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药蛋派”作家认为“作家应直面现实生活”，应该把锐利的笔触从生活的表层深入到内核，清醒而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既要努力表现新时代新生活中的新事物和光明面，也不掩饰现实生活中尚存在的阴暗面；既要塑造和歌颂人民群众中涌现的新人形象，揭露和刻画反动人物的丑恶灵魂，体现出光明战胜黑暗的必然趋势，也要敢于反映人民内部的矛盾冲突，描写人民群众中的落后人物，对其缺点给以善意的嘲讽和鞭笞，以发挥文学作品教育群众的作用。在生活描写方面突出描写生活中各种复杂的矛盾，构成尖锐的戏剧冲突，以揭示社会问题和反映农村变革。《三里湾》不仅正面反映了两条道路斗争这一主要矛盾，而且围绕这一主要矛盾，还反映了封建思想在农村的影响，反映农民在家庭关系和婚姻问题上的矛盾冲突，如马多寿和马有翼父子之间的矛盾冲突，王玉生和袁小俊夫妻之间同床异梦，矛盾也是尖锐的。《登记》中的艾艾与小晚，燕燕和小进之间的自由恋爱，而两个姑娘的母亲，四处张罗，为女儿包办婚姻，两种思想严重对立，因此引起一场轩然大波，从而揭示出深刻的社会问题。西戎的《灯芯绒》主要通过钱大婶借钱给冬花买灯芯绒，引起钱大婶、钱聚富、马守仁与冬花之间的矛盾。短篇《赖大嫂》中的赖大嫂，在她三次养猪的历史中所揭示的社会矛盾、心理矛盾也是极其复杂和丰富的，由于作家深刻洞察和认识了社会的重要矛盾，才能成功地塑造出赖大嫂这样一个内涵深厚的复杂人物，才能表现出集体主义思想与落后的自私心理的尖锐冲突。
“山药蛋派’文学创作成功地塑造了一批具有民族性格特征和精神风貌的不同类型的农民形象。这里有像小二黑、小芹、李有才、金桂、艾艾等敢于同反动和落后观念做斗争的新一代先进农民形象；有像陈秉正、赵大步等勤劳正直、爱社如家的老一代翻身农民形象；有像二诸葛、三仙姑、福贵、小飞娥、老秦等民主革命时期落后农民的形象；有像小腿疼、吃不饱、糊涂涂、常有理、赵满囤、赖大嫂等农业合作化时期自私保守的落后农民的形象；有像老杨、王金生、田副局长、潘永福等作风朴实、有胆有识的优秀农村干部形象，也有像王聚海、范登高等官僚主义或蜕化变质的农村干部形象。这些形象，极大地丰富和充实了中国现代文学宝库中的农民形象画廊，他们和鲁迅、茅盾等前辈作家笔下的农民形象相比，呈现了新的时代色彩和精神风貌。在这些人物身上，充分体现了中国劳动人民勤劳、勇敢、善良、坚忍不拔等优秀品德，也体现了几千年封建统治和小农经济给部分农民造成的逆来顺受、麻木不仁的精神状态和自私、保守、迷信等民族劣根性，还表现了中华民族长期以来形成的特有的伦理关系和道德规范及其在新时代的发展变异。
“山药蛋派”作家塑造人物，注重人物形象的社会生活原型与创作的典型化的塑造人物的方法。二诸葛、三仙姑、赵满囤、李有才等形象就是这样塑造成的。在刻画人物性格时，“山药蛋派”作家学习和借鉴了中国古典文学的优良传统，不拘泥于精雕细刻的“形似”，不作大段孤立静止的心理剖析和主观评述，不加渲染、衬托，而是强调人物的“神似”，强调其行动性，将人物放在一定矛盾冲突和故事发展中，通过人物自己的语言、行动来客观地展现其思想性格；并且抓住最能表现人物性格特征的生活典型细节，以最简练而生动的语言，用白描的手法来予以勾画，寥寥几笔，神情毕肖。例如《小二黑结婚》中对小芹这个形象的塑造：“小芹今年十八了，村里的轻薄人说，比她娘年轻时候好得多。青年小伙子们，有事没事，总想跟小芹说句话。小芹去洗衣服，马上青年们都去洗；小芹上树采野菜，马上青年们也去采。”这里没一句正面写到小芹长得如何漂亮，对小芹的美貌没有静止的描摹，而只是通过叙述语，在小芹与她娘的比较中，在男青年们对她的喜爱的表现上，烘云托月地表现了小芹出众的美貌。这种塑造人物形象的手法，长处在于可以使读者任意驰骋自己的想象力，使人物形象在读者的想象中达到更加完美的程度。另外，给人物起绰号，这也是“山药蛋派”作家从古典小说和农民中间学来的一种刻画人物的妙法。这些绰号往往概括了人物最突出的特征，显得生动、形象、贴切、幽默，体现了作家对人物的褒贬之意，能收到以一当十、事半功倍的效果。如“气不死”“老牛筋”“铁算盘”“笑面虎”“三年早知道”等。
