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长期深入生活
赵树理主张长期深入生活，认为深入生活“久则亲”“久则全”“久则通”“久则约”。
赵树理小说深入生活的特点首先表现在，其写作的素材大多是从生活中拾来的，他在谈写作经验时说：“我的材料大部分是拾来的，而且往往是和材料走得碰了头，想不拾也躲不开。因为我的家庭是在高利贷压迫之下由中农变为贫农的，我自己又上过几天学，抗日战争开始又做的是地方工作，所以每天尽和我那几个小册子中的人物打交道；所参与者也尽在那些事情的一方面。例如《小二黑结婚》中的二诸葛就是我父亲的缩影，兴旺、金旺就是我工作地区的旧渣滓；《李有才板话》中老字和小字辈的人物就是我的邻里，而且有好多是朋友；我的叔父，正是被《李家庄的变迁》中六老爷的‘八当十’高利贷逼得破了产的人；同书中阎锡山的四十八师留守处，就是我当日在太原的寓所；同书中‘血染龙王庙’之类的场合，染了我好多同事的血，连我自己也差一点染到里边去……”当谈到深入生活对创作的重要性时，赵树理认为只有深入生活，才能融入生活，成为生活的主人。他说到：“文艺不能没有想象，没有想象就成了照相和录音。但是想象也还得要有生活做根据。要真正深入生活，做局外人是不行的。只有当了局中人，才能说是过来人，才能写好作品。”比如小说《“锻炼锻炼”》中的“小腿疼”和“吃不饱”，她们那种取巧劳动、好吃懒做的恶习在当时一些群众身上是真实存在的。因为作家真实地遇到过这样的人，才能将其写得如此生动。再比如《三里湾》中的“糊涂涂”马多寿，他自认为是一家之长，谁都得听他的，媳妇必须伺候家庭，儿子也必须和他一个思想，他在政治上保守糊涂，精明能干用在谋私利方面，甚至是利用“糊涂”的名声掩盖自私的行径。倘若作家没有在现实生活中于这类人打过交道，是无法将当时农村封建落后自私的中农典型，同时也反映出农村反封建是一个长期的任务。
赵树理小说深入生活的特点还表现在有着明确的写作目的，就是让普通群众，特别是广大的农村读者看懂。赵树理说到：“我写小说有这样一个想法：怎么样写最省字数。我是主张‘白描’的，因为写农民，就得叫农民看得懂，不识字的也能听得懂，因此，我就不着重在描写扮相、穿戴。只通过人物行动和对话去写人。”正是因为其深入生活，真正地了解广大群众，特别是农村读者需要，才能写出深受广大人民喜爱的、真实反映现代生活、表现现代中国人思想和情感的好作品。
谈到如何深入生活，赵树理主张跟着群众走，只有了解群众的兴趣所在，才能有的放矢写出群众需要的文章。他说道：“为群众服务得好，就得深入群众，对群众的东西感兴趣。不要一看就说人家的东西水平低，感到腻烦，而要细心研究其中的道理，找出群众为什么喜欢看它的原因来。如河南梆子，群众很喜欢，但有人说它很单调，不如西洋歌曲。我觉得河南梆子群众所以喜欢，是因为它唱的每个字都很清楚，想听不清也不行。有些模仿西洋的歌曲，群众说只听得大琴嗡嗡响，听不清楚唱的是什么，戏里边的字都叫音乐‘吃’了。因此我想，我们搞艺术创作的人，要为群众服务服得好，就得照顾群众的习惯，使我们的兴趣与群众的兴趣取得一致。”
此外，当时存在文人知识分子看不起群众的喜好的问题，赵树理却认为，只有懂得欣赏群众的兴趣，才能明白写什么能够被大众所喜爱。他说道：“要抱欣赏的态度，跟上群众去欣赏群众所欣赏的东西，多听、多看、多读，日久天长，对自己自然就有了影响，这样，拿起锯来就有树可锯。”
