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在《小二黑结婚》里，赵树理就没用过“然而”“可是”这类的词儿，因为“这在知识分子虽然是习惯用语，写入作品，当时的农民群众却听不懂、读不惯。”但是，语言通俗化大众化并不是一味的白话，赵树理也采用了群众易于接受的语言形式，比如利用修辞、排比、反语等手法，形成了“瘦而实腴”“质而实丽”“真实可触”的语言特点。还是以《小二黑结婚》为例，书中描写三仙姑的一段话：“三仙姑却和大家不同，虽然已经四十五岁……只可惜官粉涂不平脸上的皱纹，看起来好像驴粪蛋上下了霜。”这一比喻形象生动、新颖、诙谐。在通俗的比喻中，讽刺了三仙姑不切实际的装扮自己，本想用“官粉”掩饰自己的衰老，反而弄巧成拙。作者通过“驴粪蛋下霜”将三仙姑虚伪的丑态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读者的面前。在赵树理提倡小说通俗化大众化时，有些人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通俗化大众化就是降低标准，说老百姓的白话就是缺少文学性的表现，是高深的学者或者高明的艺术家所不屑的。赵树理反驳道：“不能‘深入’，就不能‘浅出’；艰深的词句容易捏造，而通俗明快的文章，却很不容易作！”就好像评书虽通俗，但是如果没有艺术性，又怎么能抓住听众？总的来说，只要是读者易于接受的方式，不伦通俗，还是高深，都要拿来为作家所用，才能写出易于读者接受和喜爱的作品。
赵树理不论主张作家要深入生活写小说还是用小说来反映农村存在的问题和农民亟待解决的问题，抑或提倡小说的通俗化与大众化，都推动了现代小说向民族化与现代化的转型发展，从而也确立了赵树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2011年1月
赵树理戏剧创作的审美特色
赵树理是一个多才多能的作家，他的小说创作开创了中国新文学的新阶段，他创作的戏剧也取得显著的成就，对于解放区戏剧改革与以后戏剧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赵树理戏剧创作包括：新编历史剧《韩玉娘》《邺宫图》和《三关排宴》，现代上党梆子戏《万象楼》，话剧《两个世界》《十里店》，大型秧歌剧《开渠》及小戏剧《打倒汉奸》《巩固和平》《双转意》《好消息》《秦富宝放牛》等。
《邺宫图》是赵树理用新的观点编写的历史题材上党梆子戏。创作于1939年，这个剧的题材来源于我国历史上十六国时期。公元319年，石勒自称赵王建立后赵。石勒是上党郡武乡县（今山西武乡）羯人。羯族人是入塞匈奴十九种中羌渠种的后裔，散居在上党郡一带。公元333年石勒死后，他的侄子石虎夺取了政权。公元336年，石虎迁都邺（今河南安阳北），大批征调民夫，大兴土木，大造宫殿，选取美女，在邺建东西宫，又修了襄国（今河北省邢台西南）洛阳诸宫殿，“猎车千乘，养兽万里，夺人妻女，十万盈宫”。昼夜荒淫，穷奢极侈，饿殍遍野，引起各地人民的反抗。《邺宫图》反映的就是这一历史事件。剧本歌颂了农民起义的壮举，暴露了侵略者、统治者的罪恶。剧作成功地塑造了李宏这样一个农民起义的领袖形象和玉兰这样一个反侵略、反压迫的妇女形象，同时塑造了石虎这个代表异族侵略和统治者的暴君形象。在旧戏中，像《邺宫图》这样正面描写农民起义的是极少的。这个剧在场次安排、剧情进展和人物配置上都是以正面描写李宏领导的农民起义为主线的，采用分场形式，安排得当。根据人物的需要来安排唱腔，音乐曲牌的处理也同剧情与人物自然妥切、协调和谐。《韩玉娘》也是歌颂陈鹏举和韩玉娘抗御外族侵略，表现其反抗精神的剧目。
上党梆子现代剧《万象楼》，写于1941年冬，太行黎城县发生了一起离卦道道徒冲击抗日县政府的反革命暴乱事件。为了积极配合在军事上的反扫荡，在政治上的反敌治安强化运动，在思想领域开展一场反封建迷信，反封建会道门，揭露日顽利用封建会道门为非作乱的群众运动，赵树理创作了《万象楼》。这个剧本是反封建迷信的。剧作揭露日伪勾结，利用群众中的迷信思想，破坏抗日的罪行。作家把封建的反动会道门活动概括进戏中的“古佛道”里，不为农民群众所知的“古佛道”头目们的幕后活动——打牌、抽大烟、淫乱、与汉奸勾结，策划暴乱阴谋等集中在“古佛道”的禅堂“万象楼”上，通过舞台活生生地表演出来，使受骗者大明真相而觉醒起来。剧本塑造了三个不同类型的反面人物：前地方政府统税局局长、贪官污吏何有德，地痞流氓何有功及铁杆汉奸吴二。并通过塑造迷信思想很严重的老实善良农民李积善和他的女儿李月桂的形象，现身说法地有力揭露敌人的阴谋和封建迷信的极大危害性。在艺术上该剧本结构集中、紧凑、严谨，具有单纯、明快的特色，非常适合民间演出。
