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6日，张绍曾辞职，躲到了天津。有报纸说他已精神错乱，在内阁会议上，口口声声“要念动真经请仙师赐我神斧斩尽群魔”。6月7日，京畿军警长官又在卫戍司令部开会，倒阁仅仅是第一步，第二步就是要赶走总统了。一年前直系军人要徐世昌腾出总统府，现在要黎元洪腾出总统府，总统府好像他们的私家花园一样。
下午，陆军检阅使署、卫戍司令部、第九师、第十三师、步军统领衙门、宪兵司令部、警察厅、军警督察处等十一个机关三百多人，佩刀入新华门，气势汹汹包围了总统府颐年堂，指名要黎元洪出来相见。
颐年堂是总统的办公室，从前是皇帝设宴赏赐王公宗亲的地方。黎元洪一脸疲态，对军人们说：。你们来这里干什么？是不是要逼我退位？要我走我就走。”众人叫嚷：“现在没有内阁，只好请总统做主，发还欠我们的军饷。”黎元洪无奈地回答：“现在无论如何，一两天内一定会有新内阁成立，我一定找出能够筹出四五百万元的财政总长。旧历五月三日，我一定有饷发给你们。你们尽可安心回去。”
但新内阁却迟迟产不出来。黎元洪和吴景濂商议，可否让顾维钧出面组阁，但“卒以形格势禁，合作难期，谢不肯任”，黎元洪被政客们玩得团团转。章士钊活灵活现地描述了吴景濂的神态：
黄陂之被围于东厂胡同也，日征景濂咨以大计，景濂或则不至，或则至而无言，座客惶急，不知所出，景濂仰卧沙发，鼾声微动，脑满肠肥，得未曾有，若预知政变之将何出而为态绝闲也者。28
6月8日，一百多名军官化装成平民，在天安门前搭起讲台，摇旗呐喊，散发传单，召开所谓“万人国民大会”。演讲者轮流上台，滔滔不绝，内容大致相同，都是说黎元洪复职没有法律根据，现在又破坏-责任内阁，应当引咎辞职。冯玉祥、王怀庆又出幺蛾子，向总统递交辞呈，声言对治安不负责任。
黎元洪以愤懑的笔触，描述当时的窘状：
新华门外及东厂住宅，守卫尽撤。比午，住宅数处电话不通，查系军警派人监视，不许接传……而10日午后，京畿各师旅军官数百人，闯入住宅，包围索饷。3时，复有自称市民请愿团公民大会，接踵围宅，将近千人，手执“改造政局”“总统退位”“总统恋栈”等纸旗，呼喝之声，响震屋瓦。百般劝谕，均不见听，并推举代表军官二十余人，守索不退。29
在如此巨大的压力之下，任何人都难以承受。黎元洪作为一国总统，一年前才被人连哄带骗地出山，竟是为了今天受此奇耻大辱，内心不免充满着一种“士可杀不可辱”的愤懑之情。黎元洪不断在报纸发表通电，把京中的情形，不厌其详地对外公布，希望能博得外界同情，尤其希望吴佩孚为他说句公道话。但他所有的希望都落空了。
宪法起草委员、众议员刘楚湘，与吴景濂同属民宪同志会成员，在许多政策上，本应取一致立场。但他也看不下去了，跑去问吴景濂：“国会是国家法律主权机关。当兹政潮，危及国本，君领袖我辈，何不发一言，画一策？君纵不为黄陂（黎元洪）计，宁不为国家为国会计乎？”
吴景濂含糊其辞回答：“我不为黄陂帮忙，亦不为曹锟帮忙。”
刘楚湘直截了当地说：“君之此言，即为曹锟帮忙。然曹锟亦为君所误矣！”
吴面带愠色，二人不欢而散。刘楚湘喟然长叹：“是吴之误国，并误曹氏，实利令智昏，诚百喙莫辩也。”
北京政局混乱至此，曹锟、吴佩孚、国会都不说话，作壁上观，冯玉祥等人已决心不让总统体面下台，只要能使总统难堪的，无所不用其极。黎元洪本来就是天资悖悖、威仪不恪的长者，除了含垢下台，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6月13日，黎元洪签署了几道命令：准总理张绍曾免本职，外交、内务、陆军、司法、教育、交通、财政等各部总长，准免本兼各职，巡阅使、巡阅副使、陆军检阅使，督军、督理，着即一律裁撇，所属军队归陆军部直辖；申讨毁法乱政者。然后致函国会称：“本大总统认为在京不能行使职权，已于今日移津。”他将总统印信交给姨太太，收藏到法国医院，自己乘火车逃离北京，前往天津。当火车开动的一刹那，他几乎瘫软下来，一年来在北京的遭遇，就像一场醒不过来的梦魇。
