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司马迁努力“成一家之言”
他的这个思想显然是受到先秦诸子百家学术思想的影响。由于当时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司马迁却要“成一家之言”，因此，这是对正统思想的一种抗议。他在《史记》中表现了鲜明的思想，有许多进步的方面。（参见其他章节）
（三）从文学角度看《史记》散文的贡献
司马迁为了使历史形象化，化腐朽为神奇，为了使自己的一家之言能立于当世，他运用了文学的笔法。
1.从文学角度看《史记》散文，司马迁给我们塑造了许许多多充满个性化的人物形象，他们当中，上有帝王将相，下有平民百姓，乃至于游侠、刺客、商人等等，是一幅五彩缤纷的图画（参见“史记对中国传记文学的贡献和影响”一节内容）。
2.从文学角度看《史记》散文，司马迁给我们开辟了散文多样化的风格先河。有人曾以“奇”、“大”、“远”、“疏”、“变”来称赞，颇有见地。宋代的马存曾结合司马迁的经历对其不同的艺术风格进行了高度概括：
子长平生喜游，方少年自负之时，足迹不肯一日休，非直为景物役也，将以尽天下大观，以助吾气，然后吐而为书。今于其书观之，则其生平所尝游者皆在焉。南浮长淮，溯大江，见狂澜惊波，阴风怒号，逆走而横击，故其文奔放而浩漫；望云梦洞庭之陂，彭蠡之渚，涵混太虚，呼吸万壑而不见介量，故其文停蓄而渊深；见九嶷之芊绵，巫山之嵯峨，阳台朝云，苍梧暮烟，态度无定，靡蔓绰约，春装如浓，秋饰如薄，故其文妍媚而蔚纡；泛沅渡湘，吊大夫之魂，悼妃子之恨，竹上犹有斑斑，而不知鱼腹之骨尚无恙者乎？故其文感愤而伤激；北过大梁之墟；观楚汉之战场，想见项羽之喑，高帝之谩骂。龙跳虎跃，千兵万马，大弓长戟，俱游而齐呼，故其文雄勇猛健，使人心悸而胆栗；世家龙门，念神禹之大功，西使巴蜀，跨剑阁之鸟道，上有摩云之崖，不见斧凿之痕，故其文斩绝峻拔而不可攀跻。讲业齐鲁之都，睹夫子遗风，乡射邹峄，彷徨乎汶阳洙泗之上，故其文典重温雅，有似乎正人君子之容貌。
3.从文学角度看《史记》散文，司马迁的每一篇作品都突出一个主题，为日后的史传文学做出了示范。正如明代陈仁锡所说：“子长作一传，必有一主宰”可谓点到要害之处。试看几例：
《曹相国世家》：“‘清静’、‘宁一’四字，一篇之大旨也。”
《陈丞相世家》：“太史公通篇以‘奇计’两字作案。”
《万石张叔列传》：“传中凡用‘恭敬’、‘醇谨’、‘孝谨’字皆一篇领袖。”
《酷吏列传》：“‘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一篇大纲。”
《孙子吴起列传》：“通篇以‘兵法’二字作骨。”
《商君列传》：“通篇以‘法’字作骨，……血脉何等贯串！”
《外戚世家》：“总叙中突出一‘命’字，作全篇主意，逐节叙事，不必明言命字，而起伏颠倒，隐然有一命字散于一篇之中，而使人自得之。”
《李将军列传》：“以‘不遇时’三字为主。”
《卫将军骠骑列传》：“以‘天幸’二字为主。”
由于每篇作品都围绕一个主题来写，因此，《史记》散文既能纵笔挥洒，又能收笔从容。而每一篇主题都是作者思想的体现。
4.从文学角度看《史记》散文，司马迁是在用心、用情写历史。司马迁或把感情渗透在字里行间，像《李将军列传》；或借历史人物抒发自己的强烈感情，像《伯夷列传》；或夹叙夹议，像《孟子荀卿列传》、《屈原贾生列传》；或在论赞中直抒胸臆，淋漓尽致。（请参见前面的“抒情艺术”部分）。
另外，《史记》散文的叙事艺术、语言艺术都是值得称道的，前面已有叙述，这里从略。
三、《史记》对后代散文的影响
第一，现实主义批判精神。中国古典散文在它的萌芽时期较少批判现实的精神。从春秋战国以后，散文敢于面对现实、揭露现实，富有批判精神。司马迁把这种批判精神发扬光大，后代的古文家基本上都沿着这样的现实主义批判道路向前发展，其中虽有曲折，如粉饰现实、脱离现实的作品在一个时期泛滥，但从散文的总体来看，仍以司马迁的现实批判精神为榜样，从韩愈、柳宗元，到近代的龚自珍，形成了一条发展线索，并且给讽喻文学理论提供了可靠的事实依据。
第二，充实的内容。在散文世界里，人们要求是：无论写人叙事还是抒情，都要有丰富的内容。所谓的“文以载道”、“文以明道”等，就是这种要求的体现。《史记》文章每篇都有一个主题，全书又有鲜明的思想，这给后代散文家树立了一个好的榜样，正因如此，许多文论家推崇的是具有丰富而深刻内容的散文，反对空洞的调子和无病之呻吟。