《两个世界》是赵树理于1943年12月创作的三幕话剧。他成功地利用话剧这个文化“舶来品”的形式和它的长处，同中国戏剧优良传统很好地结合起来，并符合当时当地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和欣赏习惯，从而反映现实斗争生活，形成特有的民族特色和独特风格。剧本描写了国民党庞炳勋部所占领的陵川县某村，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恢复和再发展时期的1943年春、夏、秋。作家通过解放区和敌占区两个世界的鲜明对比，充分揭露国民党反动军队和伪政权对群众的残酷压榨的罪行，反映了人民群众的痛苦遭遇。歌颂了解放区的新世界，表现了敌占区人民憧憬、向往解放区新生活的欢快心情，描绘了敌占区人民获得解放的喜悦心情。剧本把现实中的人物及时地在话剧舞台上塑造出来，在当时别开生面，既有我根据地干部、新政权的代表银虎，也有逐步成长着的农民形象李铁栓和金虎，同时还有国民党军官、伪村政权的代表：国民党村书记石甫、三青团团长接旺，此外，还有金虎的父母等人物。这些人物的出现，给话剧的人物画廊中增添了浓烈的时代气氛和鲜明的民族色彩。赵树理小说幽默风趣的风格在剧作中体现为喜剧风格，金虎对国民党王营长的有力嘲讽，解放区人民的欢快笑声，表现出不同的喜剧效果。结构简洁明快，场面人物少，活动线索清晰。在有限的时间内反映较大的场面和较复杂的社会内容。如第一幕的布景，把舞台作为欢迎会的讲话台，演员在讲话台上演出为台上，而又巧妙地安排了台下戏，用舞台效果来处理，台词纯正，口语化、性格化。
《三关排宴》是赵树理1961年根据上党梆子传统剧目改编整理的。原剧重点强调的是“忠臣教子”，剧名为“忠孝节”，赵树理修改十一次之后的剧本，通过辽兵大败，进表讲和，佘太君受命代宋王（仁宗）在三关议和践盟的事件，热情歌颂了佘太君赤胆忠心、正气凛然、大义灭亲的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严厉地批判了杨四郎投降辽邦、卖国求荣、苟且偷生、丧失民族气节的背叛行为。
《十里店》是赵树理在1964年，根据自己在“四清”试点中发现的问题而创作的。剧本通过“议娶”“查卫生”等情节歌颂了敢于斗争的年轻一代，特别是赞扬了马红英、王家骏等知识青年在农村发挥的积极作用；揭露了农村中的一些阴暗面，尖锐地批评了党支部书记王瑞放弃党的领导，导致农村两极分化的严重后果。剧中对农村干部思想作风问题提出严厉的批评，演出后受到群众的欢迎。
赵树理的剧作是一座有待继续开发的富矿，这里仅就赵树理戏剧创作的审美视角、审美意蕴和审美乐趣等方面阐释其审美品格。
一、审美视角
赵树理戏剧创作的审美视角可分现实的和历史的两种方式。一般地讲，剧作家在创作现代剧时，是从现实的角度切入现在时的生活。而在创作历史剧时，则是从历史性的角度切入过去时的生活。赵树理的戏剧创作不仅如此，而且超越到一个较高层次，在创作现代剧时强调历史感，而在创造历史剧时强化现实感。赵树理总是试图把现代意识与历史意识相统一去观照现代剧和历史剧的创作过程，在历史意识与现代意识的契合点上分别从现实的历史的审美视角切入戏剧的审美创作。
在现代剧的创作中，剧作家一般容易具有现实性的眼光，用现时的政治观点、思维方式、价值取向捕捉、提炼、评价生活，也易于写出趋时并被历史淘汰的作品。赵树理的剧作努力用历史性的眼光克服现实性眼光的局限性。把现实生活放到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考察，看是否符合历史发展规律，是否符合人民根本利益，认定其价值所在。赵树理用泽州秧歌创作的现代歌舞剧《开渠》，是在1956年农业高级化，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高潮期创作的。剧本有明显的时代印迹，但历史感是其审美价值所在的关键。