所谓深入生活，光靠了解群众的兴趣是不够的，赵树理还主张必须要与群众共同生活一段时间。在赵树理看来，只有与群众生活在一起，“思想感情才能跟群众溶解在一起，思想感情一致了，写文章时候就知道该用哪个字，不该用哪个字，哪句话该怎么说，不该怎么说”。在他的小说中，几乎找不到华丽的词语，大多都是常人能听懂的大白话。赵树理常说他比别的作家幸福的地方是生长在农村，他可以不用找任何理由就可以长期和农民生活在一起。他把这称做“自以为幸的天生条件”。所以他作品中的人物虽然不是现实中的确定某个人，却也是现实人物的叠加，是他熟悉的人的中和。赵树理曾说：“我和我写的那些旧人物（自然不是那些个别的真人），到田地里做活在一块做，休息同在一株树下休息，吃饭同在一个广场吃饭；他们每个人的环境、思想和那思想所支配的生活方式、前途打算，我无所不晓。当他们一个人刚要开口说话，我大体上能推测出他要说什么——有时候和他开玩笑，能预先替他说出或接他的后半句话。我既然这样了解他们，自然就能描写他们。”只有深入生活，在生活中用心观察、感受、理解、概括，才能对一个人熟悉到他刚开口说话就知道他想什么，听脚步声就知道他是谁，这样自然就能将人物写得形象、生动。
作家要以主人的身份深入生活，积极参与生活中的事件，只有这样才有亲身的体会，才能更深刻地了解写作的对象，才能写出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心声的作品，才能更好地挖掘出社会事件背后的价值和意义。
二、主张“问题小说”
赵树理把自己创作的小说叫做为“问题小说”，并且极力提倡“问题小说”。为什么叫“问题小说”，赵树理解释道：“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就是因为我写的小说，都是我下乡工作时在工作中所碰到的问题，感到那个问题不解决会妨碍我们工作的进展，应该把它提出来。”赵树理在《也算经验》一文中更强调说：“我在做群众工作的过程中，遇到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了的问题，往往就变成所要写的主题。”这段话说明：第一，他的小说的主题都是从生活中来的，这一点决定了作品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和指导作用。第二，既是由农村工作中“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了的问题”引起创作冲动，那作品中所写的必然是重要或比较重大的生活现象。这一点决定作品有较高的社会价值。第三，为了解决问题，作家就需把自己的观点艺术地表达出来，这又决定了作品的功利性和审美价值。赵树理的小说题材来自于生活、特别是在工作中遇到的具体而迫切的问题。通过对其作品的研究，可看出他的“问题小说”创作先于他的“问题小说”创作观的提出。比如，在《李有才板话》中，赵树理想反映的就是有关工作人员不干实事，主观主义、官僚作风的问题。他自己说道：“我写《李有才板话》时，那时我们的工作有些地方不深入，特别对于狡猾地主还发现不够，章工作员式的人多，老杨式的人少，应该提倡老杨式的做法，于是，我就写了这篇小说。这篇小说里有敌我矛盾，也有人民内部矛盾。”又如小说《邪不压正》，赵树理说到他写这篇小说的意图是：“想写出当时当地土改全部过程中的各种经验教训，使土改中的干部和群众读了知所趋避。”赵树理亲身经历过土改后，他发现在土改中贫雇农仍然受到压制、中农受到冤枉，最严重的问题是流氓混入干部队伍中，这些都严重阻碍了土改的发展。他说道：“我在写那篇东西的时候把重点放在不正确的干部和流氓上，同时又想说明受了冤枉的中农作何观感，故对小昌、小旦和聚财写得比较突出一点。据我的经验，土改中最不易防范的是流氓钻空子。因为流氓是穷人，其身份很容易和贫农相混。……这种人基本上也是穷人，如果愿意站在大众这方面来反对封建势力，领导方面自然也不应拒绝，但在运动中要加以教育，逐渐克服了他的流氓根性，使他老老实实做个新人，而绝不可在未改造之前任为干部，使其有发挥流氓性的机会。可惜那地方在初期土改中没有认清这一点，致使流氓混入干部和积极分子群中，仍在群众头上抖威风。”由此可见，“问题小说”观念的形成，是在其创作中产生的。而创作“问题小说”又是在作家实际的工作中形成的。作为革命工作的实际参与者，赵树理在工作中碰见的问题是老百姓遇到的具体而迫切亟待解决的问题。他将这些问题集合起来，将其文学化，用小说的形式表现出来。小说不仅起到向群众读者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的作用，而且也反映底层人民真实的声音。他的这些“从工作中胜出的主题”真正起到了指导实际工作，干预社会生活的作用。
