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通俗化研究会到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
通俗化研究会是赵树理在太行山根据地到华北新华日报社工作不久，于1941年8月上旬同王春、林火等人发起成立的，主要成员还有袁勃、李庄、江牧岳、冯诗云和苗培时等人。其时，赵树理等人编辑的《抗战生活》革新号第6期的《编后记》中称：“在‘通俗化’方面，我们不过初步来一个尝试，这是我们工作中最薄弱的一环，也是我们今后最应努力的方向之一……革新第一卷，不过刚刚奠定了一个基础，我们当然并不以此自满，今后方向，除了根据以上的目标，进一步的向前迈进以外，特别在‘通俗化’方面，我们将作最大努力。为了在这方面的进步，我们现已成立了一个‘通俗化研究会’。”这是通俗化研究会把“通俗化”作为最重要努力方向的“发刊词”。
当时赵树理已经发表大量作品，如旧体诗《打卦歌》，欧化小说《悔》和《白马的故事》。1932年发表长诗《歌生》，标志他开始转向大众化、口语化的探索。1934年发表长篇小说《盘龙峪》，仅从能见到的部分章节看，赵树理的大众化风格已基本形成。赵树理说：“我有意识地使通俗化为革命服务萌芽于1934年。”他确实已有意识的提出“夺取封建文化阵地”的口号，立下“宏誓大愿”，不做“文坛文学家”，“只想上文摊，写些小本子去赶庙会”。因此，赵树理当时在《抗战生活》编辑部力主文艺的通俗化、大众化，发起成立通俗化研究会。椐林火回忆：“关于新文艺问题，当时报社有两种意见。多数人认为新文艺应该以郭沫若、茅盾、巴金等知名作家的成功作品为标本，强调语言的科学化、文化的现代化，对明清以来的通俗章回小说重视不够，瞧不起普通的群众文艺，认为太土气。主张这种意见的是多数。另有少数同志，以老赵、王春为主力，力主文艺应该通俗化、群众化、大众化，积极拥护鲁迅关于大众化的主张，认为茅盾、巴金等人的作品不够通俗化、大众化，认为另一部分同志的主张倾向于追求‘洋’气，崇拜欧美外国文学。”
赵树理、王春等人以《抗战生活》为阵地，连续刊发《通俗化“引论”》《通俗化与“拖住”》《说八股》等文章，竭力倡导文艺通俗化、大众化的主张。直到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文艺的通俗化、大众化才逐步成为文坛的主流。正如赵树理所说《讲话》“肯定”了他的方向，“批准”了他必须走通俗化、大众化道路的主张。赵树理于1943年写出了《小二黑结婚》，彭德怀看了批示道：“像这种从群众调查研究中写出来的通俗故事还不多见。”该书出版后引起轰动。
正当赵树理在太行根据地独领风骚、逐渐走红的时候，丁玲等人却在延安整风批判王实味的运动中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在延安的知识分子中虽有王实味的强硬和高长虹愤然出走表现出知识分子在文化选择中的执拗与倔强，但丁玲、周立波、艾青、何其芳等人面对新的文化选择表现出他们对自身的反省与忏悔。丁玲形象地称之为“投降”，周立波叫做“脱胎换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与《暴风骤雨》是他们皈依工农兵文学审美形态的代表作。
随着共和国的成立，文艺界各路诸侯云集北京，通俗化、大众化的文学潮流迅速涌进京城。1949年10月15日，北京市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成立，选举赵树理、王亚平、苗培时、辛大明等十五人为执委，赵树理为主席。赵树理在成立大会上指出：“我们想组织起这样一个会来发动大家创作，利用或改造旧形式，来表达一些新内容也好，完全创作大众需要的新作品也好，把这些作品打入天桥去，就可以深入到群众中去。”“打入天桥去”是太行区通俗化、大众化文学潮流弥漫北京城的口号。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就拥有会员四百余人，分别在北京《新民报》和天津《进步日报》编辑了六个周刊，编辑出版了《说说唱唱》月刊和《大众文艺通讯》双月刊，出版多种大众文艺丛书，发表文字二百四十多万字。并进行戏曲改革工作，帮助艺人演唱新戏曲。开发了新曲艺演唱园地“大众游艺社”和“西单游艺社”。主持筹备成立中华全国曲艺改进会，甚至在燕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开设文艺讲座。这股强劲的通俗化、大众化的文艺普及潮流从太行山流进北京城，从乡间庙会涌向京城殿堂。