塑造人物注意人物的多样性。“山药蛋派”作家，对于农民作为小生产者走上集体化道路以后社会主义改造的长期性和艰苦性，有充分的认识，这反映在他们所塑造的背负因袭重担、在时代推动下前进的各种类型的落后人物或处在转变过程的“中间人物”身上。比如“小腿疼”“吃不饱”“赖大嫂”，他们的性格相近。落后自私、撒泼耍赖。她们虽然最终受到进步力量的批评，并有所克制，但都并没有在结尾给以简单化的彻底改变的处理。这说明这个流派作家对生活深入体察、对人物思想逻辑的尊重。还比如赵树理笔下的小飞娥、糊涂涂、常有理，马烽笔下的赵满囤，束为笔下的田木瓜等，都塑造得丰满逼真可信。至于塑造新人物，“山药蛋派”作家们也有他们的独特之处。在他们笔下的新人物朴实、自然、真切，毫无矫揉造作气息，他们都是从人物所处的现实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在他们的身上有着厚实的生活依据，没有“拔高”的痕迹。如《“锻炼锻炼”》中的杨小四、《套不住的手》中的陈秉正、《我的第一个上级》中的老田、《老社员》中的贺老栓、《灯芯绒》中的巧媳妇等，都是普通人，但都是丰满的，有个性的，同时又有强烈的时代感。
“山药蛋派”在塑造人物时，总是把人物置于冲突之中，通过人物的言行展现形象性格，很少进行冗长的心理描写和环境描写。胡正《汾水长流》中的郭春海在农业合作化过程中表现的优秀品德、独特性格都是在与刘元录的矛盾中体现的，通过典型的情节描绘突现出来的。孙谦的《伤疤的故事》中的杨小凤，是个善良美丽、羞涩的姑娘，作家在刻画她的性格时，不用心理和外部描写，只是在和姐姐、姐夫的错误言行的矛盾冲突中，随着矛盾的发展，故事的推进，与陈友德之间心心相印的认识过程，写了她的果敢行动，从而表现出来的她的泼辣、正直的性子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新时期以后，这个流派的老中青作家在人物刻画上都有明显的变化，如重心态揭示、景物描写等。虽然老作家如马烽、西戎、束为、胡正等还是一如既往沿着民族化、大众化的道路前进，保留自己的流派风格，但他们新时期的作品都有一定变化，如马烽，用故事烘托人物的笔法就不多了，他不再追求强烈的渲染，而讲究情理、真实，文笔细密深沉了，从真实中看性格。如《结婚现场会》中的老牛筋，一言一行都看出是实实在在的，没有套式语言，入情入理。胡正在新时期写的《几度元宵》，改变了以写故事为主，在事件中写人的写法，而是为揭示人物性格和命运而设置故事的方法，并注重心理描写和写景状物的手法。束为在新时期创作的《吕兆九小传》，对吕兆九的刻画语言凝练，极富独特的表现魅力。
（三）民族化、通俗化、大众化的艺术品格
为了更好地为农民服务，“山药蛋派”作家特别重视文学的民族风格，大力倡导民族化、大众化，主张以民族的审美习惯和农民群众的审美心理为创作的出发点。在作品内容上，要写出农民群众最熟悉最亲近的生活，反映中国农村特有的风土人情，强调地方特色和泥土气息，在艺术形式上，他们向中外文学传统特别是向民间文学借鉴创作经验，从群众生活中汲取语言养料，创造出一种新鲜活泼、通俗易懂的、为人民群众尤其是农民喜闻乐见的文学形式和语言。
“山药蛋派”的民族化、通俗化、大众化特色，在艺术上主要表现为下述几个方面：
1. 鲜明的地方特色和浓郁的泥土气息。
“山药蛋派”文学创作的题材来源，都是叙写山西太行山、吕梁山、汾水流域以及雁北和晋南广阔的农村社会风貌、自然风光，描写农民的生产方式、生活状况和生存样态。阎家山的减租减息与改选村政权，李家庄农民的翻身解放，吕梁山的战斗场景，太行山的风云变幻，黄土坡的婆姨们的勤劳致富，彰显出浓郁的三晋特色与黄土气息。农村农民的日常生活，父子弟兄、婆媳妯娌、亲朋邻里间的矛盾纠葛，婚丧嫁娶，衣食住行、春种秋收的方式和习惯，无不浓汁厚味地反映出来。读着这些作品，便会觉得一股乡土气扑鼻而来。与此相关，“山药蛋派”作家塑造的农民形象都是地地道道的土生土长的农民，如小二黑、小芹、李有才、常有理、赵满囤、赖大嫂等等。他们举手投足的神情动作，语气腔调闪露出来的是纯粹农民式的气质，这与此前“左翼”作家所写的外在是农民、内里是知识分子的农民形象不同，也区别与同时代的写农民的作家。像梁斌笔下的“燕赵豪侠”朱老忠、周立波笔下的“关东硬汉”赵玉林，柳青笔下朴实、倔犟的秦川后生梁生宝等。“山药蛋派”塑造的农民形象更多地带有山西农民敦厚老诚、机智幽默和乐观自在的特点。
