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家山有个李有才，外号叫气不死。这人现在有五十多岁，没有地，给村里人放牛，夏秋两季捎带看守村里的庄稼。他只是一身一口，没有家眷。他常好说两句开心话，说是“吃饱了一家不饥，锁住门也不怕饿死小板凳”。村东头的老槐树底有一孔土窑还有三亩地，是他爹给留下的，后来把地押给阎恒元，土窑就成了他的全部产业。
赵树理的连珠妙语更多表现出语言的风趣与智慧，而读到下面马烽在《饲养员赵大叔》中对赵大叔的描写时，又会感到作品语言的幽默与洒脱。作品是这样描写的：
正在这时，从门外撞进一个老汉来，看起来有六十多岁了，但胡子却刮得光溜光，头上戴着顶呢子鸭舌帽，脚上穿着对旧皮鞋，身上却是老庄户人家的打扮——蓝布袄，蓝布裤，腰里扎着条白布腰带。他一进门就对着社长直嚷嚷：
“我不干了，要到太原另找工作去！辞职，准不准？说话！”
“不准！”甄明山满不在乎地说。
这老汉马上把帽子脱下来，举在手上，唱道：
“听他人言不由人怒发冲冠，好一似烈火上又把油添，好恼，呀，呀，呀，……”他一面唱，一面还学着须生的架势，又吹胡子，又甩袖子。引得我们都大笑了，女会计用手绢擦着笑出来的眼泪，说道：
“赵大叔，你每天要来捣一阵乱，把人的头都吵昏了！”
“怎么？秀英，昏了？”赵大叔连忙坐到椅子上，闭起眼睛，学着旦角的腔调，呶声呶气地唱道：“我昏昏沉沉一梦中，耳缝里忽听有人声……”
由于“语言大师”赵树理的带头和影响，山药蛋派作家在文学语言的口语化、大众化方面成绩斐然，为丰富汉民族的文学语言做出了突出贡献。
四、贡献与局限
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药蛋派”对中国新文学史作出了重大贡献，笔者以为如下几点。
（一）“山药蛋派”的文学创作是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农村社会变迁和中国农民生存状态的一面镜子。
“山药蛋派”处在新旧交替、革故鼎新的变革时代，他们的创作反映了中国农村土地改革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中国农村改革开放的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景观，表现出了中国农村新与旧的交锋，真善美与假恶丑的较量；既有对侵略者的战斗，又有对欺压者的抗争；有胜利的喜悦，也有失败的苦痛。他们的作品描述了中国农村历史变迁的尖锐性、复杂性和曲折性。是那样真实、可信、感人。
“山药蛋派”的文学作品反映了中国农民的生存状况，塑造了一批真正的农民形象。这些形象从思想、情感、习性、气质到思维表达形式、生存方式都具有地道的农民特质。这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功不可没。
（二）“为农民服务”的“人本主义”文学思想。
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山药蛋派”是一个从始到终的、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的文学流派，这在新文学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他们从文学描写的客体对象，到创作塑造的审美形象，直至阅读者都是以农民为对象。赵树理提倡的“问题小说”“劝人文学”“扎火针”的文学观；马烽等人提倡“新、短、通”，都是想方设法为农民服务。他们的作品既反映了农民生存的现状，又表达了农民的思想情感、理想期盼，其根本点，就是为人的幸福、自由、尊严而创作。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们人格力量的震撼。赵树理在这方面达到了极致。他在危难时刻，不顾个人安危，为农民鼓与呼，他写“顶风文学”替农民讲话，伸张正义，追求真理，与农民共存亡，可谓感天动地可歌可泣。
为农民是“山药蛋派”的活力所在，追求为人的幸福、自由、尊严是“山药蛋派”的生命所在。“为农民服务”的“人本思想”是“山药蛋派”的文学精魂。
（三）复兴民间话语。
弘扬民间文艺，提升民间文艺的品位，使民间文艺登上文学的大雅之堂，是“山药蛋派”的又一突出贡献。中国新文学发展的路向，一个是“西化”学习西洋文学，建构新文学。另一个是继承传统文学和民间文学，促进新文学的发展。如果说鲁迅、郭沫若以及“文研会”“创造社”等一批先驱，为中国文学同域外文学接轨作出伟大贡献，那么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药蛋派”则为中国新文学继承传统文学特别是继承和弘扬民间文艺方面作出重大贡献。他们一方面创造性地利用民间文艺样式，创造了新文学的新品种“评书体小说”“新章回体小说”等，另一方面扩大、改造民间曲艺和地方戏剧促使其登上大雅之堂；同时他们还学习借鉴西洋的文学样式，同民间文艺相融合，创造了农民式的话剧、电影。可以说“山药蛋派”弘扬提升民间文艺给中国新文艺注入了活力，激活了中国新文艺的民族化、现代化的发展，使其更鲜活、新锐、富有生命力。
