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哲学的方法论特征，不仅从毛泽东著作的内容中可以看出，而且从其文字表达形式和风格中也可以看出。如果将毛泽东的文字风格与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字风格作一对比，毛泽东哲学的这种特征就可以更加明显地看出来。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著作，是批判性的、论战性的，他们在对自己的理论敌人的批判中阐发了自己崭新的哲学理论见解。例如，《神圣家族》是对青年黑格尔派、思辨唯心主义者鲍威尔等人的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是对黑格尔之后的德国哲学，对“真正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和费尔巴哈的唯心史观的批判，《哲学的贫困》是对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潮的代表者蒲鲁东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哲学观点的批判，《反杜林论》是对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者杜林的批判，《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写作目的是为了对资产阶级国家观加以批判，《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是在新黑格尔主义者、新康德主义者企图复活德国古典哲学中的糟粕时，对德国古典哲学的全面批判。马克思恩格斯的这种批判是一种理论的批判而不是“武器的批判”，它要判明理论的性质，划清理论的是非，它要使彻底的唯物主义这种新哲学在批判中得以确定并得以发扬。马克思恩格斯所批判的对手也都是所谓理论家，是“纯”思想上、理论上的敌人，尽管这些理论敌人是一定阶级的经济、政洽利益的思想代表。马克思、恩格斯本人各自主要是以一名严谨的学者、一名革命的理论家、一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身份出现的，尽管他们曾经参与过“第一国际”的工作，也十分注意工人阶级斗争策略的研究。而毛泽东则不同，他从事理论著述，首先是作为一名中国革命家、中国革命军队的领导者和党的领袖的身份出现的，虽然仍不失学者、理论家的风，度，但实践家的特征更为明显，所谓一身二任。毛泽东的著作一般是正面论述性的而不是论战性的，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中国社会的性质，分析为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条件所决定的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动力、目的和前途，揭示出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革命者提供思想上、理论上的指南，提供认识论、方法论的利器。毛泽东当时所面临的一个极大任务，主要地不是照本宣科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本本”背得烂熟，而是要在马列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过程中使之不发生偏差，以最终取得革命的胜利。这就需要克服在对待中国革命问题上的种种错误观点，尤其是要反对只知背诵马列主义某些漂亮词句，而不着中国革命实际之边的王明教条主义者。正因为如此，毛泽东著作中对各种错误思想的批判，就必然围绕中国革命的政治路线、方针、政策这一轴心旋转。象《实践论》、《矛盾论》这样的“纯”哲学著作，其目的也是为了从思想方法上揭露和克服看轻实践的教条主义者和不理解理论对革命实践之重要性的经验主义者，而且揭露和克服重点在于前者。这两篇著作，结合中国革命和实际情况，从理论上阐明了认识和实践的关系，阐明了怎样才能把握中国革命这个特殊矛盾，从而为清算王明教条主义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武器。从文风看，这两篇著作行文流畅明快，举例生动具体，读来使人亲切易懂，作者饱含革命激情，用中国革命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来论证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又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溶通于中国革命的经历中，以至使人有时难以分辨它是在讲哲学道理呢，还是在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毛泽东的这种思想风格，这种文字表达方式，生动地体现了他的哲学有着自己的鲜明特征。
毛泽东哲学的方法论特征的具体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受当时世界范围内形成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格局及流向的影响和制范。当马克思主义在19世纪中叶的欧洲诞生以后，它很快越出欧洲，依次向美洲、亚洲、大洋洲及非洲传播，在全世界蔓延开来，从工业较发展的国家到工业不很发展的国家和以农业为主的国家，从帝国主义国家到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国家，都可以看到它的影子。马克思主义这种全球性的浸透，显示出它强大的生命力。它为世界无产阶级和广大被压迫的劳动人民为争取自身的解放提供了崭新的思想武器。但它毕竟主要是欧洲文明的产物，这就使世界各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先驱，都面临着一个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同本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的任务。在这个时代的大潮流中，中国这个以农业为主的东方封建大国，一直到1919年“五四运动”之前似乎还对马克思主义视而不见，虽然马克思主义个别理论观点在中国报刊上偶有介绍，但一直不为人们所重视，只是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中国人才对俄国革命以极大的关注，并同时对指导这个革命胜利完成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予以高度重视。这时，苦于找不到解救中国良方的先进中国人，尤如在黑暗中发现了光亮，欣喜若狂地效仿俄国革命，要搬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手中的武器了。由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到中国不是直接传播而是经过列宁主义间接传播的，是经过北方的俄国这个“中转站”输送过来的，因此，它不能不留下中转过程中的特殊印记。按照斯大林的提法，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俄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产生了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的列宁主义这种理论形态，在很大程度上规范了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形态及风格，因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现实中主要是效仿列宁主义，是要寻求中国“十月革命”的道路，经过北方俄国源源而来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火种，迅速点燃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熊熊烈火，使当时革命危机四伏的中国倾刻涌起了“大革命”怒潮。由于中国革命的迅猛发起和展开，紧张的军事冲突、真枪实弹的抗争就代替了对刚刚传入中国的马列主义理论的系统学习，代替了来不及充分展开的马列主义理论的是非之争。