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立足中国社会现实对制约中国哲学发展的根本条件作出客观的分析后，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哲学要达到新的繁盛必须经过一场”持久战“。今天，在从事社会主义的种种创试和改革的过程中，中国人民已在欲求着一种新的时代理性精神。中国要实现建设现代化经济强国的目标和要赶上世界时代步伐的决心，从民族精神的取向上驱动着中国人去自我更新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这正是中国的以毛泽东哲学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高层次“哲学的生命力之所在，正是中国哲学发展到一定阶段能将一切旧的哲学意识一抖而光的根本力量之所在，也正是中国哲学走向未来自立于世界哲学文化之林的希望之所在。但是，在目前阶段，中国国土上广泛存在着的中世纪式小农经济所提供的坚实基础和现实机制，苦苦拖住了中国哲学的全面繁盛和对世界哲学的赶超，有力支撑了中国社会中旧思想、旧观念的再生与复活，以致死人抓住了活人，造成”低层次“哲学思想和”中层次“哲学思想限制”高层次“哲学的发展和进步，并使中国哲学处于不平衡发展状态，呈现为一种多质态、多层次的哲学理论系统。明眼人不难看出，在中国哲学范畴内，与现代经济相联系的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体的”高层次“哲学，虽然由于自身的扩散和辐射作用促使了”低、中层次“哲学思想的不断转化和提髙，并引动整个中国哲学不断向前发展，但它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与社会广泛存在的个体农业经济相联系的”中层次“哲学思想，而难以使整个中国哲学得到迅速提高。不仅如此，这种”中层次“的哲学思想还会依仗着自己得”地“独厚的优势，有可能较为容易地渗入”高层次“哲学内部并在其中得以附生、再生，甚至穿上”高层次“哲学的罩衣，对社会精神文化的发展起阻碍作用。因此，中国哲学发展的”持久战“将要经历一个令人痛苦的艰难阶段，将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思想战争，它不象真正的战争只要有了先进武器就可以大批消灭敌人（例如象历史上北美的欧洲移民用火枪杀死用弓箭御敌的印第安人、”八国联军“用枪炮杀死用长矛作战的中国人）那样，它能否真正战胜和取代旧思想、旧哲学观念，在根本上取决于社会物质生活现代化的过程。如果仅用精神之剑去斩杀旧思想观念的九头水蛇，那么在蛇头砍断的地方会很快长出新的蛇头来。如果仅仅在純思想意识领域要求人们抛弃旧的思想方式及其他旧的观念，仅仅着眼于如何教导人们接受新的哲理，那么就会象希腊神话中被罚在地府里推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一样，无论他的这一事业进行多少次也都只是白费气力。总而言之，哲学的发展最终受社会经济、政治和科学发展的制约，受整个社会物质条件的制约，而不仅仅取决于哲学自身是否想在主观上得以超脱。从最终决定因素和从长远观点来看，只有当散居在中国辽阔国土上的占全国人口总数80%的农业人口中的绝大多数成为工业人口之后，只有当社会的大多数人不再为温饱问题而奔波劳碌，并从体力型劳动者转变为脑力型劳动者之后，只有当全社会的科学文化水平有了一个极大的提高，人们开始普遍地追求更高的精神生活，开始全面发展自己体力和脑力的时候，只有当社会物质财富充分涌流并为社会精神财富的充分涌流提供强大的物质基础的时候，中国哲学真正全面繁盛的时代才会到来。
中国哲学的未来
既然入们只能在既定的条件下创造历史，也只能在既定的条件下对历史进行哲学思考，以创造出一定的哲学精神文化，那么，通过对中国哲学现状及其对决定中国哲学发展的根本社会条件的分析，我们就有可能窥知中国哲学在最近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如何走向未来。从发展趋势看，以毛泽东哲学这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维模式为主体的、多种思维模式并存的多层次的哲学思维体系结构，务实性极强的政、伦哲三者浑然一体的哲学形态，将会在中国”第二次革命“的时代发生重大的蜕变。这一蜕变的历程将会与这一革命的历程相始终。在艰难的”第二次革命“时期里，中国将要在这样一个”怪圈“中拼力前进。在不断改革和完善社会经济体制，迅速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时，在不断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使之适应和保障社会经济的发展时，必须同时不断地增强整个民族的心理承应力以经受起这种双重改革的巨大冲击。