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性格的流动性和复杂性是衡量人物形象是否丰满的重要依据。如果说个性是在众多的同类人物中表现某一个人的性格，那么性格的流动性和复杂性则主要表现一个人性格的多方面。前者的比较是传主与他人的比较，在比较中显出个性，后者则是传主性格各个侧面的比较，是更高层次的比较。《左传》、《战国策》受体例限制，人物在时空中的活动受到一定约束，性格的流动性不太自由，但也写出了一些形象鲜明、性格丰满的人物。晋文公从贵族公子到称雄天下的霸主，前后性格不大一样，在十九年流亡生活的磨炼中，不谙世事、贪于享乐的贵族公子性格慢慢减少，代之而起的是有志气有度量的国君。楚灵王是有名的暴君，以篡弑夺取王位，用杀戮夺占土地财物，但与其他暴君又有不同之处，听了子革的讽谏后，竟然“馈不食，寝不寐，数日不能自克”，直到临死时，道出了“余杀人子多矣，能无及此乎”的悔恨，决然自缢而死。《战国策》中苏秦、赵威后、邹忌等人性格都比较复杂。赵威后既是个明智的妇人，又有不识时务的一面，但又是诚于纳谏的执政者，性格矛盾而又统一，伟大和渺小于一身。作者这样写，使历史人物更具有真实性。因为社会生活丰富多彩，人与人的关系复杂多变，时光转逝，场所变更，地位升降，都是加速思想性格变化的催化剂，人的性格不会是铁板一块。《史记》中人物性格的丰满性，较之《左传》、《战国策》又有了长足发展。它以写人为中心，时间上可顺可倒，空间上可纵可横，给人物性格的流动创造了广阔的天地。同时，《史记》在写人时运用互见法，本传中详写其主要性格，他传中补写该人物性格的某些侧面。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历举《项羽本纪》、《高祖本纪》、《淮阴侯列传》等篇章，对项羽的性格作了精辟的概括，指出：“言语呕呕”与“喑叱咤”，“恭敬慈爱”与“剽悍滑贼”，“爱人礼士”与“妒贤嫉能”，“妇人之仁”与“屠坑残灭”，“分食推饮”与“玩印不予”，“皆若相反相违，而既具在羽一人之身，有似两手分书，一喉异曲，则又莫不同条共贯，科以心学性理，犁然有当。《史记》写人物性格，无复综如此者”。另外，廉颇的负气好胜与爽直服善，陈胜的勇于反抗与沾沾自喜等，都为史传文学中人物形象的建立树起了不朽的典型。这里有两种情况应注意：第一，人物性格的流动性、复杂性并不是各种性格的简单相加，而是由人物的生活实践、性格的发展逻辑、社会环境的影响等内在联系构成的统一体。不符合人物性格逻辑的表面现象，不能说是人物性格的流动性。第二，正确区分人物性格的流动性与两面派人物，有些人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在不同的时间、空间，会有不同的表现，这不能说是人物性格的流动性，因为这些言行都是假象，人物的本质并没变。
从审美角度看，史传文学中写出一些复杂性格的人物，能使人对审美对象有较完整的印象，不显得单一死板。普希金说：“莎士比亚创造的人物，不像莫里哀的那样，是一种热情或某一种恶行的典型，而是活生生的、具有多种热情、多种恶行的人物；……莫里哀的悭吝人只是悭吝而已；莎士比亚的夏洛克却是悭吝、机灵、复仇心重、热爱子女而且锐敏多智。”性格的多样性、丰富性，正是“莎士比亚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果以此衡量史传文学中具有复杂性格的人物，就能从他们身上发现很有价值的美学意义。当然，人的性格结是一个统一体，具有一定的稳定性，有一个定向性格强调统摄其他性格。项羽性格固然复杂，但其主旋律仍是“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英雄魄力。如果各种性格杂糅一起而显不出定向性格，就会给人以散乱的印象，而不是完整丰满的人物形象。总之，我们说《史记》丰富了人物性格，是指它在人物性格的个性化、复杂化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4.创造了传记文学的各种艺术手法
