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英雄主义的文学创作观
天才作家 “战国策派”的主要成员陈铨、林同济、贺麟、朱光潜等人都主张“英雄崇拜”，朱光潜认为：“每时代每社会都有它的英雄，而英雄也都被人崇拜，这是铁一般的事实。”贺麟则批评：“凡是根本反对英雄，抱定主张绝对不崇拜英雄的人，就是‘英雄盲’的人，睁开眼睛，看不见英雄。英雄是人类理想价值具体化，‘英雄盲’就是‘价值盲’，‘价值盲’是一种精神病态。”他主张：“凡是能够崇拜英雄的人，就是不害‘价值盲’的人。他不但能够认识英雄，而且能藉崇拜英雄，扩充自己的人格，实现自己潜伏的价值意识，发挥他自己固有的‘英雄’本性Herosim。”陈铨更具体指出：“天才就是英雄，英雄不仅是武力方面、政治宗教文学美术哲学科学各方面，创造领导的人，都是英雄。”竭力提倡“天才作家”说的主要是陈铨和林同济。陈铨一再表明“文学创造，需要天才”。在“文学的领域里，没有平凡的人的足迹”，“天才可以随时创造规律，规律绝对不能束缚他们”。天才是什么呢？天才并不是仅有广博的知识，天才必须富于创造的精神，具有极丰富的想象力，创造崭新的东西。“天才最大的特点，就是发明”，“天才可以随时创造规律，规律绝对不能束缚他们”。天才作家“不但要表现时代，同时还要指导时代”并且能够“打开宇宙人生的新局面”。他们不能模仿前人，但一定要作后人的典范。林同济在《我看尼采》和《寄语中国艺术人》中也明确阐述了同一观点。“战国策派”所提倡的从“英雄崇拜”而“天才论”，明显受到了卡莱尔的“英雄崇拜”和尼采的“超人学说”的影响。当然，康德提升人类的尊严肯定天才可以创作规律的哲学思想也是其立论的理论基础。我们否认唯“天才论”，但尊重人才，肯定人的天赋，崇尚英才是无可厚非的。从一定意义上说，特别是创造精神财富是需要“天才”的。
陈铨在肯定“文学没有天才，根据谈不上文学”的同时，还给天才作家提出了具体条件。他主张文学天才，应当生活在一种“智识潮流”中间。所谓“智识潮流”就是合乎时代精神的正确思想。这种思想是文学天才发展的根基。他认为“文学家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认识自我。在自我认识的时候，就是天才起首表现的时候。固然在基本训练中间，一位青年作者未尝不可以借镜他人。但是在高尚的表现，成熟的时期，一位文学家依然不能摆脱别人，建设自己，那么我们只能说他没有天才，或者有天才而没有认识自我，所以把自我毁灭了”。他还认为：“文学是一种创造活动”，“因为文学的使命，是要表现特殊的事物”，“文学家是不能仿效的，仿效就是欠天才”。此外，他非常重视伟大文学批评家对天才作家的指导作用。他指出：“历史上好些伟大的天才，因为得着伟大批评家的指导，力量用在正当的途径，才有优异的成绩。如像歌德遇着黑尔德，受他最大的影响。摆脱传统的拘束，发挥自己的天才。假如没有黑尔德，那么歌德也许还要受法国文学的支配。”陈铨在《戏剧与人生》一书中对天才戏剧家的修养作了具体的论述，包括观察、想象、思想及训练。只有具备上述条件修养，才能“使中国的文学天才向正当的有效的途径发展”，“才能产生真正的民族文学”。
浪漫精神 浪漫精神是英雄主义文学创作观的精魂。浪漫精神最早是陈铨在《〈金指环〉后记》中提出的，此后他又发表了《青花（理想主义与浪漫精神）》，该文言简意赅地阐明其浪漫主义的文学主张。“青花”源自德国作家罗发利斯的小说《亨利阿胡廷恩》《海因里希·封·奥夫特丁根》，在这部小说中，作者描写了一个人看见一朵青花，若远若近，忽隐忽现，永远追求，永远不能到手，由此“青花”成为理想主义的象征，也是浪漫主义精神的象征。陈铨在文章中先为“浪漫”正名，他否定了放情纵欲，朝秦暮楚，寻找刺激的时下流行的对“浪漫”不正确的理解，他认为西方文学史上的“浪漫”并不是当时中国流行的曲解的“浪漫”。浪漫主义运动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流行于欧洲各国，影响较大者莫过于德国的浪漫主义运动。陈铨曾留学德国，深知从康德到黑格尔以来德国理想主义的思想脉络。从康德到黑格尔的理想主义对近代文学产生了不可思议的伟大影响，他认为浪漫主义源自康德，发源于理想主义。
浪漫精神是浪漫主义精神的简称，就是理想主义的精神。“人类都有理想的，而且时时刻刻要求实现他们的理想，这一种与生俱来的本性，就是人类世界一切进步的泉源。然而真善美都是人类最高的理想，人类永远追求，永远没有达到，这是一个无穷的工作。”她“是人生理想的无限追求”。浪漫精神要靠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的载体来体现，而这种人物形象必须有“高尚理想”，“他们追求的，是荣誉，是感情，是道德上的责任，为着荣誉感情责任，他们可以牺牲一切”。他们为追求真善美的崇高理想，奉献生命，亦所不惜。
