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5日，吴景濂召集民宪同志会的议员，商讨对策。有人指出，黎元洪的命令，未经《政府公报》公布，手续不全，不能认为有效。但也有人说，手续未全的原因，是张绍曾内阁在总统出走前已具呈全体辞职，等到总统出走后，又自行便宜复职，并通电摄行大总统职务，这本身已属违法，国会应对其提案弹劾，以声其罪。吴景濂神色凝重地表示：“对于目前政变，有一正当处理，以保国会名誉。否则不唯名誉莫保，即国会人数，悉亦从此瓦解，则宪法、总统俱无产出之望。”
刘楚湘议员提交了《国家陷于无政府状态应由国会组织国政委员会摄行大总统职务并克期制成宪法选举大总统改组正式政府以谋统一案》，主张成立国政委员会，代替国务院的职务。国政委员会由9名委员组成，由两院议员总数五分之三之列席，用无记名投票选出，国政委员会执行职务以3个月为期，至次任大总统选出就职之日为止。
但吴景濂觉得，远水不救近火，凭空多出一个“国政委员会”，又要额外做许多难以自圆其说的法律解释，不定又会生出无穷的纠纷，无异于作茧自缚。有人主张不出席第二天的会合会，以便从长计议，也有人说，还是要出席。
在同一个团体内，意见已如此纷乱，当时议员分成四五十个小团体，意气相投的人，成群集党，各自抱团护窝子。一本出版于1924年的小册子《民国政党史》写道，自从直系操纵中央政权以后，保、洛、津三派渐成鼎足之立，“议员亦遂应运而起，三五成群，各树一帜，以为骗取党费，幸获政权之具。朝成暮改，至无一定，甚有一人同时列名三数党者。吾人欲加明确判断，几至不能着笔”。英国的议会，恒由两大党领袖发言，其他议员围观起哄，但中国如果学英国，其他小党小派，早已墨砚横飞了。
当年宋教仁为了发挥国会对政府的监督与制衡作用，把许多小党组合成一个大党，如今大党却化整为零。这个趋势本身说明国会的监督制衡作用已归趋弱化，日渐沦为小团体利益之争。这本小册子分析：“小党林立如是之多，怪象百出，五花八门。吾知读者必已发生奇异感想，而日明达如诸议员，何如是不惮烦耶。不知曹锟积极进行贿选以后，分头派人示意议员多组新党，于是图包办贿选者更各树一帜，以应保、津两系之需要。政团遂逐月增加，由二十余团体，而三十余，而四十余。迄6月13日驱黎以后，10月5号选曹以前，数实超过五十。”作者由是感叹：
然而当时致此之由，厥为两大原因：一则稍露头角之议员，惧为二三政蠹所卖，特自为小组合，以拒绝其党魁包办一切，二则军阀收买政团，引起议员组党之竞争。既均存不为牛后之心，遂促成各树一帜之势，以致支离破碎，抟砂莫聚，开万国议会未有之先例焉。32
6月16日下午，两院议员举行会合会，签到的议员有560人，但其中80多人签完名后，赖在休息室，无论怎么催请，就是不进会议厅。他们说，如果是开谈话会，我们就去，如果是开正式会，我们就不去。吴景濂无奈，只好改为开谈话会，派人把休息室的议员请进来，但七请八请，只进来少数，吴景濂又改口说开正式会。于是，大家又为本次会议不足议员半数，到底能否举行，争得不亦乐乎。然后有人质疑：解释总统任期、总统辞职问题，究竟是国会的职权，还是宪法会议或总统选举会的职权？
愈讨论疑问愈多，这样下去，从夏至讨论到立秋，也未必会有结果。马骧议员满头大汗，急不可待地上台说：“本席提议。自13日起，黎元洪所发命令概不生效。”当场有两百多人附议，通过。继而骆继汉议员又提议：“大总统既已离职出京，则国会主张依《大总统选举法》第五条第二项之规定办理，是当然的办法，无反对余地，请主席付表决！”吴景濂随即请议员表决，在场472名议员，有354人起立赞成，亦通过。
然而，会合会的合法性，大受质疑，反对派议员纷纷离京，发表《离京宣言书》，宣布：“国会在北京此时政情之下，其机关已陷于被围状况，其信用已濒于破产地位。爰自6月15日起，相率陆续离京，别谋建树。凡当世所以诟病国会者，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有何见教，无不虚承。”
当时集结在天津、上海两地的议员，号称有张继、汤漪，韩玉辰、章士钊、焦易堂、谢持、冯自由、马君武、吕复、徐兰墅、田桐、彭养光等数百人，据9月15日的统计，在津议员有503人，在沪议员有385人。其中不少是中国国民党、政学会、研究系、讨论会、民治社、匡庐、明社等团体的中坚分子。然亦有一些只是列名，实际上已脱离了议员身份，如邹鲁也在宣言上署了名，但当时他正在广州，准备就任广东财政厅长一职。而张继在家中丁忧，人不在上海，也不在天津。离京议员的川资和生活费用，全部由黎元洪、卢永祥、张作霖三方设法解决。