当然，由于时代、群体及个人等方面的原因，他们的文学创作也存在局限与不足。他们虽然身处中国农村翻天覆地的大变革时代，而文学创作还缺少反映农村社会面貌和农民生产生活状况的史诗式的鸿篇巨制。他们虽然塑造了许多个性鲜明的艺术形象，但从总体看，仍存在着重故事轻人物的创作现象，有些人物形象性格不够丰满、内涵不够深厚。由于过分强调文学的功利性，明显为了配合中心任务，文学创作有图解政策，概念化的特点，影响艺术感染力。“山药蛋派”重视向中国古典文学和民间文艺优良传统学习，对外国文学创作经验的借鉴较少。以上这些不足，虽然只是局部的或阶段性的，但却不容忽视。山药蛋派的辉煌已成为过去，但它作为文学史和文化史的宝藏，有待人们继续挖掘与探究。
1999年3月
抗日沙场战友救亡文坛同俦
——略述抗战烽火中的“晋绥五作家”
体现山西抗战文学辉煌成就的作家队伍大致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以丁玲、周立波等人为代表的从全国奔赴山西抗战前线的许多文学团体、机构的著名作家，他们创作的大量文学作品，是山西抗战文学成就的主体部分。另一部分是以赵树理、穗青等人为代表的山西本土作家，他们按照地域性质分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阎锡山统治的国统区（二战区）两部分人，国统区作家主要有穗青、姚青苗、张李纯等人，他们的作品在国统区产生过一定影响。抗日根据地的作家主要有晋冀鲁豫边区的赵树理和晋绥边区的“晋绥作家”等，他们在山西抗战文学的重要成就，影响深远，彪炳史册。
“晋绥五作家”亦称“晋绥五战友”，即晋绥边区马烽、西戎、李束为、孙谦、胡正五位作家，他们是晋绥作家群的核心作家。晋绥作家群是在晋绥边区（曾称晋西北）文联领导下形成的文学创作群体，是一个有明确的理论倡导、有丰硕创作成果、有一批文学理论批评家与作家的文学实体。文学理论批评家有周文、亚马和卢梦，他们也是这个群体的发现者、扶持者与领导者。而马烽、西戎、束为、孙谦和胡正则是这个文学群体的主要代表作家。
“晋绥五作家”在抗战时期创作了大量小说、戏剧、秧歌剧、民间故事和通讯报告文学等作品，如马烽的《第一次侦察》《张初元的故事》等，西戎的《我掉队以后》《头一次参加奋勇队》等，束为的《苦海求生记》等，孙谦的《我们是这样回到队伍里来》《兄弟》等，胡正的《碑》和《民兵夏收》等。尤其是马烽、西戎合写的《吕梁英雄传》，1945年在《晋绥大众报》连载时，在晋绥边区掀起了“吕梁英雄热”，到1946年下半年在重庆《新华日报》上连载，引起国统区的极大关注。《吕梁英雄传》堪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民抗战的一部不朽史诗，为章回体长篇小说的创作开辟了一个人民时代雄伟壮丽的新天地，为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民族化、大众化掀开了新的一页。
“晋绥五作家”在自然地域、人生经历和文学创作方面呈现出非常鲜明的特征。晋绥五作家是在山西土生土长、靠边区领导扶持而成长壮大的。他们五位作家，除李束为祖籍山东，青年时代来到山西外，其余马烽、西戎、孙谦、胡正都是土生土长的山西人。马烽曾说：“晋绥边区是个穷苦地方，文化相当落后，文学队伍更为薄弱，从延安到各抗日根据地的作家，路经这里的不少，长期留下来的却没有，于是党委就决定发现培养土生土长的作者。”他们虽然大都是小学高小的文化程度，却得以在晋绥边区成长为作家，这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五位作家都出生在农村，他们对农村非常了解，对农民有天然的浓重感情。他们从小受到民间文艺的熏染，非常熟悉农村文化。抗战爆发后，他们先后参加抗日救亡工作，1940年又一起到延安，在“鲁艺”“部艺”学习深造，共同沐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这些共同的人生历练是“五战友”成为“五作家”的共同的坚实基础。
相同的地域、政治、文化语境，相仿的出身、经历、艺术修养，相近的文学观念、审美追求和创作实践促使“晋绥五作家”形成了相近的文学创作特色，他们忠实地实践着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体现的文艺思想，主张“文学为农民服务”，他们的作品真实地反映了山西的抗日救亡斗争生活，基本形成了民族化、大众化、通俗化的审美品格。使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转向农民化与乡村化的发展路向。
“晋绥五作家”与晋冀鲁豫边区的赵树理等人，组合在一起成为后来被人称为“山药蛋派”的文学创作流派，他们的人品和文品、文学精神和创作实绩，一直影响并正在影响着山西文学乃至全国文学的发展。
2005年8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