赵树理以自己亲身体验冷静观察，用作品真实地揭示农村工作中的问题、失误、真实的农村情况和农民的心声。这些问题小说不仅将真实的农村工作状况上传到农村政策、路线制定的制定者耳中，而且使后人更客观地了解那个年代的真实情况。赵树理的“问题小说”不仅仅作为个人创作的实绩为后人传诵，而且也是一个作家时刻为百姓着想的真心、责任心和良心的表现。
三、提倡通俗化大众化
赵树理大力提倡小说创作走通俗化大众化的道路。什么是“通俗化”呢？赵树理说道，“通俗化的定义是很难下的，说明了形式，包括不了内容，解释起任务和作用来，便又会和一些旁的问题——如‘大众化’‘民族化’甚至‘旧形式’‘民间形式’‘民族形式’等问题都牵缠到一处。根据我们研究所得，认为通俗化应该包括下面两层意义”：首先“在对抗战的宣传动员上说，通俗化的作用是顶大的”，但是它不仅仅是抗战动员的宣传手段，而且它肩负着普及新文化的任务。“它还得负起‘提高大众’的任务，而不能‘把通俗化本身降低到和群众的落后情况平等’。这样一来，通俗化的意义就更加重大了：它应该是‘文化’和‘大众’中间的桥梁，是‘文化大众化’的主要道路；从而也可以说是‘新启蒙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新启蒙运动，一方面应该首先从事拆除文学对大众的障碍；另一方面是改造群众的旧的意识，使他们能够接受新的世界观。而这些，离开了通俗化就成了空谈，都成了少数‘文化人’在兜圈子，在也接近不了大众。这一点，应该成为通俗化最主要的意义所在。”
赵树理的小说是如何体现通俗化的呢？首先是小说故事情节的通俗化。他说道：“我也是尽量照顾群众的习惯：群众爱听故事，咱就增强故事性；爱听连贯的，咱就不要因为讲求剪裁而常把故事割断了。我以为只要能叫大多数人读，总不算赔钱买卖。至于会不会因此就降低了作品的艺术性，我以为那是另一问题。”虽然文学艺术作品应该高于生活，但是在赵树理看来，作品首要任务是让读者读懂，“提高人民群众文化水平的任务是该文学作品以外的各种手段（如学校）担负的。终究说来作品是要求读者即时能读懂，能及时起到它的社会作用的。”在这样通俗易懂的评书式小说中，读者清楚地明白作者想反映出在农村中新生的进步力量同落后愚昧的迷信思想及封建反动势力之间的尖锐斗争，以及新势力最终在新政权的支持下突破封建迷信的牢笼获得胜利的问题。赵树理用小说通俗化大众化的方式对广大人民群众起到积极的教育作用，也达到了普及文化，提高大众素养的目的。其次是语言上的通俗化大众化。赵树理认为：“写进作品里的语言应该尽量跟口头上的语言一样，口头上说，使群众听得懂，写成文字，使有一定文化水平的群众看得懂，这样才能达到写作是为人民服务的目的。如果把语言分成两套，说的时候是一套，写的时候又是一套，这样我觉得不太好。”在赵树理看来，写文章要明确对象，既然是写给农民看的，就一定要让农民读懂。赵树理现身说法：“我既是个农民出身而又上过学校的人，自然是既不得不与农民说话，又不得不与知识分子说话。有时候从学校回到家乡，向乡间父老兄弟们谈起话来，一不留心，也往往带一点学生腔，可是一带出那等腔调，立时就要遭到他们的议论，碰惯了钉子就学了点乖，以后即使向他们介绍知识分子的话，也要设法把知识分子的话翻译成他们的话来说，时候久了就变成了习惯。说话如此，写起文章来便也在这方面留神——‘然而’听不惯，咱就写成‘可是’；‘所以’生一点，咱就写成‘因此’，不给他们换成顺当的字眼儿，他们就不愿意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