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哲学的第三个历史使命，是要建构起具有新时代特征和功能、能作为时代精神中枢的新的思维方式，建抅起与改革时期相适应的新的道德观、价值观。这就要求中国哲学具备自我创新的精神，从唯书本、唯教条的积习中，从解说式、注释式或学习体会式的研究方式中完全脱出身来，面向社会生活实际，有的放矢地用理论说明现实，积极回答社会实践中不断提出的新问题。中国哲学也只有在积极的创新中得到发展后，才有可能建构起新的思维模式。建立在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之上的新的思维模式，将会采取当代思维科学的主要成果，这是一种以新的伦理观、价值观为评价基准的、系统地认识事物和全方位思考问题的科学方法，它将教会中国人民在处置各式各样的问题，尤其是新出现的问题时持客观、冷静的态度。例如，在分析事物的性质时，首先顾及的不是事物的外在性质，不是急急忙忙地给它贴上某种阶级的标签，然后再战战兢兢地躲避它或理直气壮地取缔它，而是看它是否具有科学性，是真科学还是伪科学，看它是否有利于中国社会的进步而不是阻碍这个进步，看它是否能使整个社会的生活质量更高一些而不是相反。中国哲学当前一个最直接、最具体的任务是：使全体人民在精神上较为迅速地适应当前中国社会的改革，以不致在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竞争中因价值观念的急遽变化而感到无所适从或遑遑不安。中国哲学会提醒人们，中国社会的发展不会再走一般资本主义社会所经历过的弱肉强食的老路，而会采取更人道，更公正的方式，它会使处于巨大转折过程中的人们的心灵得到安慰和充实，自信心得到肯定和加强，以免除和减轻人们的困扰、焦虑或不愉快；它能给中国的广大民众展示实实在在的光明、幸福的前景，从而使人们在社会主义集体中同心同德地为建设美好的生活而努力奋斗。
总起来看，当代中国哲学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必须完成三个相关联的重大历史任务：批判旧文化传统中落后的封建主义思想和资本主义思想，确立中华民族在新的历史时代的前进方向，建构起中华民族新的思维模式。这三大任务的完成则又取决于中国哲学是否相应具备彻底的批判精神、认同兼蓄精神和开拓进取精神，若不具备这种种精神，中国哲学就难以完成自己所面临的历史任务，其自身也就不是一种具有时代气息的哲学。
中国哲学若要真正自我成熟为一种具有时代气息的哲学，除了需要具备一定的现实社会条件外，还需要哲学自身具备一种自我激活的内在机制及其相关的外在机制，哪些内在的和外在的因素能抅成中国哲学发展和繁盛的内外契机呢？
开创性的研究和有意义的学术争鸣，是中国哲学在发展中走向繁盛的契机之一。自50年代以来，中国哲学之所以没有大的进展，有时甚至还处于停滞状态，除去种种其他原因外，哲学工作者在研究方法上不大正确是很重要的原因。人们在研究哲学时往往把注释式甚至教条式方法当作主要的研究方法，以为只须对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经典理论作些阐述讲解就足够了，因而难以使哲学在开创中前进。例如，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在50年代初公开发表后，中国的理论界、哲学界几乎集中全力写解说、搞注释、谈学习体会。当然，在50年代，在一个文化落后的大国，对于这种“新哲学”作认真的学习辅导和广泛的宣传是完全必要的，对于某些难懂的理论观点和概念、术语作出解说和注释，也是完全应当的。但如果仅仅停留在这样的水平上，老是沿用这种方法就会束缚哲学的发展。而事实上这种注释式的研究方法的确沿用了几十年，尤其在60年代中叶至70年代中叶表现得最为美出。人们也许不难回忆，我国许多有关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解说书曾经一版再版，难计其数，且内容又大多雷同，还不见得准确说明了原著的意思。更有甚者，有的解说书把本来是通俗的著作解说得反而不大通俗，例如，《实践论》、《矛盾论》的某些解说书虽然比其原著还要厚出几倍，但并不见得比原著更通俗易懂，更准确可靠。
这种注释式的研究往往带有教条习气，它不能象毛泽东所提倡的那样有的放矢地用理论去说明现实，去解决和回答社会实践提出的新向题，甚至怕犯错误、怕被“打棍子”而故意回避现实问题。同时，也因为有些学究对研究现实问题采取疏远或蔑视态度，这也使社会的理论研究固守书斋和书本。与这种注释式研究相补充的是中国哲学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没有开展真正的有意义的学术争鸣，人们往往喜欢围绕-些比较陈旧的命题和概念进行论争（并且这些论争的背后往往还蔽藏着一定的政治背景）。例如下属命题的争论就是如此：唯物辩证法的规律有几个？对于对立统一规律的表述是“一分为二”好呢还是“合二为一”好？“否定之否定”有几个环节？要否定几次？生产力有二要素还是有三要素？社会基本矛盾是一对还是两対？当然，并不是说，这些问题不需要和不可以争论，况且这种争论也有一定的社会意义，但若在80年代仍然过分沉溺于诸如此类命题、概念的争论，必然会局限人们的视野和思域，而不能使人们的主要精力集中于开创性研究方面。哲学界这种教条式研究和近乎无意义的争论历时既久，它几乎导致一种恶性循环：愈是争辩，愈是要到史已存之的各种经典中去寻找权威性解答，愈是要去对概念、命题作注释；反过来，在各自对经典著作的理解、注释和考证中，又引起更大的、更烦琐的概念之争。因此，中国哲学要得以振兴，哲学工作者就要从注释式的研究和无多大意义的争论中跳出来，就要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提高自己的科学知识素养，采用和创造新的科学研究方法和科学研究手段，多作开创性的研究，对一些与哲学发展有重要意义的命题展开重点争鸣，这样才会给哲学带来新的生机，这样就可以尽快地使我们的哲学从封闭型走向发展型，成为无愧于新时代的伟大理论。
