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史记》对中国古典散文的贡献
《史记》散文继承了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的优良传统。首先，它把历史散文发展成了以人为中心的纪传体，这是一个质的飞跃；其次，《史记》，本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目的进行创作，这又使它带有子书的性质。所以，《史记》既是史书，又是子书，同时又具有浓厚的文学色彩。
（一）从史书角度看《史记》历史散文的贡献
1.从史书角度看《史记》散文，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它“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
司马迁说他作《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的原因：“国有贤相良将，民之师表也。维见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贤者记其治，不贤者彰其事。”
实际上，他的整部《史记》都贯穿着这样一种思想。《史记》之所以被统治者视为“谤书”，就因为他如实记载了上下三千年历史，对于历史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为了求得真实材料，司马迁深入实地进行考察。他不以个人的爱憎感情而歪曲事实，而是秉笔直书，冲破了“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樊篱，大胆揭露社会问题。司马迁的实录精神主要体现在他的褒贬倾向上。关于司马迁对历史人物的褒贬问题，我们要特别注意两点：
一是要把传、赞、《太史公自序》三者结合起来看。顾炎武说：“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既见其指者，唯太史公能之。”司马迁在记载人物事迹时，一般是善恶必书，自己的态度已在传中体现出来；论赞往往直抒胸臆，表达强烈的思想感情；《自序》大都撮其要旨，偏重事实分析。把这三方面结合起来，就能把握住司马迁对人物的褒贬态度。孔子是司马迁心目中的第一位人物，司马迁写《史记》就是继孔子作《春秋》，两人在遭遇上也有相似之处，因此，司马迁以崇敬的心情给这位“素王”立传，主要是展现孔子那种力图实现自己政治主张的精神，也正是从这样的描写中，流露出了他本人对孔子这种顽强精神的向往之情。于是，他在赞中进一步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在《自序》中，司马迁谈了作《孔子世家》的原因：“周室既衰，诸侯恣行。仲尼悼礼废乐崩，追修经术，以达王道，匡乱世反之于正，见其文辞，为天下制仪法，垂《六艺》之统纪于后世。”对孔子一生的主要成绩给予较公允的评价。“汉之飞将军”李广，在抵御外族入侵、保卫祖国边疆的战斗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司马迁在《自序》中言：“勇于当敌，仁爱士卒，号令不烦，师徒乡之，作《李将军列传》。”在传文中，司马迁以满腔热情歌颂了这位将领奋身疆场的卓越功绩，并以浓厚的同情写出了他的不幸遭遇。在论赞中，司马迁引《论语》“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和谚语“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来称赞李将军，表现了他对李广的无限敬慕和景仰。其他如《魏公子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张释之冯唐列传》、《游侠列传》等，都应如是观。有时候传中写其恶迹，论赞中也指出其功绩，表现出求实精神。《自序》说：“惠之早，诸吕不治；崇强禄、产，诸侯谋之；杀隐幽友，大臣洞疑，遂及宗祸，作《吕太后本纪》。”《吕太后本纪》基本上按这一线索写了吕后蛮横专权、大肆培植吕氏势力、残酷打击刘氏宗室和刘邦元老功臣的恶行，并写了刘氏宗族和刘邦元老功臣联合诛灭吕氏集团的激烈斗争，但在论赞中，司马迁对吕后执政时的政治经济措施以及社会生产的发展状况，仍是肯定的。他说：“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酷吏列传》对酷吏的种种劣迹作了尽情揭露，但在论赞中又指出：“然此十人中，其廉者足以为仪表，其污者足以为戒。方略教导，禁奸止邪，一切亦皆彬彬质有其文武焉。虽惨酷，斯称其位矣。”班固《汉书·酷吏传》的赞语说法与之类似但更趋于平和，“其廉者足以为仪表，其污者方略教道，壹切禁奸，亦质有文武焉。虽酷，称其位矣。”李景星认为：“赞语与传，意义各别，传言酷吏之短，赞取酷吏之长，褒贬互见，最为公允。”对于秦始皇、汉武帝、项羽、陈涉、李斯等人，作者也都进行了最全面的评价，或在传文，或在论赞，或在《自序》。因此，我们要真正体会司马迁的“不虚美，不隐恶”，就必须把这三者（甚至于《表》的序）结合起来看。
二是在对比中看司马迁的褒贬态度。司马迁写人物采用了互见法。我们要想全面了解一位历史人物，必须通过多篇且在对比中才可以全面把握那位历史人物。卫青、霍去病是汉朝有名的大将军，司马迁对其功绩并不抹杀，对其瑕疵也不隐讳。我们把《卫将军骠骑列传》与《李将军列传》结合起来看，就会对司马迁的用意有所领悟。宋人黄震指出：“看《卫霍传》，须合李广看。卫霍深入二千里，声振夷夏，今看其传，不直一钱。李广每战辄北，困踬终身，今看其传，英风如在。史氏抑扬予夺之妙，岂学乎可望哉？”清人王鸣盛也指出：“李广传赞，美其死天下知与不知皆尽衷，忠心诚信于士大夫；卫青传赞则著其不肯招士，位尊而天下贤士大夫无称，两两相形，优劣自见。”他们认为司马迁在“两两相形”中表明“抑扬予夺”是有道理的。其他许多传记亦如此。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褒贬人物的方法，有时是寓贬于褒中。比如写刘邦这位“真龙天子”的一些神奇故事，只要通读《高祖本纪》及其他人物传记中对刘邦一生事迹的记述，就不难发现，司马迁并非在褒扬，而是在讽刺。《万石张叔列传》从文字表面看，好像司马迁在颂扬石奋、石建、石庆一家人的恭敬孝谨，实则是用“寓贬于褒”的方法对他们的作为进行了犀利的讽刺。清人牛运震《史记纠谬》指出：“太史公叙万石君、张叔等，处处俱带讽刺。”《刘敬叔孙通列传》等篇都具有这种特点。
