质朴流畅又活泼幽默、口语化，都是地道的人民大众的语言。
《李家庄的变迁》写于1945年冬，是赵树理写的第一部规模宏大、篇幅较长、结构复杂的长篇小说。如果说《李有才板话》主要是从村政权建设的局部反映了农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斗争，那么《李家庄的变迁》则是以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至抗日战争胜利的历史为背景，从历史演变的广阔画面反映了农民的斗争过程，揭示了中国农民革命的发展道路，表现了中国农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自己解放自己的重大主题。
这部小说描写了1929年至1945年之间山西农村激烈复杂的阶级斗争和军阀官僚的残酷统治，概括了山西这段时期政治形势和重大历史事件。小说以农民张铁锁为中心，全书的故事情节以张铁锁的悲惨遭遇和最后走上革命道路的曲折历程为线索，形象地描绘了中国农民的翻身历史。张铁锁被地主豪绅和流氓恶棍敲诈勒索得无法在农村生活下去，便只身流浪到太原，为了活命他当了手工业工人。但仍然遭到军阀官僚的欺侮和迫害。后来他遇到了共产党员小常，从此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逐步走上了共产党所领导的武装斗争的道路，小说最后描绘了激动人心的踊跃参军的场面，生动地表现了共产党所领导的农民革命斗争经过曲折发展后的胜利和新的斗争的开始，从而加深了这部小说的思想意蕴。
小说中的李家庄，“不仅代表了旧中国的农村，而且确是代表了受欺诈与压迫最深的山西农村”。在这个闭塞落后的农村仍然呈现着辛亥革命前后的社会风貌。统治这个村庄的是“村长”兼“社首”的土豪恶霸李如珍。他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任意践踏无辜农民，甚至可以私设公堂，草菅人命，致使这个村子成了一个落后、野蛮、残酷的黑暗王国。这期间经过不同派别的反动势力的消长起落，但作为各反动势力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的恶霸土豪，并未因反革命派别的更换而倒台。阎锡山统治时期，李如珍等是阎锡山的忠臣，中央军来了，便成了蒋介石的奴仆；日本兵来了，又变为“皇军”的孝子。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全村群众经过长期、复杂、艰苦的斗争，终于打倒了李如珍这个“不倒翁式”的“土皇帝”。李家庄的斗争和解放，象征着整个山西和全中国的斗争和解放。李家庄的变迁就是根据地的变迁，中国农村的变迁。
小说还通过成功塑造主人公张铁锁的农民形象，反映了一代农民在农村社会现实的变革过程中的不断觉醒和成长。张铁锁是一个忠厚、憨直、善良、勤劳的穷苦农民，他安分守己地过日子，却因砍了一棵自家的桑树而被人诬告，结果弄得倾家荡产，被迫漂泊他乡，屡遭磨难。旧社会把他推向绝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给他带来希望和新生。他在共产党员小常的关怀和启发下，逐渐提高了阶级觉悟，投入了人民革命斗争的队伍，先是参加“牺盟会”，后又参加八路军，在出生入死的战斗中，他成了一名有革命理想的英勇战士，并当上革命政权的区长，成为共产党的基层领导干部，从一个自发反抗的农民变成为一个自觉的革命战士。张铁锁走过的艰苦道路和他在战斗里的成长，反映了中国社会伟大变革中的一代农民的生存和命运，展现了历史的演进和时代的风貌。
《李家庄的变迁》故事情节虽然复杂，规模比较宏大，但作者处理和剪裁得十分恰当，把小说所表现的二十多年的历史分开几个阶段来写，而以主人公张铁锁的活动贯穿始终，结构严谨而紧凑。第一、二章描写民国十七八年间的李家庄，通过春喜霸占铁锁房屋作为主要情节，反映地主残酷地剥削压迫农民。第三、四章，写民国十九年阎蒋中原大战，张铁锁从农村到太原的所见所闻，他与共产党员小常的接触，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混乱和黑暗统治。第五、六章写铁锁回到村里最初的觉醒到他被捕的经历。第七章至第九章表现人民群众在党的组织领导下的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第十章以后写日本人来了，李如珍一伙人变成了汉奸，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处于异常激烈的时刻。最后一章即第十六章，表现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为了保卫胜利果实，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而开始的新的战斗。整部小说条理清晰，真实感人，进一步显示了赵树理小说创作形成的民族化、大众化的艺术风格和创作特色。茅盾曾在《赵树理的小说》一文中指出，这部小说是“走向民族形式的里程碑”。
赵树理在本时期还创作了许多短篇小说，取得显著的成就。这些短篇小说主要反映了解放区的复杂的阶级斗争和新的民主政权建设以及新旧思想的冲突等问题。《邪不压正》《福贵》《地板》等作品，充分地从不同角度表现了党领导农民开展的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邪不压正》是以软英和小宝的婚事为线索描写下河村农民反对地主刘锡元及其同伙的斗争。这斗争前后延续三年，经过了抗日战争的减租减息，抗战胜利后的没收土地、纠正偏差、补偿中农损失等全过程。作者写了这场农村革命的曲折性和复杂性，说明农民的解放不仅要和封建地主阶级的压迫、剥削作斗争，而且也要和农民中的保守、自私、落后以及被剥削阶级的思想所侵蚀而为其效劳的地痞流氓作斗争。《福贵》中主要描写一个被地主逼得到处流浪，声名狼藉，而心里却还保有强烈自尊心和正义感的农民福贵。他原是一个精通农活的能手，戏班中绝少的角色，由于料理丧事欠债，受到地主高利袋的盘剥，终于倾家荡产，被迫逃离家乡，到处流浪，完全堕落。直到地主王老万被打倒，福贵才回到家乡，成为一个具有人格尊严的农民。小说强烈地控诉了旧社会的罪行，表现贫苦农民在新政权建立后人格的复苏与人性的觉醒。《地板》是为说明“粮食是劳动力换的，不是地板换的”这一观点。它所批判的思想，虽然是减租减息时候农村中一些人的偏见，但小学教员王老三用自己的亲身体验所证明的真理却是帮助农民从思想上彻底解放的极好教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