第三，灵活的形式，多样的风格。《史记》0篇，每篇有每篇的写法和风格，不局限于一种形式、一种风格。这给后来的古文家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有人学到的是雄健，有人学到的是飘逸，有人学到的是奇伟；有人学叙事，有人学写人，有人学抒情，有人学评议。
第四，简约畅达的语言。《史记》全书52万余字，反映着三千年的历史变化。无论叙事语言还是人物语言，都能做到简约畅达。同时，由于每篇作品是整部史书的一个部分。篇幅都比较适中，长篇很少，集中刻画人物形象。这种语言上和体制上的特点也影响了后代的散文，我国古代散文向以简约为美，而且篇幅都比较短小，无过分的长篇大论。可以说是受了《史记》散文的影响。
具体来说，《史记》与每朝每代的散文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前面已述：早在汉代，《史记》就产生了影响。西汉后期文学家刘向对《史记》十分爱好。他的著作如《新序》、《说苑》、《列女传》等，受《史记》的影响较为明显，不仅从《史记》中提取了大量的素材，而且还像司马迁一样借史发表自己的政治观点，也算是成一家之言。东汉班固《汉书》，风格虽与《史记》不同，但也是直接继承了《史记》散文的特点，甚至大量转录《史记》文字，同时由于它的成功，也扩大了《史记》的影响。
唐代散文的中心是韩愈、柳宗元倡导的古文运动。他们为了反对六朝以来占据文坛统治地位的骈偶文，不断从《史记》中汲取力量。
韩愈是唐代学《史记》文章极有成效的古文家。他自己在《进学解》一文中就说自己写文章“上规姚、姒，浑浑无涯，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可见对《史记》的重视了。柳宗元曾评韩愈说：“退之所敬者，司马迁、扬雄。”《史记》对于韩愈的影响，吴汝煜先生以为有两方面：一是句法、章法、笔法有不少直接来自《史记》；二是受到司马迁尚奇审美观的启发。这个分析是非常恰当的，宋人吴子良在《荆溪林下偶谈》卷之一中云：
退之《获麟解》云：“角者吾知其为牛，鬣者吾知其为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为犬豕豺狼麋鹿也。惟麟也不可知。句法盖祖《史记·老子传》云：“孔子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兽吾知其能走，鱼吾知其能游。走者可以为网，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至于龙，吾不知其乘风云而上天。’”
金人刘在《隐居通义》卷十八中说：“韩文世谓其本于经，或谓出于孟子。然其碑铭，妙处实本太史公也。第此老稍能自秘，示人以高，故未尝尊称迁、固。至其平生受用，则实得于此。此亦文章士之私意小智也。公尝自泄其机矣，曰：‘非三代两汉之书不观。’所谓两汉，非班、马邪？”元代程端礼《昌黎文式》卷二云：“《送幽州李端公序》，形容可徒恭顺之状如画。此篇似《史记》文。”明代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十三云：“《毛颖传》是继太史。”明代王鏊《震泽长语》卷下云：“尝怪昌黎论文，于汉独取司马迁、相如、扬雄，而贾谊、董仲舒、刘向不之及。盖昌黎为文主于奇，马迁之变怪，相如之闳放，扬雄之刻深，皆善出奇。董、贾、刘向之平正，非其好也。”这些评点，足以说明司马迁散文对韩愈的影响之大了。