必须使人们在头脑中建构起一种能正确地指导社会改革的新的思维模式。反过来，人们这种认识改革和指导改革的新的思维模式，又只能在人们的社会实践中，在现实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中逐渐得以构成，并且其完善程度最终取决于社会经济的繁荣和社会政治的昌明。人类社会生活往往是这样，在一定时期，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在另一时期，哲学理论的变革却又成为社会变革的前导。这些年来中国社会正是在这种机制中迈步向前的。有时候，理论跑到了时代的前头，起着振聋发聩指明思想方向的作用；有时候，迅速发展的、丰富的社会现实实践又把理论抛在后头，而靠自身的勇敢，”摸着石头过河“。在这里，精神与外在的社会现实之间、理论与实践之间，表现出一种双重的跃迁和超越。正是在这种背景条件下，以”高层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依托，在整体上建构起中华民族的新的思维模式，就成了当代中国哲学的核心任务。这是一个复杂而艰巨的任务，因为在多种思维模式并存的中国哲学体系中，处于民族精神高层的、以毛泽东哲学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现代辩证思维模式，面临着一个进一步发展创新的问题，而在广大农村社会存在着的带有古代特征的直观综合思维方式及原始思维方式，则需要有一个经过近代化再发展到现代化的问题。这后一个问题正是困难之所在，因为这种充满阴阳对立辩证色彩的和富于直觉、猜测因素的直观综合思维，虽然曾使中华民族的心理早熟，并使其精神数千年来生生不息，充满活力，但毕竟又是一种与农业文明相联系的思维模式；由于中国独特的历史原因，它至今没有可能在整体水平上实现向近代分析综合思维和现代辩证思维、系统思维的转换。因此，尽快实现向新的思维模式的整体转换，从精神上推动中华民族的进步，以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就成了一个不可等闲视之的任务。由于这种转换的实现与中国农业经济经过近代工业经济向现代化工业经济的转换和过渡同步，因此，正如多层次结构的中国社会经济可以采用”甘地加卫星“，”锄头加计算机“的”两条腿走路“的发展战略一样，与中国社会现实一致的多层次思维模式在向现代化思维模式转换时，就不-定表现为线形状态而可能表现为网络状态，其中可能有连续的飞跃，即低级的思维方式可能在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的前提下，在高级思维方式辐射式激活中跳跃式地直接转化为高级思维方式，实现低位能向高位能的跃迁。这样，在中国社会经济较快地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整个中华民族的心态就能够相应地较快地完成向现代思维的越位。由于建构新的哲学思维模式是以毛泽东哲学这种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依托的，因此未来中国哲学文化将浸透着毛泽东哲学的理性精神，将传存下毛泽东哲学的鲜明特质，或者说，毛泽东哲学的全部优秀理论财富将成为未来中国哲学理论的主体结构。
未来中国哲学文化的主体结构之所以由毛泽东哲学的精神材料组成，主要是因为它的基本框架未变，彻底的唯物论是它的基础，辩证的、系统的发展观是它的内核，关心人类社会的进步是它的主要职能，”自由王国“的前景是它趋向的目标。有关人、有关社会、有关科学、有关自然、有关宇宙，有关未来和发展的各种各样的学说，构成了它的整个哲学理论的大系统。这种哲学理论将与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现实相适应，也与整个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状况相协调，它将使中华民族保持清醒的理性精神状态，将有效地调节整个中华民族的高级精神生活，使之健康、雅逸。到那个肘候，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已深深渗入社会生活，体现在人们的日常意识里，并沉积于整个民族的心态中。由于整个中华民族的理论思维水平有了一个普遍的提高，那时毛泽东哲学的许多基本理论和重要观点差不多人人都可以理解，而它一些过去和现在未曾被注意到的意义深刻而隽永的哲学思想将得到新一代哲学家的挖掘和褒扬。同时，由于这个哲学大系统的内部结构已趋合理，它就会具备一种发展自身的完善的自调机制和功能，这表现为在这个哲学大系统中，各个哲学学派，各种哲学学说和理论观点不仅能各自发挥社会效用，而且也能相互配合整体性地发挥社会效用，各种哲学学说都在活跃的存活中和积极的竞争中驱动整个中国哲学的向前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