因此象列宁主义这种革命理论、方法和策略的思想范型，就会在中国再生，并以更成熟更完整的形态表现出来。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作为“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首先也就是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方法和策略；而作为毛泽东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的毛泽东哲学，较之于列宁哲学，在总体上更是表现出“行动哲学”形态，更是充分地执行着方法职能，即它主要不是去讨论世界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辩证法有几条规律等，而主要是告诉人们在革命实践中应当怎样行动才正确，怎样行动才有价值和意义。怎样行动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民族的解放、国家的独立，怎样行动才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才能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显而易见，为中国革命提供思想方法的毛泽东哲学，是遵循“革命的理论和策略”这条航线前进的，中国革命的紧迫性使它迅速地驰入了方法论的海洋。
如果进一步从总体上与列宁哲学作一比较，毛泽东哲学的方法论特征更是昭然若揭了。列宁是一位为毛泽东作出榜样的革命实践家，他首先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功地运用于俄国革命的实践，并使俄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列宁哲学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方法论功能，具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认识工具的特征，这是列宁与毛泽东相同的一面，列宁哲学与毛泽东哲学相同的一面。但是，列宁从事革命活动的社会客观环境，列宁主义、列宁哲学产生的历史背景有着很大的特殊性。俄国当年虽然较之西欧落后，但比中国先进得多，它毕竟属于有一定工业基础的欧洲殖民主义国家之列，属于欧洲文化系统。列宁1893年开始从事革命活动和理论活动时，俄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普列汉诺夫等人早于10年前的1883年，就开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和宣传工作。普列汉诺夫所建立的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不仅翻译出版了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而且还撰写了许多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并对俄国国内的民粹主义和经济主义，国际上的伯恩斯坦修正主义展开了批判，有力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并为之打下了较厚实的基础，因此，当列宁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是非之争就成了他全部革命活动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不仅如此，列宁还有一个首要任务是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理论家们作斗争，这就决定了他必须从理论上较为系统地阐发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透彻地批判考茨基（及后来的普列汉诺夫）之辈所谓马克思主义正统派，以论证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及社会主义革命在一国可以首先胜利的可能性，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时代得到捍卫和发展。因此，社会历史条件使得列宁的许多著作都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阐发和丰富。另一方面，列宁还极大关注着世界自然科学发展的新成就，及伴之而来的各种哲学思潮。列宁之论战性的哲学专著《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不仅批判了布尔什维克党内曲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波格丹诺夫等人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经验一元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而且概括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的新成就，进一步充实、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列宁很是注重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三者的一致，他的哲学有较为鲜明的理论思维特征。特别是后来，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曾为构思-个辩证法体系作过可贵的尝试。列宁虽然不象马克思那样把毕生的大部分时间消磨在书斋，但也不象毛泽东那样终身忙忙碌碌地直接领导着革命事业，他侨居国外多年，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火星报》、《真理报》等指导革命的。因此，尽管列宁一生也是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中渡过的，但他从事理论著述的条件和时间仍远较毛泽东优越和充裕。总的看来，列宁哲学在总体上有两个明显的特征；它既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化作俄国革命的方法，又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增添了新的理论财富，即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作出了贡献。而毛泽东毕生注意的任务是如何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问题，毛泽东哲学全部的历史使命是如何使中华民族获得独立和昌盛，因此，方法论就成了毛泽东哲学唯一的总体特征。
毛泽东哲学的形态
毛泽东哲学产生、发展、演进的全过程，就是以自己的特殊方式为社会政治革命服务、发挥自己特有的社会作用的全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它使自身成其为一种具有独恃形态的哲学，即成其为一种与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哲学思想体系都极为相似或“重合”的政伦型形态的哲学。
一般说来，直接推动哲学进步和决定某一哲学成为何种形态基本上取决于两大因素：一、社会历史时代巨变所引起的社会思想革命性变革的影响；二、自然科学划时代的突破性进展所引起的科学观念革命性变革的影响。前者使哲学成为政治伦理型，后者则使哲学成为科学型。从毛泽东哲学形成、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坏境看，它与前一大因素切切相关。与整个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相始终和与这一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相联系，并在这个不断的革命过程中得以陶铸而成的毛泽东哲学，必然呈现为政治伦理形态，必然是一种关于社会政治革命的哲学，一种与社会政治、道德紧密结合的，为中国革命及建设提供思想方法指南的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