历史的变迁，社会的进化，伟大人格的产生都是靠浪漫精神推动的，如果一个人没有浪漫精神“就会流于物质主义、实利主义，只知道是生存的欲望，与禽兽一般”，一个民族没有浪漫精神“一定会堕落、腐化、崩溃”。可见浪漫精神是个人的灵魂，是国家的国魂，是拯救民族于危亡之际的妙方金丹。她是一种文学精神，也是一种文化精神。
陈铨把从五四到抗战前期二十余年划分为个人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三个历史阶段，而相对应的哲学思想背景是实用主义、唯物史观与理想主义，属当下第三阶段的民族主义和理想主义是分不开的，民族主义与“浪漫精神”也是不可分割融为一体的。“这一种浪漫精神和对人生的态度，也许是中国新时代所最需的”，“我们目前政治社会教育上种种不良的现象，都要这一种精神来拯救”。而陈铨创作的剧本《金指环》与《兰蝴蝶》副标题都标为“浪漫悲剧”的深意也在于此。剧中的人物都是为捍卫国家的名誉和民族的使命，为真善美的崇高理想而奋斗以至于献身的。
在民族主义思潮普遍高涨，抗日救亡功利意识极强，文坛盛行抗日现实主义之际，陈铨极力倡导“浪漫精神”，提倡浪漫主义运动，推动抗日民族斗争，可以说给国人以别样的兴奋和异常的激动，他的《野玫瑰》等“浪漫悲剧”确实感动过国人，抗战不仅需要现实主义，也需要浪漫主义，不仅需要“现实精神”，也需要“浪漫精神”，过去对此的批判是有失公正的。
“力人”形象 “战国策派”力主“尚力文化”。林同济认为欧洲近代的文化精神可谓“柯伯尼宇宙观”，该宇宙观用极简单的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无穷的空间，充满了无数的力的单位，在力的相对关系下，不断地动，不断地变”，“力者非他，乃一切生命的表征，一切生物的本体。力即是生，生即是力”。这非常清楚地表达了他的力的宇宙观。陈铨研究狂飙时代的德国文学得出的结论是：“狂飙时代有两个重要的观念，就是‘力量’与‘天才’。力量是一切的中心，它破坏一切，建设一切；天才是社会的领袖，他推动一切，建设一切，然而天才的本身最重要的元素就是力量。天才的发现实际上就是力量的表现。”《战国策》的代发刊词就是以“力”为中心的宣言：“‘大政治’而发生作用，端赖实际政治之阐发，与乎‘力’之组织，‘力’之驯服，‘力’之运用。”他们认为“力者非他，乃一切生命的表征，一切生物的本体”。“人的生活最精彩的时候，就是权力意志最充分发挥的时候”。抗战时期就如战国时代，“大战国时代的特征乃在这种力的较量。”“有力才能存在，无力必归消灭”。这种尚力思想有着中外文化的深厚累积，确可以振奋自信，强化人力国力，提升中华民族的综合力。
“力人”是陶云逵在《力人——一个人格型的讨论》中提倡的一种人格类型。他把“尚力文化”人格化、实在化。他认为：“力是个观念，需要从力人身上，从光明人格身上，具体化出来。”“说我们需要力，就是说我们需要‘力人’，需要有力的人格。”他把人格分为“主人型”与“奴隶型”，中国历史的变迁与兴衰，根本上是这两种人型的浮沉争斗的过程。“力人”就是“主人型”的人格，中国历史上“力人”为数不多，中国的“历史”实际上就是靠了这无力圈中偶尔兴起而成了大业的几个少数力人。那么什么叫“力人”呢？“力人是不受传统支配的，他要创造，他有独到的‘是’与‘非’，他真，他意志坚决，他直爽，光明，他不怕阻挠，他不怕死，愿为他的‘是’而死。”而“力人”担负实现人类最高理想真善美的历史使命，唯有“力人”才能达到真善美，实现人类的理想。陶云逵呼吁：“我们得保卫力人的种籽，培养它，使它生长，开花，结种，繁殖。这样，幽暗世界才会变成一片光明。”林同济也同样指出，“我们的文化使命”是“一面赶造强有力的个人，一面赶造有力的社会与国家”。把塑造“力人”放到民族文化救亡的首位。
陈铨的文学创作担当了“赶造”“力人”形象的使命。“力人”形象就是他在文学作品种讴歌的抗日战争中涌现出来的战斗英雄。《黄鹤楼》描写中国空军“铁鹰队”大队长刘玉彪深明大义、忍辱负重、英勇战斗、不怕牺牲的“力人”精神。《野玫瑰》中着力塑造的特工人员夏艳华胆识过人、谋略超人的“力人”形象，西滢曾评价：“这样的一个女人似乎不是血做的，肉做的，也只有尼采式的超人才能做得到。”如果说刘玉彪是领导抗日救亡的正面的“力人”形象，那么夏艳华则是抗日救亡之中处在特工战线的巾帼英雄，两者有异曲同工的艺术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