柳宗元的散文以峻洁称著。在《答韦中立书》中他说：“参之太史，以著其洁。”所谓“洁”，不是指文字的简洁，而是指剪裁精审和能把笔墨用到要害处。这一点，方苞曾经指出过。他说：“柳子厚称《太史公书》曰‘洁’，非谓辞无芜累也。盖明于体要，而所载之事不杂，其气体为最洁耳。”柳宗元一再说，“《太史公》甚峻洁，可以出入。”“峻如马迁。”可以看出他的渊源所在。他学习《史记》主要是在文章的风格方面。柳宗元的叙事文章不仅深得《史记》文章荡漾疏散吞吐之妙，而且在取材上和司马迁一样爱奇。他笔下所记的人物都有些奇特之处。《等郭师墓志》中的郭无名身怀绝技，而牢落不偶；《宋清传》中的宋清博施良药，而又取富有术；《种树郭橐驼传》中的郭橐驼既善种树，又工言治道；《童区寄传》的区寄年仅十一岁，却能智杀掠卖自己的二豪贼。清孙琮评《童区寄传》云：“事奇、人奇、文奇。叙来简老明快，在柳州集中，又是一种笔墨。即语史法，得龙门之神。”孙氏所说的三奇，即使移作其他三传的评语，也是恰当的。而且，柳宗元往往借传记发表议论，像《种树郭橐驼传》就是一篇借传立说的文章，传记是次，而议论为主。这也是学习《史记》文章的结果。柳宗元笔下的山水游记虽然没有奇事，奇人，但却颇有奇气，这也可以说是“得龙门之神。”
宋代散文大家欧阳修、苏轼、苏洵、苏辙、曾巩、王安石等也都受到《史记》散文的影响。欧阳修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领袖，他酷爱《史记》。他的《新五代史》对史记宪章祖述，不遗余力。其中五十多篇序和论，取则《史记》论赞，尤为明显。罗大经甚至说此书可与“司马子长并驾”。吴德旋说：“事外远致，《史记》处处有之，能继之者，《五代史》也。”
欧阳修其他方面的散文也得力于《史记》。苏轼说他“记事似司马迁”。方苞说他的碑志铭文“摹《史记》之格调，而曲得其风神。”刘熙载总论其风格说：“太史公文”，“欧得其逸”。“逸者善于纡徐，故引绪乃觇入妙。”“逸”是《史记》风格特征的一个方面。欧阳修得此一端，融入自己的禀赋、才情，遂形成了纡徐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疏畅的风格，人们称之为“六一风神”。可见他既能继承又能发展。苏轼散文也颇受《史记》影响。李耆卿说：“子瞻文学《庄子》（入虚处似，《凌虚台记》、《清风阁记》之类是也）、《战国策》（论利害处似，《策略》、《策别》、《策断》之类是矣）、《史记》（终篇惟作他人说，末后自己只说一句。《表忠观碑》之类是）、《楞严经》（《鱼枕冠颂》之类是）。”罗大经曾举出苏轼的《赤壁赋》与《史记·伯夷列传》进行分析，认为两者“机轴略同”，为“东坡步骤太史公也。”韩、柳、欧、苏是唐宋八大家中的杰出代表人物。由于他们的共同努力，六朝以来统治文坛长达数百年之久的骈体文被击败了，古文成了正宗。在这文体转变的过程中，司马迁的《史记》起了重要作用。宋代借传记发表议论的散文比比皆是，如王禹《待漏院记》、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苏轼的《石钟山记》、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曾巩的《墨池记》等等，都是借“记”的形式发表自己的观点的。人们常说宋人好发议论，这种议论的源头可以说是从《史记》学来的。
明代文坛上势力极大的前后七子掀起了一股复古模拟之风。前七子首领李梦阳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说。归有光、唐顺之也提倡学习《史记》，他们主张师法《史记》的“精神命脉骨髓”。归有光是明代评《史记》诸家中的佼佼者。他本人的散文创作“风韵疏淡，是于太史公深有会处。”明代后期作家袁宗道力主效法《史记》的独创精神。他说：“司马迁去左亦不远，然《史记》句字，亦未尝肖左也。”“自司马迁不能同于左氏，而今日乃欲兼同左、马，不亦谬乎！”至清代，桐城派论文讲究“义法”。“义法”一词即本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桐城派创始人方苞及该派的后起之秀吴汝纶都曾评点《史记》，对《史记》的文学价值多有发掘。他们自己的文章风格也颇得力于《史记》。足见《史记》文章的深远影响了。
综上所述，《史记》散文无论从内容还是从形式，都对我国古典散文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它是散文的千秋宗匠，不朽典范。正如清人李景星《史记评议·自序》中言：“由《史记》以上，为经为传诸子百家，流传虽多，要皆于《史记》括之；由《史记》以下，无论官私记载，其体例之常变，文法之正奇，千变万化，难以悉述，要皆于《史记》启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