穗青真正把生活作为自己的写作源泉，《在火车站上》正是作家以自己曾经在同蒲铁路太原车站当站务员的经历为素材而写就的，在这里他同样强调的是气氛和场景：“战前车站上来车时的那种热闹、车走后的那种安静、肃穆的气氛，抗战发生遭受敌机轰炸的情景，我都十分熟悉，……”但他并不完全照搬现实，而是对场景有所筛选和添加，他写火车站，“为了使它更像人们常见到的一般火车站，同时为了丰富其景色，这才把正太铁路太原站那种风雨棚和我从湖南来时路过汉口看到的镶嵌在高高的墙壁上的自鸣钟，揉了进来。”作者自认为在写作的时候自己的理论水平很低，这反而让他能够摆脱条条框框的束缚，以一个纯粹小说写作的心态，写出鲜活的、精彩的作品——毕竟，《在火车站上》和《脱缰的马》里面，将环境的展现和人物心理的变化杂糅一处的文风，并不是仅仅靠理论就能写出来的，更重要的是作家对生活的深入体验和本身的创作才能。穗青对环境的描写还有另一层深意，即揭示抗日战争的爆发对原本平静停滞的土地的冲击，在变动之中人们生活状态的被迫改变：“这里山村农民生活原就十分艰苦，而抗日的现在，他们又出钱粮，又支差，都无任何怨言。每当我面对着破烂的窑洞，同样引起我的思索，真希望这抗日的洪流能带给他们未来一个新的天地。”虽然和赵树理的写作风格不同，但穗青和赵树理一样，是真正理解农民，真正了解农村生活的，他笔下的农村不是知识分子笔下的田园风光，也不是臆想的苦难和愚昧的场所，而是平行的、客观的乡村世界，他的记者身份让他能够冷静的观察和展示农村的美丽和卑微，同时又不吝于为新生的力量呼喊，他对抗战的宣传永远是和对下层人民的关注融合在一起的，并没有因为抗战而放弃思索底层的人们，尤其是中国农民的出路。
三
在抗日战争期间，除了小说创作，穗青还写了大量的文艺通讯和大量的新闻采访日记，其中有《活的行列——吕梁山麓随军散记之一》，最初发表在1938年秋出版的《民革半月刊》；1939年春写于晋西北岢岚的《晋西北行》，1939年刊于《西线》第三期；发表在《西线》的《血洗井圪塔（血窟）》等。《活的行列》记录了抗日工人武装自卫队在晋西一带的抗日游击活动，《晋西北行》记录了晋西北柳林一带的抗日部队的游击战争，民众的抗日活动以及抗日根据地的建设活动，《血洗井圪塔》记录了一次日军的暴行：吉县井圪塔村六家二十七口被日军残杀的事件。穗青的这些文艺通讯客观地记录了当时我广大军民在山西进行英勇抗战的活动，极大地鼓舞了当时全国人民的抗日信心。穗青细腻、善于描绘细节的文风同样也体现在他的文艺通讯里，有着较高的艺术价值。
值得一提的是穗青保留下来的战地新闻采访日记，基本上是对当时抗战工作和生活的记录，也有对文学创作的感悟，不仅有着极高的史料价值，也是研究穗青小说的珍贵资料。穗青在小说中经常出现精彩的景色描写，和他坚持常年写日记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在一篇访谈中说：“我从小喜爱文学，往往兴致来时，便把日记当成写作练笔的园地，像画家写生那样，将我看到的一些景物描绘进我的日记里。……尽管在这一时期工作很忙，但一有机会，我对它们还是要在我的日记里涂上几笔。我的写景日记是我对这些景物的记忆和文学表达能力都得了增强和锻炼。”穗青的对小说的写作态度和现实主义写作方法的坚持，也在他的日记中得以体现：“想象力是构成艺术价值不可缺少的成分，但它必须有一定的物质基础；没有接触到战争的任何一个场面，而要想真实地描绘战争的景色，那是很难成功的。今日中国正处在这伟大的时代，正从艰苦的斗争中向着光明的前途迈进。如何反映这一伟大历史时代，写出震撼人们心灵的小说，这正是时代赋予当前文艺工作者的一个重大课题。”由此可见，观察，不断的练习和写作的雄心，是穗青成为真正的小说家的原因。
统观穗青的在抗战时期的文学作品，应该说他以小人物的角度，写出了那个时代的风潮涌动，他写出了广大的卑微者们，在整个民族处在水深火热的时刻，同样爆发出来了伟大的战斗力量。因为这些文字，穗青无愧于他所处的时代。
（与樊晓武合写）2005年4月
宽畅与坎坷的路
——孙谦的创作道路
“是这样回到队伍里的”
说来颇有意思，著名作家孙谦的第一篇小说是《我们是这样回到队伍里的》，而他本人是怎样来到革命文艺队伍里的，也有一段曲折的经历呢。