在此前后，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和中国文协的一些负责人却出现了令人不愉快的摩擦。赵树理、王春是带着“太行山的门户之见”进京的。在太行根据地里，通俗化研究会的基地华北新华书店坚持凡“欧化一点的文和诗一律不予出版”。有的知识分子文人却小瞧赵树理，说他是“海派”作家。到北京后，王春对赵树理说：“好猫坏猫全看捉老鼠捉得怎么样，你最好是抓紧时机多捉老鼠，少和那些高级人物去攀谈什么，以免清谈误国。”那么谁是“高级人物”呢？赵树理也说到了，就是丁玲、艾青、沙可夫等人。王春称那几个人为“自然领导者”，说“东总布胡同那一伙人只是些说空话的”。赵树理亦有同感。对此，陈荒煤谈道，赵树理“因坚持自己的主张，所以与一般文艺界的朋友，与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界人士往来不多，关系不很融洽”。（赵树理同老舍、康濯、张恨水等人关系好）赵树理“坚持自己的艺术主张有些像狂热的宗教徒”（严文井语），这极易引起人们的反感与偏见。
丁玲对赵树理确实有感情隔阂和某些看法。丁玲在1948年的日记中，写她第一次见赵树理的情景：“一清早同着家里人去见赵树理，我们谈了一阵，内容凌乱得很。这个人刚看见时也许以为他是一个不爱说话的人，但他是一个爱说话的，爱说他的小说，爱发表自己的意见，爱说自己主张，同所有作家一样。但他这个人是一个容易褊狭的人，当他看见我打开我的点心包吃了半片饼干之后又看有面包，他惊奇地叫一声：‘面包？’伯夏就赶忙分了一点给他，他推开说：‘我没有吃面包的习惯！’我几乎笑了。”进北京后，丁玲等人担任“文协”（后来改称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工作，办公地址在东总布胡同。《工人日报》和工人出版社的办公地址在西总布胡同，主要领导为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的主要成员，赵树理为工人出版社社长，王春担任副社长兼总编辑，苗培时任编辑部主任。实际上《工人日报》和工人出版社成为“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的总部。东西总布胡同开始出现不协调的音调。对此，严文井在《赵树理在北京胡同里》这样写道：“50年代初的老赵，在北京以至全国，早已是大名鼎鼎的人物了，想不到他在‘大酱缸’里却算不上个老几。他在‘作协’没有官职，级别不高；他又不会利用他的艺术成就为自己制造声势，更不会昂着脑袋对人摆架子。他是个地地道道的‘土特产’。不讲究包装的‘土特产’可以令人受用，却不受人尊重。这是当年‘大酱缸’里的一贯‘行情’。‘官儿们’一般都是30年代在上海或北京熏陶过的可以称之为‘洋’的有来历的人物，土头土脑的老赵只不过是一个‘乡巴佬’，从没有见过大世面；任他作品在读者中如何吃香，本人在‘大酱缸’还只能算一个‘二等公民’，没有什么发言权。他绝对当不上‘作家官儿’对人发号施令。”
东西总布胡同的公开交锋是在北京市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成立一周年纪念会上。纪念会由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和大众游艺社联合主办，在长安大戏院举行。大会结束时通过了向毛主席致敬电及反对美帝侵略台湾、朝鲜专电。本次大会，赵树理为主席，苗培时为司仪。丁玲当时为中宣部文艺处处长，到会祝贺。丁玲在会上讲话，首先肯定了大众文艺研究会做了不少工作，干了很多好事，但也给人民群众带来一些不好的东西，我们不能以量胜质，我们不能再给人民吃窝窝头了，要给他们面包吃（时下里，也有流传说东总布胡同是高雅人士生产面包，西总布胡同是生产窝窝头的工厂。还有“窝头与面包”之争的说法）。丁玲在讲话中还谈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苏联获奖与发奖的情况，也有涉及苗培时作品之嫌，丁玲的讲话当场激起苗培时极大不满，苗培时等丁玲讲完话后，即拍桌子讲话，认为丁玲同志的讲话是荒谬的。赵树理立即出面调解。就此事及其他原因，苗培时后来曾公开检讨并受到处分。
此前，由于申报斯大林文学奖的名单，双方意见相左，王春等提议报赵树理，最后申报的却是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另外两部作品，双方对立情绪剧烈。弄到各自组织人写文章，要在报上公开批评。在此情况下，周扬召集了东西总布胡同会议，双方各有五人参加。文协参加的有丁玲、陈企霞、严文井、王淑明（另一人失记），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即《工人日报》和工人出版社）参加会议的除赵树理外，还有王春、章容、苗培时、颜天明。周扬在会上说，今天参加会议的，都是共产党员吧。不能再这样搞门户之见了，以后你们东总布胡同不要批判赵树理，西总布胡同不要批判丁玲，谁要批评这两位同志，都得经我批准。此后，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的发展受到很多牵制，赵树理曾写过《〈金锁〉发表前后的检讨》《对发表〈武训问题介绍〉的检讨》等文章，日子逐渐不好过了。
京华虽好不是久留之地，赵树理在京华有过潇洒，也受过窝囊气。如严文井所说：“几经周折，老赵终于离开了北京的胡同，回到山西山沟沟里去了。”
1999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