开创性研究和有意义的学术争鸣，是与哲学工作者宽容精神的具备分不开的，因此，宽容精神的具备是中国哲学从发展走向繁盛的契机之二。长期以来，中国哲学界缺少一种宽容精神，容不得“异端邪说”，人们各自以为姓“马”，且善于以自己的方式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神圣化，把其他-切都斥之为资产阶级的反动谬论。这种情形近10年来虽然有了较大的改观，但不能宽容之积习的彻底摒除，还需要更深刻的认识和持续不断的努力。不宽容现象的发生除了受左倾政治思想的较大影响外，更有其他种种社会心理原因和认识上的原因。美国历史学家房龙在本世纪20年代中叶，用脍炙人口的语言编成了《宽容》这一发人深思的书。在书中，房龙以历史学家的特有风格，描述了探求真理的人们如何在无知的暴虐中艰难地向前迈步，描述了人类思想发展的历史行程是多么千回百折。同时，房龙又以历史学家的独有眼光，从一般社会心理角度和人的认识角度指出现代的不宽容现象。房龙认为现代的不宽容仍可以分出三种：出于懶惰的不宽容，出于无知的不宽容和出于自私自利的不宽容。懒惰的不宽容最普遍、最常见，它使父母对儿女的愚蠢行为摇头叹息，使人们荒唐地向往过去的好日子，使野蛮人和文明人都穿上令人难受的衣服，使这个世界充满了多余的废话，也使抱有新思想的人成为人类的敌人。无知的不宽容较为严重，它是无知的人“在灵魂里建立起了花岗岩的堡垒，自我标榜一贯正确；他站在咄咄逼人的要塞顶端，向所有的敌人（也就是不苟同于他的偏见的人）挑战，质问他们有什么理由活在世上。”自私自利的不宽容是嫉妒的一种表现，它终止异端邪说是为了经济上的需要。房龙认为，所有“不宽容不过是老百姓自卫本能的一种表现，”其起因是人们的心理恐惧压抑了正直和正义，一些人要维持自己的生存，就必须对所有的精神革新或科学试验表示不宽容。因此，不宽容发生在过去，也发生在现在。房龙在60多年前对于不宽容现象的精辟分析，实在是具有非同一般的独到之处。从人类的认识发生和发展的规律看，从社会精神文化演进和更替的历史过程和条件看，不宽容确实是人类思想进步的最大心理障碍。但是，随着人类社会历史的不断进化，人类的精神也是不断开化文明的。中世纪的封建正统思想，不允许有反皇权的思想出现，基督教会不允许异教徒鼓吹异端邪说。然而，到了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却允许《共产党宣言》、《资本论》诞生，尽管资本主义社会对直接危及自己生存的种种因素会表现出不宽容。
由于人们的懒惰、无知和嫉妒，这种种心理因素都会导致不宽容，因此现代社会，包括社会主义社会也不能完全消除不宽容现象。毛泽东在1957年曾经正确地指出过这一点，他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新生事物的成长条件，和过去根本不同了，好得多了。但是压抑新生力量，压抑合理的意见，仍然是常有的事。不是由于有意压抑，只是由于鉴别不清，也会妨碍新生事物的成长。”毛泽东还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虽然马克思主义的地位不同了，但马克思主义仍然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因为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当然，社会主义社会在实质上是一个能容纳并能促使新观念、新学说、新真理产生的社会，因为它高出资本主义社会整整一个社会时代，它是一个主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社会。社会主义社会通过继承、学习、借鉴资本主义的文明，会比资本主义更进步、更文明、更能提供肥田沃土，让万木以欣欣生长，从而培育出从精神文化上支撑社会主义大厦的参天大树。同时，由于社会主义社会中人们的根本利益一致，为消除人们因懒惰、无知、嫉妒所造成的恐惧心理提供了有利条件，这就会促使马克思主义的创造精神能够得到很好的发扬。只要中国的哲学工作者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作为思想上的向导，善于吸取全部人类的智慧，就可以避免陷入心胸狭窄、目光短浅的境地，就会具备宽容精神。十分令人高兴的是，随着我国锁国政策的打破和开放政策的实行，80年代的中国人象（本世纪）20年代的中国人在寻求中接纳马克思主义一样，也接纳了不少现代外国先进的优秀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成果，并且这种接纳的途径将会更加宽广。与此同时，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广大知识界、学术界人士、为发展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特别是当前改革时期的哲学社会科学，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文化而辛勤地探索着。他们中的不少人在严肃的学术争鸣中，各自展示出大相径庭的理论观点，这正是宽容精神逐步光大的一种体现。当这种宽容精神在中国长存并成为时尚时，中国哲学振兴就有了有力的精神杠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