这一年，政府究竟干了什么？国会究竟干了什么？可以说什么正事也没干，整天就在组阁、倒阁之间来回倒腾。仅内阁总理，就换过唐绍仪、王宠惠、汪大燮、张绍曾等人，各部总长更像走马灯一样，上场下场，转换不停。国会除了开没完没了的制宪会议、一心一意向国务院索要经费之外，也是别无所务。军阀们对国家作过什么贡献，就更不必提了。
不过，这一年政客、兵痞们的恶俗表演，也给了国人另一个启示——其实没有了总统、段有了总理、没有了总长、没有了议员、没有了大将军，太阳一样会每天升起，春夏秋冬一样会正常轮替，老百姓一样可以生活，这个国家也一样可以运转。或许，这也是20世纪20年代联省自治风行一时的原因之一。
黎元洪的火车刚到杨村站，就被军队截住了，直隶省长王承斌上车索取印信。火车开至天津新站时，火车头便被摘去，大批军警包围火车，逼黎元洪交印，不交不准离去。黎元洪痛斥：“王承斌以行政长官监禁元首，强索印玺，古今中外皆所罕闻。”
黎元洪坚持不交印，向王承斌表达了无比的激愤。他是堂堂中华民国的大总统，不应受此侮辱。在他的心底，也许还抱有一线微弱的希望，他忍辱以待，也许会唤起天下正义之士的同情，就像1917年的海军，高揭起护法旗帜，喊出“迎黎复职”的口号那样——可惜，他再也听不到那样的声音了。
当晚，黎元洪孤独地在闷热的车站室里，连明彻夜，无法合眼。窗外是明晃晃的枪刺，耳边是士兵巡逻的靴声，天亮以后还会发生什么，谁也无法想象。就是铁打的汉子，到了这时也会崩溃，何况是“泥菩萨”？黎元洪终于屈服了，就像当年向张勋屈服一样，凌晨4时，含着屈辱的泪水，通知北京的姨太太，把总统印信交出，换取回家的放行条。但王承斌最后还强迫他签署了向国会辞职、大总统职权交国务院摄行的命令，才放他下车。回到家中后，黎元洪窝了一肚子的火，愈想愈不甘心，又发通电称：“现在印被劫夺，所有北京发出之非法命令，概行无效。”
然而，这样一份通电，无论对黎元洪来说，还是对时局来说，都没有丝毫实际意义，不过是在历史上留一个记录；为自己这一幕演砸了的戏剧，补上一个似乎有点尊严的收场，告诉观众，下一幕要开始了。
一盘散沙的议员
6月13日，也就是黎元洪离京当天，曹锟给王怀庆、冯玉祥等人发了一电，嘱咐他们一定要注意保护国会，“国会为国家法律根本所在，务望极力尊崇保护”。保护国会，是为了要顺利完成总统选举。
当天下午，吴景濂、王家襄约集了几十名议员，在众议院开谈话会，决定邀请军警当局到议院，负责维持京师治安和保护两院议员。第二天国会再开会，报告称黎元洪已从天津来电辞职。
吴宗慈首先发言。他说，现在总统辞了，内阁垮了，“时局纠纷，至今已极，合法机关，只有国会。两院同人不能不有正当表示”。他提出三个解决办法：一、应定6月16日开两院会合会，解决黎大总统辞职事件，二、总统未举出以前，由国务院摄行其职务；三、俟秩序完全恢复后，即组织总统选举会，选举继任大总统。“此时不宜多有议论，”他劝告大家，“须以快刀斩乱麻之手段行之。”
吴宗慈刚说完，反对派议员还没发言，吴景濂就想散会了，褚辅成一步抢上台去，指责这是一次政变，是军警流氓以暴力逼走总统，为维持国家纲纪计，应由国会提案查办。他的话还没说完，民宪同志会、新民社、全民社、石驸马大街三号、宣外二百号、壬戌俱乐部等支持曹锟选举的团体议员——张伯烈、吴莲炬、宋汝梅、景耀月、罗家衡等人——便群起鼓噪，打断他的发言。会场又一次出现互相叫嚣谩骂、齐呼“散会、散会”的场面，吴景濂匆匆宣布散会。