《开渠》时间跨越二十年余年，途经抗战前夕、抗战八年到农业高级化时期，赵树理写出了“开渠”的历史发展的必然性。韩金山一家在争取生存与自然抗争的斗争中，悟出了“开渠”的必要性，政治原因、时代转换，无法动摇他的意愿，只能成为促进或阻碍开渠的重要外因。可以看出赵树理不仅用现时政治观点作出符合时代的价值判断，更为主要的是认定“开渠”是符合农民根本利益，适应农业发展规律的历史选择。话剧《两个世界》，暴露了敌占区的黑暗，歌颂了解放区的光明，预示着正义一定战胜邪恶。这种现实性很强的眼光却透视出中国革命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的历史感。《万象楼》是根据太行山黎城县发生的一起离卦道道徒冲击抗日县政府暴乱事件创作的，封建会道门、封建迷信思想同科学进步是相悖的。人类社会是从愚昧走向文明，从迷信走向科学，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发展规律。因此《万象楼》的反封建迷信、反封建会道门、揭露日伪勾结破坏抗日政府的横坐标，是在人类文明进步史的纵坐标上决定其价值取向的。
假如说赵树理在创作现代剧时，有些剧作的历史感还欠缺的话，那么他创作的历史剧是怎样估价其现代意识都不会过分的。创作历史剧时，剧作家最易于忽略现实性的眼光，往往是就史论史，就史写史，强调历史真实忽视艺术真实，重考证而轻想象，重历史事实而脱离现代人的审美期待。赵树理在创作历史剧时，用现代人的眼光，站到时代的潮头，重新审视历史事件，决定史实的取舍，判断历史的价值。有感于现实到历史长河中寻找审美寄托的浪花，基于历史事实把握历史与现实的契机。赵树理改编的上党梆子传统剧目《三关排宴》中汉、金两个民族结束连年战争握手言和的历史事件，显示出剧作家具有现代意义的大民族文化意识。剧作家试图从民族融合、团结的愿望出发进入审美创作。萧太后的形象也完全不是《四郎探母》中以一个侵略元凶面目出现的人物，而是富有儿女情长渴望民族和解的实践者。《邺宫图》在以李宏为首的农民起义队伍身上，找到人民群众不畏强暴，勇敢反抗异族侵略的民族精神同抗战爆发后中华民族抗日救亡的现代意识的审美契合点。同样，赵树理创作《韩玉娘》也是通过歌颂陈鹏举和韩玉娘抗御外族侵略的反抗精神，激励人民群众抗日救亡的斗志，做到了现实感和历史感的有机融汇。
二、审美意蕴
赵树理在历史意识与现代意识的契合点从现实的或历史的审美视角切入戏剧的审美创作，决定其剧作的审美意蕴的饱满、厚实，至少包括政治性、伦理性、人性三个层面。
政治是每个历史时代精神最集中最直接的体现，政治生活在社会生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每个人都生活在一定的政治环境中，并按一定的政治方式思维、行动，由此看来，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首要的是政治关系。政治性是人的一种重要属性，因此，作家往往从政治性层面反映生活，剖析社会，再现人生。赵树理创作思想中的“问题小说”和“扎火针”的创作主张，说明他在创作现实中，是主动明显地向政治性层面倾斜。政治性是功利性在作品中最敏锐最明朗的体现。赵树理的全部剧作都进入审美意蕴的政治性层面，他的剧作同时代发展基本上是一致的，体现出相应革命时代的政治要求。《打倒汉奸》意在铲除汉奸，反对卖国投降，是一出好的“国防戏剧”。《万象楼》的政治性体现为反对封建迷信，揭露封建会道门的罪行。《两个世界》通过两个世界的比较，反映出剧作家审美意识中明显的政治导向。《好消息》意在号召国民党官兵弃暗投明。《巩固和平》在“双十协定”后为了教育群众，破除麻痹思想而写。《三关排宴》创作于国内外形势风云变幻的60年代初期，剧本强化了反投降、反欺骗的题旨。赵树理剧作浓郁的政治色彩是在中国动荡的历史中，剧作家忧患意识急切的直接表现。同时也得到中国戏剧观众审美心理结构中急切的政治参与意识的成功认可。
应当指出的是剧作的成败、得失，不完全在于政治性层面的深浅，政治色彩的浓淡，而在于剧作家透过政治层面，发掘由政治变化而引发的生存方式、思维方式、伦理道德观念及人的命运一系列深层变化，这就是剧作家审美意蕴更深层次的层面，在赵树理的剧作中表述为伦理层面和人性层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