司马迁在写人时一方面继承了前代秉笔直书的优良传统，另一方面也发展了文的成分，运用了更多的文学手法，因此，文学味也更浓，《史记》能成为记述真人真事的传记文学作品，充分体现了司马迁非凡的史学和文学才能。（参见“写人艺术”）
5.丰富了史传的结构形式
清人李渔曾把结构比做“工师之建宅”：基址初平，间架未立，先筹何处建厅，何处开户，栋需何木，梁用何才，必俟成局了然，始可挥斤运斧”。结构安排得好与坏，直接关系到文章的骨力问题。就史传文学而言，能否把众多的材料统摄一起，合理安排是影响人物建立的一个重要因素。
《左传》以记事为主，人随着事件的出现而出现，发展而发展。从写人角度看，有些篇章可以相对独立，自成一章，如隐公元年“郑伯克段于鄢”，僖公二十三年、二十四年写晋公子重耳走亡等，但是从总体上说，这种以人物为主的传记式结构，在《左传》中还不很多，《战国策》中有些篇章已明显地以写人为主，向传记体形式过渡。从结构上说，大都是单线发展，如《秦策一·苏秦始将连横》、《齐策四·齐人有冯谖者》、《赵策四·赵太后新用事》等。有些篇章在单线发展中又有起伏。《燕策三·燕太子丹质于秦亡归》章等在结构安排上很有特色，比《左传》进了一步。
《史记》从纵的方面看，有它的总体结构，十二本纪是纪事的大纲；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围绕十二本纪，纳入于“通古今之变”的“科条”，融为一个整体；十表是历史大事记，表序概括叙述各时期的历史特点；八书论典章制度的变化。可谓体大思精。从横的方面看，每篇传记都是独立的篇章，在结构安排上灵活多样，“在每一篇文章里有着建筑上的美”，正如吴见思《史记论文》所说“史公遇一种题，便成一种文字，所以独雄千古。”有人把《史记》人物传记结构分成这样几类：单线发展和冈峦起伏式，如《项羽本纪》；两线交错式，如《魏其武安侯列传》；不断上升式，如《刺客列传》；网式结构，如《酷吏列传》。这种分法符合《史记》实际。从另一角度看，不管什么形式的作品，都可以分为开头、中间、结尾三部分。这使我们想起元代乔吉关于结构的精辟见解。他说：“作乐府亦有法，曰凤头、猪肚、豹尾六字是也。大概起要美丽，中要浩荡，结要响亮，尤贵在首尾贯穿，意思清新。苟能若是，斯可以言乐府矣。”这里虽然谈的是乐府结构（陶宗仪解释说“此所谓乐府，乃今乐府，如［折桂令］、［水仙子］之类。”）但说结构要“凤头”、“猪肚”、“豹尾”却具有普遍意义。司马迁的许多人物传记结构正是如此。“凤头”即要美丽，不同一般，不落俗套。《李将军列传》、《太史公自序》等，犹如潺潺流水，缓缓而来，从传主的祖先说起。《酷吏列传》、《游侠列传》等却似江河奔腾，辟头发一通议论，读来气势凛凛，震人心魄。《吕不韦列传》、《鲁仲连邹阳列传》等，开笔介绍人物职业、性格，先给人留下总体印象。“吕不韦者，阳翟大贾人也。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鲁仲连者，齐人也，好奇伟倜傥之画策，而不肯仕宦任职，好持高节。”《李斯列传》、《张汤传》等，从小事入手，见微知著。李斯见到厕所之鼠和官仓之鼠后，叹曰：“人之不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他的结局也正如此。这些传文的“凤头”，五彩缤纷，绚丽多彩。所谓“猪肚”，即要浩荡，要充实，犹如江河日下，一泻千里，既汹涌澎湃，又顺畅自然，让人们浑观其一派落九天的壮景。这里面就包括着上面所说的各种形式，或单线发展，或双线并行、交错、融合，千姿百态，各显其长。“豹尾”，即要结得响亮，振起历史的灰尘。《田儋列传》的结尾，山穷水尽之处突起波澜，田横五百弟子集体自杀，骇人听闻。《魏公子列传》大浪过后，余波荡漾，“高祖始微少时，数闻公子贤。及即天子位，每过大梁，常祠公子。高祖二十年，从击黥布还，为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岁以四时奉祠公子。”进一步衬托出信陵君的可敬可慕。《屈原列传》后面说：“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其后楚日以削，数十年，竟为秦所灭。自屈原沉汨罗后百有余年，汉有贾生，……投书吊屈原。”这一段含不尽之意于言外，令人回味无穷。“终莫敢直谏”，反衬屈原的人格；“竟为秦所灭”，说明屈原在楚国的重要；百有余年始有贾生吊屈原，可见屈原在一段时间内的寂寞。司马迁传文的“豹尾”，更妙在以议论振起全文，淋漓尽致，笔墨酣畅。