2.《史记》在体例上表现出整体系统性的特点，这是过去的史书所没有的
五种体例互相配合，构成一个整体系统。“本纪”是这个系统中的最高层次，是全书之纲领。“本纪”、“世家”、“列传”三者构成一个子系统，从不同的人事层次上反映社会的变化发展，只要是对社会的发展有所贡献，不管出身高贵与卑贱，都可进入这个系统。然后，“表”与“本纪”、“世家”、“列传”构成第二个子系统。如果说，“本纪”、“世家”、“列传”是从纵的方面描绘历史动态的话，那么“表”就是从横的方面描绘历史的断面，从而形成纵横交错的网络化体系。而“书”与“本纪”、“世家”、“列传”又构成第三个子系统。八书是写社会生活中政治、经济、文化、天文、地理等八个方面，它们结合在一起，使整个系统达到立体化的效果。如果缺少这一部分，那么社会的发展就显得平面化、单调化。《史记》的五种体例，堪称体大思精，反映了作者对历史的看法，也反映了作者描绘历史的高超技艺。这对后来的历史散文无疑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3.从史书角度看《史记》，我们还可以看到，《史记》一书采用“略古详今”的写史方法，突出当代历史
对于前代历史，尤其是五帝时代的历史，由于年代渺远，无法详记，因此，司马迁除了采用先秦典籍外，还从民间传说中吸取了许多资料。对于现当代历史，司马迁亦是如此，不仅利用朝廷各种档案资料，而且深入实地亲自采访，以充实人物的事迹。当然，无论古代还是当代，司马迁都不是记流水账，而是以自己对历史和现实的敏锐观察和深刻分析，进行人物选择、材料选择。通过各个不同阶层人物的活动，勾勒社会的发展，反映历史的变化。历史犹如一条长河，作为史学家的司马迁对这个河的源流、宽窄、深浅、流量、流向首先有一个总体认识，然后把笔墨重点投向河的“中下游”——现当代史，这也体现了历史为现实服务的宗旨。
（二）从子书角度看《史记》历史散文的贡献
梁启超曾指出：“迁著书最大目的乃在发表司马氏的一家之言，与荀况著《荀子》，董生著《春秋繁露》性质正同，不过其一家之言乃借史的形式以发表耳。故仅以近代史的观念读《史记》，非能知《史记》者也。”
“旧史官纪事实而无目的，孔子作《春秋》，时或为目的而牺牲事实。其怀抱深远之目的，而又忠勤于事实者，惟迁为兼之。”对司马迁写《史记》的目的有深刻的认识。司马迁本人在《自序》中曾明确地表示：
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序略，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
在《报任安书》中又说：
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我们从子书角度看《史记》，应以这两段话为核心，尤其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三句话，是核心中的核心。
1.《史记》努力研究“天”与“人”的关系
研究“天”与“人”的关系是每个史学家面临的首要问题。殷商时期天支配人的观念到春秋战国时发生了重大变化，董仲舒宣扬天人感应的神学，为统治阶级服务。司马迁向董仲舒学过《公羊春秋》，但反对天人感应的神学思想。在《史记》中，他以人为中心来反映社会历史的变化，形象说明支配历史发展的是人而不是天。我们看《高祖本记》中刘邦对自己取天下原因的分析：
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
刘邦的总结表明了司马迁的观点，即一个人的成功、历史的发展不是天意支配，而是靠人的力量来完成的。这里当然也呼应了项羽失天下的原因并非项羽临死前所言“天亡我，非战之罪也”，司马迁在《项羽本纪》赞中批评项羽说：
自矜功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
显然，司马迁认为项羽的失败并不在天命，而在于他本人。在《伯夷列传》中，司马迁更是大胆地对天道提出质疑：
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此处，司马迁对天道的有无提出了大胆的质疑，否定了“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观点，表现出了强烈的批判精神。为了向神秘的天道宣战，他还向阴阳学家以及宗教迷信提出了大胆的批判，表现出重人事，重现实的精神。
2.《史记》努力研究“古”与“今”的关系
“变”是司马迁朴素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核心。他认为历史就像自然界的“日中则移，月满则亏”一样总是变化的，而且往往朝着相反的方向转化：“物盛而衰，天地之常数也。”“是以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物盛而衰，固其变也。”在《高祖本纪赞》中说：“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谬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说明汉朝接续秦建立后采取了相应的变革措施，使社会得以进步发展。由于司马迁从“变”的角度观察古今变化，因此，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十分精辟。从秦末农民起义到刘邦建国，短短几年，社会急剧变化，但司马迁却看得清清楚楚：“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于汉家。”对陈涉、项羽、刘邦三人的历史地位与作用作了高度概括。《史记》十表，最能体现通变思想。《三代世表》起于黄帝，至于西周共和；《十二诸侯年表》起于共和，至孔子卒；《六国年表》起于周元王元年，至秦二世灭亡；《秦楚之际表》起于陈涉发难，至刘邦称帝。其余六表为汉代的诸侯王、功臣侯者、将相名臣等。司马迁用共和、孔子卒、秦亡、陈涉起义、刘邦称帝等作为“表”的分界线，可见他对历史的敏锐观察和深刻认识。白寿彝先生曾指出，司马迁在“通古今之变”问题上有三个贡献：一是不把历史看成一堆杂乱无章的东西，认为其中有成败兴坏的道理，并打算去探求历史发展的规律；二是认为历史有变化，有阶段，这是历史进化的观点；三是《史记》能反映出当时人民群众的某些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