2. 民间文艺为主格的艺术特色。
“山药蛋派”作家都是农村出生土生土长的农民，他们非常谙熟农村流血的民间文艺，大都是民间文艺的能手。他们也深知农民喜欢的娱乐方式，农村盛行的文艺样式。这些因素影响决定了“山药蛋派”作家文学创作呈现的民间文艺本色。农民喜欢故事性强的作品，“山药蛋派”作家就讲故事，通过讲故事来刻画人物，表现主题。他们创造性地运用中国古典章回小说和民间说唱艺术中的一些结构方法，故事情节线索单纯、有头有尾、大团圆结局。起先开门见山，“从头说起”，交代人物的身份和事件的缘起；然后“接上去说”，按照事件发展的先后顺序，一步步自然顺当地叙写；最后再交代事件的结局和主要人物的下落，结构很完整。在安排故事时，有时是以人引事，有时是以事带人，有时用一个大故事包孕许多小故事，小故事之间又环环相扣，毫不脱钩。为了保持故事情节的连贯性，他们往往不作过多而单纯的景物和环境描写，或者将这些描写融化在故事发展和人物行动中，通过人物的眼或口表现出来。为了增强结构的完整性，他们往往选择一些具有代表性的道具或信物，插入作品的不同位置，互相照应，使作品浑然一体。为了使故事情节更加生动活泼，他们往往穿插一些生动幽默的快板，或者埋设一些“扣子”造成一种悬念，然后再适时解扣，收到引人入胜的效果。由于这些结构方法的运用，就使得山药蛋派小说的民族性突出，故事性很强，非常适合我国农民群众的欣赏口味。
新时期以后，他们创作的结构艺术有所变化。如束为写的散文《吕梁小夜曲》《在阳光雨露下》《月光下的狂欢》等情景交融、借物寄情，创作风格与以前有较大变化。西戎创作特点有自己的独特之处，比较倾向描写心态，“以人物带事件”，新时期以后如《在住招待所的日子里》《春牛妈》等短篇，具有上述特点外，又平添了思辨、凝重和深沉的特点，有的作品在灼热与冷峻的奇妙结合中，产生了振聋发聩的艺术力量。马烽和孙谦在新时期的一系列电影创作中出现了更深刻的变化。
3. 质朴明快、通俗流畅、生动传神和幽默风趣的语言风格。
“山药蛋派”作家们主张作品要让识字的农民读得懂，不识字的农民听得懂。作品的语言“要照着原话写，写出来把不必要的字、词、句尽量删去，不连贯的地方补起来。以说话为基础，把它修理的比说话更准确、鲜明、生动”。“山药蛋派”作品没有欧化式或半文半白式的夹生语言，而是成功地借鉴运用了农民群众的口语，不仅人物对话是个性化、口语化的，而且作家的叙述语言也是口语化的。他们在借鉴运用农民口语时，并不全盘照搬方言土语，而是经过筛选、提纯、改造，剔除了口语中那些生僻的、庸俗的字词。汲取了健康、活泼、生动、风趣的美的语言，这样就使得他们的语言朴实而有文采，敦厚而又机智，庄重却很风趣，严肃中又常常流露着诙谐、讥讽的锋芒。例如孙谦在《村东十亩地》中是这样描绘地主“活财神”的：“他时时刻刻打算盘，生法子捉弄人。……他和你耍笑脸，笑脸后边藏着杀人刀，他给你下软蛋，软蛋后边就是‘顶心锤’。”非常通俗、具体、生动、形象，三言两语，神形皆出。西戎的《谁害的》描述区妇女委员高桂莲为打通一个老太太的封建思想，给她叙述旧社会包办婚姻的悲剧，用的全是群众拉家常说故事的口吻，整个作品找不到一个农民老太太听不懂的词，字字入耳，句句中听。赵树理在《“锻炼锻炼”》中对“小腿疼”的描写，先说她腿疼“疼得有点特别”，然后写“吃不饱”“一顿把小腿疼说得腿也不疼了，挺挺挺挺就跑到社房里去找杨小四”，又写她“说完了抽身就直走，跑出门去才想起来没有装腿疼。”这些文字表现了“小腿疼”行为和思想的矛盾，饱含诙谐与讥讽。又如《李有才板话》开头一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