小学毕业后的孙谦，遵照父亲之训，是打算去经商的，苦于出身低微，无人引荐，就只好窝在家里种地了。当时，全国各地掀起了抗日救亡的高潮，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也在城乡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抗日运动。在这声浪的推动下，孙谦于1937年5月考入了国民教导团当学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军事组织，后又报名参加了青年抗日决死队，当过战士，班长，排长，副政治指导员。
一个机会来了。1938年，他所在的部队要成立宣传队，上过几年小学、爱写毛笔字的孙谦，竟被领导看中了。在宣传队，他先是刷标语，画报头，办墙报（他的短篇小说《兄弟》就是在墙报上登出后，被一家杂志的编辑看中，予以发表的）。之后，他又学演戏，曾在一些反映抗日内容的短剧中扮演“日本兵”“汉奸”等“跑龙套”的角色，同时，他还学着画布景，练习敲锣鼓，只要工作需要，他就什么都干。他学什么，会什么，而且都像个样子，显露出了他的戏剧才能，不久，被任命为导演。然而，他这个导演对于戏剧理论却懂得很少，只知道演戏是进行宣传，能起到教育群众，团结抗敌的作用就行了。1939年，组织上为了提高孙谦的艺术修养，送他到晋东南民革艺校，学习了半年音乐、美术、戏剧的基本常识。到这时，才可以说孙谦初步受到了艺术的启蒙教育，也为他终身从事这项工作打下了基础。学习结束后，他除继续担任宣传队的导演外，开始试着编写剧本。值得一提的是，这时，孙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确定了终生奋斗的政治道路。
当孙谦刚刚在文艺之路迈出第一步时，没想到就碰了一次壁。1940年，由于文化程度低，他考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落榜了，这不啻对他是一次不小的打击，好在他不灰心，不气馁，凭着他的才气和进取精神，在鲁艺附设的部队艺术学校当辅导员，一面工作，一面读书，随后进入该校文学实行班学习。他知道机会难得，白天工作、上课，并旁听戏剧系、文学系的课程；晚上在小油灯下拼命读书，不管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只要能借到就读。两年的时间，确实是孙谦一生中难忘的学习机会。
文艺的大门终于向孙谦开启了。1942年夏，他被调到晋西北八路军一二〇师战斗剧社任编辑股干事。不久，晋绥边区文联成立了文化工作团，专门培养边区自己的文学家和艺术家，孙谦被吸收参加了。然而，他太缺乏信心了：“我这个只读了几年小学的‘半吊子货’，真能成为有作为的文学家吗？”是边区文联主任亚马同志的一席话鼓舞了他的志气：“晋绥是个穷地方，生活苦，没文化，过路作家、艺术家不少，可谁也不愿意在这里生根开花。不能再等待了，我们要培养和造就自己的土生土长的文学家和艺术家。”孙谦强烈地意识到自己将从事的这一事业，既是革命的需要，又是锻炼自己的极好机会。他听从党的召唤，终于来到革命文艺的队伍里了。
为了熟悉生活，孙谦在晋绥边区的三年中，背着简单的行李包，走遍了边区的偏远农村，山庄窝铺，同农民兄弟吃一锅饭，睡一盘炕，耕田种地，拉呱家常。人们有什么心里话都愿意找他说，有什么难办的事都喜欢请他出主意。农民真正把他当做了自己人看待，而他也获得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写出了《闹对了》《闹嘴舌》《红手帕》等反映农民斗争与胜利、歌颂民主与自由的秧歌剧。由于思想内容进步，生活气息浓厚，上演后受到了广大群众的喜爱。特别是他和卢梦、胡正、西戎等同志合写的大型秧歌剧《王德锁减祖》《大家办合作》，分别获得了晋绥边区纪念“七七”抗战七周年举办的“七七七”文艺征文头等奖和二等奖，在解放区产生了很大影响。以后，孙谦在土改反霸运动中，又写下了《村东十亩地》《胜利之夜》等优秀短篇小说。配合了党的中心工作，创作技巧也不断臻于成熟，他本人则成为革命文艺队伍里的一名称职的战士了。
“葡萄熟了的时候”
看过《葡萄熟了的时候》的人们，大概都记得电影中那唱着葡萄，吃着葡萄，说着葡萄的葡萄颂歌吧，那一串串又红又大的葡萄，不也正是孙谦创作上的丰硕果实吗？