随后，吴景濂和王家襄、林长民、蓝公武、马骧、刘楚湘等议员，在总统休息室继续开会，商议举行“两院会合会”的细节。对于如何处理黎元洪辞职事，籍忠寅认为，不必由国会同意，代人受过，只需按照《大总统选举法》第五条第二项规定——“大总统因故不能执行职务时，以副总统代理之；副总统同时缺位时，由国务院摄行其职务。同时国会议员于三个月内自行集会，组织总统选举会，行次任大总统之选举”办理，即无懈可击矣。
大家都说此法可行，但，是先制定宪法，再选举总统，抑或先选举，后制宪？这个早在袁世凯时代就讨论不休的问题，又被拿出来讨论了。宪法制了十年也没制出来，未来三个月内就能制出来吗？大家面面相觑。吴景濂说，国会一定要在三个月内把宪法弄出来，不能再拖了！
恢复制宪，接续1917年的宪法会议，而南方非常国会时期的议宪，则全部废弃。吴景濂一锤定音：“由7月算起至9月底，务将宪法全部三读完成，至双十节日上午公布宪法，下午选举总统。”散会以后，两院向议员发出通告，定于6月16日下午2时，开两院会合会，解决黎大总统辞职事件，希各议员惠临为盼。
其实，吴景濂并非对直系有特别好感，也不认为曹锟具有领导全国的能力，但他相信直系在战胜奉系以后，至少可以换来几年太平日子，让国会可以把宪法制定出来。这是他决定支持直系的重要原因。
当晚，吴景濂在济南春酒家摆了几桌酒菜，请大家赏脸，每位议员获赠500元重阳节的过节费，没到场的派人送上家门。本来大家领了钱，皆大欢喜，但席间忽然有人看见《京津晚报》刊登了黎元洪出京前发布的几道命令，原来内阁已被免职，不复存在，还怎么摄行总统职务？刘楚湘大惊说：“现内阁业已免职，黎未出京前，在职之时所发命令，不能不认为有效。今日诸公议定之提案，恐须另行研究。”此言一出，大家骇愕相顾，争相看报纸，然后不置一词而散。”
第二天，褚辅成率领二十几名议员，离京赴津。有些人是领了过节费做路费的，他们到津后入住日本租界，一概坚拒出席6月16日的两院会合会。
当时还有一股政治力量，也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就是以孙文为首的南方革命势力。孙文自与陈炯明决裂后，暂居上海，一方面积极与张作霖、段祺瑞合作，结成反直同盟，一方面在广东收买滇桂军队，向陈炯明发起反攻。1923年1月15日，陈炯明宣告下野。2月15日，孙文重返广州，取消总统称号，续行大元帅职权。奔走革命几十年，他终于有了一块自己做主的地盘，孙文更积极地推动与张作霖、段祺瑞的结盟。他委任谭延闽为湖南省长兼湘军总司令，发起驱逐赵恒惕的战争，为北伐扫清路障。
黎元洪出走后，孙文派刘成禺携函到北京，游说议员离京。这位黑旋风麻哥在西南非常国会时，还是参议员之一，但国会在北京恢复时，已没有他的名字了，时任孙文的大本营参议。孙文在函中给议员打气：
夫今日之所谓北京国会者，合法与否，尚属问题，再加以非法之行，其何以对天下？文与国会诸公，始终相共，务望劝告同人，各尽所能，力持正义，其有以兵力、金钱图窃国权者，当以去就相抵抗，文必为诸公后盾。31
北京国民党议员通讯处王用宾、彭养光、焦易堂、王恒议员发出通告，劝告国民党议员：“亟应全体南下，自由集会，以存正气，以振国纪。”汪精卫在上海设立议员招待所，刘成禺专程北上，欢迎议员，令人不禁想起1917年议员南下一幕。童杭时、焦易堂、王用宾、周震麟、吕志伊等475位议员联署，请孙文速复总统职，以正名位。真是一波才动万波随，为混沌的乱局，又添几分乱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