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刘玉彪、夏艳华等一批人物形象上明显地体现出“力人”的品格。这种对“力人”形象的歌颂，可以鼓励“力人增多”，“无力人减少”，“烧断了阿Q类型，而铸出一种战士风格”有利于提倡“兵文化”，进而崇敬抗日英杰，弘扬抗日英雄精神。这无疑对重建民族品格，给抗日救亡注入活力，发生了进步作用。
于“力人”形象相伴的一个概念是“异性伴”。“异性伴”是林同济在《寄语中国艺术人》一文中因“三母题”的需要而提出的。他认为：“狂欢必须异性伴，虽然异性伴不必是狂欢。因为狂欢的最高峰必引入恐怖的最暗谷，异性伴所以对待最高峰的告辞。因为狂欢的最高峰本即是恐怖的最暗谷，异性伴所以协助最暗谷的再征服！大醉酒可以制造一时的幻觉，异性伴可以加强争斗的意力。”简言之，“狂欢必须异性伴”，“最暗谷的再征服”也要有“异性伴”的协助，其根本原因在于“异性伴可以加强争斗的意力。”可见“异性伴”是为更加强“力人”争斗的意力而设置的。“异性伴”成为陈铨文学创作上的独有景致，并不在于他的创作中常常采用三角爱情关系的结构，（《野玫瑰》里夏艳华、刘云樵和曼丽之间的关系；《金指环》里尚玉琴、马德章与刘志明的关系；《蓝蝴蝶》中婉君、钱孟群和秦有章的关系等）而在于他摒弃了时下文学作品中以爱情婚姻至上、反对传统伦理道德、或为满足性欲寻找刺激等男女关系的三角套式，为实现救亡图存抗战建国，而牺牲男女恋情与儿女情长，达到申明国家民族大义，强化“力人”的斗争意志的目的，从而更加突出真正的“力人”品格，增加了艺术的震撼力与影响力。
概言之，“英雄主义文学创作观”即是“天才作家”发挥“天才的创造”，鼓吹民族英雄的“浪漫精神”，塑造“力人”人格的形象，以图重铸民族品格，救亡图存。这种观点明显地受到哥白尼宇宙观、卡莱尔的“英雄崇拜”、尼采的“超人学说”和“浮士德精神”的影响，充分地体现了陈铨、贺麟、朱光潜等所提倡的“英雄崇拜”，雷海宗提倡的“兵文化”与“文武兼备”的“真君子”，林同济论述的“士大夫”人格和“战士式”人格等文化思想。这种文学创作观与抗日救亡的时代精神是合拍的，它可以起到增强民族自信，注入国家活力，激励抗战建国的积极作用。
“战国策派”的文学思想是在对中外文化文学的整合、借镜与融合、超越中建构的独特的文学思想体系，即以民族主义文学本质观、非理性主义文学本体观、英雄主义文学创作观等为其特质，以民族文化救亡和民族品格重构为其指归的民族主义文学思想体系。
在中国新文学史上，“战国策派”的文学思想，成为民族主义，非理性主义、英雄主义等为其特征的民族主义文学思想的开创者和集大成者。使其成为中国20世纪新文学思想史上，继激进主义文学思想、自由主义文学思想，保守主义文学思想之后又一个重要的较完整的文学思想理论体系。它对中国20世纪新文学思想的多极化、多层化作出了有益的尝试与建设。“战国策派”的文学思想，作为整个文学思想历史链条上不可或缺的一环至今还值得深入研究。作为文化文学的历史资源自有其文献性和价值性。
“战国策派”是一个极富理论个性和探索精神的群体，它深刻的偏激和探索的失度在文学思想上表现出明显的过失性。其一是理论上的唯心主义。它的文学思想从本质观、本体观到创作观，都主张“意志”“情感”“直觉”“心灵”决定论，他们在文学思想的自律性的主观性方面作了深入的开掘，在文学的他律性，即文学的文化思考方面处处闪烁出独到见解的思想火花，但其出发点归宿点都是唯心主义的。其二是心态上的激进主义。“战国策派”成员大都是具有强烈的国家民族责任感和使命意识，其理论锐气、探索精神、爱国激情、学者品格可敬可佩，然而其偏激、傲气却遭到人们的不满，由此也带来理论上的过失。其三是运作上的公式主义。由于理论上的系统化完整化，造成理论上的单一化，公式化。陈铨的文学创作中表现的“民族主义”万能的概念化和“异性伴”的雷同化等也具有公式主义的弊端。
2008年6月
重视原始文献提倡实证研究重说新文学史
（代后记）
《走向民间与回归传统》共分三部分内容。“文学综论篇”重点评述了中国现代的抗日救亡文学运动和解放区的工农兵文学新气象；“山西作家篇”着重论述了“山药蛋派”及赵树理等作家书写农村、代言农民、凸显民间文化的创作成就；“美学与文学思想篇”主要重新评价了文学史上被批判为“法西斯主义”的“战国策派”，论证该派是倡导“民族文学”、坚守文化救亡与民族品格重构的民族主义爱国学派。
“重视原始文献、提倡实证研究、重说新文学史”是我近年多次在学术会议与报告中表达的内容，其中主要观点曾多次见诸学术会议的综述摘编。这些表述是我近年来试图想追寻的一种批评观与学术研究姿态。之所以作为代后记，因为它是我对批评与研究的反思，也是对学界学术境界的一种期望。虽然思考未必成熟，或许对来者有些启示。