前人评点古典小说时曾谈到结构的魅力，如“寒冰破热、凉风扫尘”，“笙箫夹鼓，琴瑟间钟”等，实际上，这些在《史记》中已经存在。传记结构在逐一展开历史画卷，凸现历史人物的过程中，必然随历史生活而呈现出冷峻、寒心、颤栗、热烈、温暖、喜庆的多层次气氛，呈现出激烈、短促、闳阔、轻缓、舒畅、细腻的多方面音响。《吕太后本纪》在结构上可说是具有冷热相济的特点。前人对此多有论述。李景星在《史记评议》中评道：“《吕太后本纪》叙各项复杂事迹，而笔端却极有条理。写一时匆忙情形而神气却尔安闲。大旨以吕后为主，而附叙者为惠帝、为两少帝、为高祖诸子、为诸吕，此所谓复杂也。看他抬起一头，即放倒一头；放倒一头，即另起一头。任他四面而来，偏能四面而应，此所谓条理也。……谋诛诸吕。又分多少层次，几令人口述不暇，此所谓匆忙也。曰太后哭泣不下，曰其哭乃哀，曰太后风大臣，曰取美人子名之。而又载《赵王歌》。载郦寄绐吕禄语。载太尉入军门令，此所谓安闲也。”把《吕太后本纪》复杂的线索及冷热相济的特色都概括了出来。《项羽本纪》、《高祖本纪》、《留侯世家》、《淮阴侯列传》等，在结构上都具有这样的艺术魅力。当然，任何结构都是为内容服务的。不能为结构而结构。否则，结构就会变成一副毫无意义的空架子。黑格尔说过：“艺术作品应该具有意蕴，……它不只是用了某种线条，曲线，面，齿纹，石头浮雕，颜色，音调，文字乃至于其他媒介，就算尽了它的能事，而是要显现出一种内在的生气，情感，风骨和精神。”史传文学的结构也是如此，不管采取什么结构，都是为了把历史活动中人物的形象展示出来，并使这个形象具有“意蕴”，具有一种时代精神。
6.表达了鲜明的思想倾向
传记文学给人立传，并不是随心所欲、无动于衷的。它必须有一定的思想、一定的感情。司马迁爱憎分明，整部《史记》渗透着他强烈的思想感情。他本着不虚美、不隐恶的原则，歌颂正义，向往光明，追求真理，鞭挞邪恶。这种进步的思想倾向正是他“成一家之言”的基础。一方面，他以自己非凡的眼光，选择入传的人物；另一方面，又借入传的人物，表达自己的思想。而且，在写每一位人物时，他都非常动情，因此，他也是发愤以抒情。思想性、抒情性的紧密结合，构成了《史记》独特的思想成就，也成为中国古典传记的一个优良传统。（详细可参见“抒情艺术”）
二、《史记》对中国传记文学的影响
《新大英百科全书》“传记文学”条目中说：“虽然传记在搜集事实，对真实负责这方面与历史有关，但它实际上是文学的一个部门。它试图通过选材、构思，从事实中得出生活形象，在给定的材料范围内，传记作者努力把素材加工成闪光的东西，如果他捏造事实，那么他在真实性方面就是失败的。既要真实可靠，又要求富有想象的安排材料，以达到栩栩如生的效果，这是传记作品的一组矛盾。”司马迁的传记作品，很好地处理了这一组矛盾。因此，既具有历史的真实性、可靠性，又具有文学的艺术性、形象性，达到了二者的完美结合，给中国古典传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史记》以后的传记沿着两条道路发展，一条是史传文学，一条是杂传文学。
《史记》开创了以人为中心的纪传体形式，“后之作史递相祖述，莫能出其范围”，“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在中国，以《史记》为母体，便产生了包含它本身在内的数千卷的二十四史，它们都是史传作品。从传记发展的角度看，二十四史中，“前四史”艺术成就最高。《汉书》“究西都之始末，穷刘氏之废兴”，“言皆精练，事甚该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