解放前夕，孙谦奉命到东北电影制片厂工作。当时，厂里只有伊明、于敏、袁牧之等几位搞过电影，对他这个只看过三次电影的门外汉来说，实在道不出电影的子丑寅卯。什么“蒙太奇”“特技摄影”等等，连名词都从没有听说过。为了发展新中国的电影事业，领导上决定让他担任电影编剧，用他的话说，真有点“赶着鸭子上架”的味道。好在孙谦有种“初生牛犊不畏虎”的劲头，像战场上遇见敌人一样，红着眼睛和电影“格斗”在一起了。他一方面如饥似渴地读所能借到的有关电影的书籍；一方面坚持深入生活，搜集创作素材；在此基础上开始练习写剧本。一个故事梗概写完，不成功就再写一次，写了一种题材不满意，就再写一种，足有十几个这样的“胎儿”，因“营养不良”半路夭折了。有段时间，他真有点怀疑自己是否是编电影的“料”呢？好在他的生活积累雄厚，素材丰富，加上领导和同志们的鼓励、帮助，他终于坚持下来了。经过一年多的苦恼、摸索，第一个较成功的剧本《盐》终于被列入了拍摄计划。这是一部配合解放战争，反映农村土地改革斗争的剧本。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党的工作重点转移，正要开拍又停了下来。这对于刚刚成功的孙谦来说，是个不小的打击。但他没有泄气，投入了更紧张的创作中。1950年，他的《农家乐》《光荣人家》相继拍成电影公开放映，得到了各方面的赞誉和鼓励。他终于闯过了难关，进入了电影“王国”。
初步的成功，使孙谦对电影创作像是“着魔了”一样，一发不可收。按他的话说是“上瘾了”，而且“瘾头来势挺凶，好像我若不马上开始工作，便会憋出要命的病来”；“那些我曾接触和见过的人物，突然又在我的脑子里活动起来，他们吵我，闹我，像什么灵魂一样地揪住我不放。”他在这种“瘾头”发作的情绪支配下，连续写出了《陕北牧歌》《葡萄热了的时候》《丰收》《夏天的故事》《谁是凶手》等剧本，并很快地被拍成电影与观众见面了，其中《丰收》曾荣获文化部的嘉奖。
孙谦由不知电影为何物，到五部电影成功，只用了短短的三年时间，实在是他刻苦钻研精神的结晶，其中包含着他多少的甜酸苦辣啊！而他的艺术才华也得到了充分的发挥。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孙谦共写出电影剧本（包括与别人合作）达十三部之多，尽管他本人自谦地说“仅仅是闯将了一阵子”，客观上他为新中国的电影事业是作出了一定贡献的，也奠定了他在新中国电影史上的重要地位，并成为一名著名作家。
孙谦在电影剧本创作取得丰收的同时，也写出了一大批有影响的短篇小说，分别结集为《伤疤的故事》和《南山的灯》出版。这些作品内容上不同程度、不同角度地反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沸腾生活；艺术上不断刻意求新，形成了自己注重矛盾冲突的设置，人物形象的刻画、语言运用的朴素等风格，并成为以赵树理为首的“山药蛋”派中的一位主要作家。
“伤疤的故事”
“十年浩劫”中，江青亲自点名说《农家乐》是第一部坏电影，使孙谦遭到了残酷的打击迫害，抄家、批斗、关牛棚……
其实，在“文革”之前，他就几次被当做文艺界“黑典型”指责过。孙谦很幽默地自称为“运动健将”，这是因为历次运动他都遭到过不公正的批判。“教条主义”“概念化”“无冲突论”有他；“干预生活”“阶级斗争调和论”有他；甚至还戴过“托尔斯泰主义”“甘地主义”等莫名其妙的帽子，在他的心灵上留下了累累“伤疤”。
孙谦是个农民的儿子，是党培养起来的农民作家，而他首先是一个革命的战士。他出生在山西省文水县南安村，父亲是个木匠，伯父是个吹鼓手，叔父扛了一辈子长工。兄弟三人中，只有他父亲在年过三十以后才娶妻成家。在他的青少年时代，就深深体会到一个贫苦农家所经受的战战兢兢地维持生活的辛酸，在苦水中浸泡的痛苦，在他的心灵上铭刻着“老老实实做人，勤勤恳恳做事”的至上训诫。所以，在他的作品中蕴含的思想，可用两句话概括：对生活的忠实，对农民的热爱。而他本人更是同农民有着不可分割的血缘关系，时刻把农民的希望、要求挂在心上，为他们说话。1958年刮浮夸风时，他曾多次直接给党中央写信，反映农村的真实状况。因此，他在“极左”年代受批判是可想而知的，这也恰恰说明他的思想境界是高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