首先，问题的提出。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话题，因为学界新文学研究长期存在这样一些弊端：其一是批评与研究运用转手资料多，利用原始文献少。一般研究性成果大多利用已有的汇集成册的资料以及别人用过的资料，论者只是换个角度，变一下方法，从事学术研究，得出研究成果。较少有人在占有已有的文献基础上，再去发掘、收集、整理原始文献，进行学术研究。其二是非实证研究多，实证研究少。学术研究我分作两种类型：一种是实证研究，另一种是“先验研究”。在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实证研究”少而“先验研究”多。所谓“实证研究”就是运用事实、证据来证明实在，说明道理。所谓“先验研究”：运用已有的意识形态、主观意念寻找事实、证据，推演道理。其三是已有的中国新文学史不能完整呈现新文学史的史实和全貌。主要存在的问题有命名存疑、史实缺失、文献不全和观点有误。比如通行的“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的叫法就应该为“中华民国文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又如“三民主义文学”“‘文革’文学”等在文学史中的缺失。像陈铨这样在抗战文学中能代表时代精神的作家，没有被写进文学史。
其次，兴起的背景。近年来，提出这样话题的大背景已经呈现。从大文化环境来说，从实证主义思潮，到人本主义思潮，再到科学主义思潮；从过去的绝对主义思潮到近年的相对主义思潮。学界显然已经形成一个比较多元、开放的语境。从新文学学科背景看，近年，中国现当代文学界连续召开了几个较有规模、集中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界部分顶级学者的学术会议，主题都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史料整理与实证研究密切相关。最早是2003年清华大学等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献问题座谈会”，会议提出建立史料学文献学的主张。2004年由河南大学文学院等举办的“史料的新发现与文学史的再审视——中国现代文学文献问题学术研讨会”，2008年首都师大召开的“1898—2008：中国新文学高层论坛”的对新文学的回顾、反思与展望。2009年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中国现代文学新史料的发掘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我有幸参加了上述会议（除清华会议外），使我倍感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科危机，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科学性普遍受到质疑。其原因是多画面的，然而，在史料发掘整理与实证研究方面存在很大问题。
第三，如何重说新文学，重构新文学史。首先是合理相对主义的姿态。我们过去批评研究的思维是绝对主义的两极思维，非此即彼，非好即坏。绝对是无条件的、永恒的、无需比较的、在各种情况下都适用的；相对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有比较关系的、有限的。合理相对主义摒弃了相对主义的模棱两可价值判断，吸收了它的合理内核。合理相对主义的内涵是：在国际帝国文化的背景下，在国内主流文化主导下，不同文化多元共存，不同而和，自由互动，协同发展，营造公共理性，建构文化新秩序新形态，推进华夏轴心文化的形成，促进多元的世界文化的发展。新文学应该在主流文学主导下的多元共存，共同发展。新文学的研究也应该是多元研究，互补共存。其次主张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要发掘原始史料，校勘与考辨已汇集和运用的文献，重新检索查阅相关原刊、原报、原版、初版文献，注意校勘不同版本、汇集本与原本的差异。本书中的《读新发现的赵树理的一篇佚文》和有关“战国策派”的研究试图想做些努力。要重视整理历史文献，包括影印原版、原刊、原报的文献，复印原版、原刊、原报的文献，汇编专题原始文献，注意用原模原样排印原始文献，注重汇校本的出版。《山西新文学大系》对山西文学的作家作品的汇集，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有价值尝试。要还原历史现场。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如实记叙历史，尊重历史事实，还原历史本真。以史实为本，据实以论，通过事实的逻辑分析构造研究对象的事实景观，通过观念的语言的逻辑分析构造研究对象的思想意旨的内涵本真。最后，客观主义的评价。这是很难做到的，不过我们可以尽量靠近它。我觉得它应该是客观描述、科学分析、归纳推理。评价客观公允，文风平实表述，文字力求简练。特别要注重两个方面，“历史意识——历史评价”，“当代意识——当下评价”。把两者区分开来。
我们在作家作品批评、思潮研究、期刊研究、社团流派研究、区域文学研究、文学现象研究以及与文化、与外国文学、与传统文学研究等方面，运用原始文献展开实证研究，重说新文学，重构新文学史。中国新文学研究将会是一个全新的境界与别样的景观。
苏春生
2012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