6月19日，在天津的议员都到了黎元洪的寓所开会。推举章士钊、吕志伊、田桐3人到上海联络，为黎元洪南下打前站。章太炎也赶到了天津，向黎元洪进了缓急二策：“急策，黎公先行，议员随至；缓策，议员先行，黎公随至。”33他认为“黎公先行”是上策，但黎元洪却举棋不定。
褚辅成联合两百多名反对派议员，发表宣言书，列举了两院会合会的十大违法罪状，其中最关键的一条是：遍查民国法规，都没有“两院会合会”这样的机构，但这次通告开两院会合会，俨然一种独立的机关，究竟是根据哪条法规？如果它不是一个独立机关，那它的决议有什么约束力？它凭什么宣布总统的命令无效？它自己没有印信，凭什么擅钤两院印信？由于它本身不是一个正式的合法机关，它的一切决议，也只能视作“私室谈心”，没有法律的约束力。离京议员“敬告”两院同人，“约以三事”：
一、彼毁法乱纪者，欲伪托法律正统之计画既不能售，则必出以非常之手段，冀我同人勿一误再误，再陷于非法。
二、同人等以北京首都之地，不能自由行使职权，故移沪集会。冀我同人联翩戾止，俾足宪法会议人数，以成未竟大业，勿再保留一部分在京，致负破坏宪法之罪。
三、国家分崩离析，已成不可收拾之局，所持以未分裂而谋统一者，唯此国会耳，冀我同人勿再逞意气而分党见，使国会亦成一分裂对抗之局，愈陷国家于不可收拾之境。“
其实最早呈分崩离析之局的，正是国会。自从袁世凯解散国会之后，国会时存时亡，时而两个，时而三家，几乎没有统一过几天，而议员犹自称国会是国家统一的最后堡垒，岂不是笑话奇谈？
留京议员面对四面八方的抨击，也极感委屈，尝作不平之鸣：“环顾同人留京者，制宪费外，未尝多获分毫。事畜所资，车马所费，长安不易，几告在陈，狼狈情形，有目共睹……呜呼同人，力维大局，死守善道，若此犹被鬻身之诮，贻猪仔之讥，则天下真无是非公道可言矣！””
在6月20日的议员谈话会上，吴景濂也与大家“约以六事”：一、无论政潮形势如何，决不离京；二、绝不做法外举动；三、不受外界任何之压迫；四、宪法会议及总统选举，应双方并进；五、岁费与出席费，俱经国务会议通过，已有切实之保障，不致发生问题；六、制宪为国会唯一天职，所望同人努力合作，期于完成。
曾经担任过总统府秘书长的山东籍议员丁世峄，写了一封措辞诚恳的信给吴景濂，劝他设法纠正会合会的违法之举。丁世峄，出生于山东巨富之家，从政之余，醉心学问，书法尤佳，有“南吴（昌硕）北丁”之称。他在信中说：
弟等与兄患难相共有日矣，区区人格，区区顾全法纪之心，当为高明所久知。弟等素以此自矢，窃愿兄亦以此自励焉。破坏法律，以附和军警流氓之所为，纵一时依傍他人势力，人无如我何，独不顾天下万世之公论乎？辱在知交之末，敢附忠告之义。区区微忱，尚希谅察。如何设法纠正，幸以赐教，弟等窃所乐闻也。36
然而，曾经说过。无论如何，誓不再作亡命之想”的吴景濂，这时已全副身心投入到总统大选的筹备工作中去了。
以刘楚湘领衔的132名离京议员，6月27日致函吴景濂，请其停开宪法会议。但吴景濂若无其事，依然每周三次宪法会议照开，直到因人数不足而流会为止。从他6月底给褚辅成等人的一封信，可以读到一种死心塌地、义无反顾的冷静。在信中，他以淡淡语气告诉离京的议员们：“刻下都中秩序如常，各方面对于国会均极尊重，宪法会议照常开会，毫无恐怖之虞，同人等尽可自由发表意思，行使职权。”37言下之意，有你们在，地球会转；没你们在，地球一样会转。
注释
1.《吴景濂自述年谱》（下），载《近代史资料》总107号。
2.孙曜编《中华民国史料》（上海文明书局，1929）。
3.张国淦《中华民国内阁篇》，载《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4.载香港《华字日报》1922年6月6日。
5.吴宗慈《中华民国宪法史后编》（大东书局，1924）。
6.冯双Ⅸ邹鲁年谱》（上）（中山大学出版社，2010）。
7.梁启超《哀求议员》，《粱任公近著》（下）（台湾：文海出版社，1923）。
8.邹鲁《回顾录》（岳麓书社，2000）。
9.冯双《邹鲁年谱》（上）（中山大学出版社，2010）。
10.章太炎《弭乱在去三蠹说》，引自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下）（中华书局，1979）。
11.罗文干《狱中人语》（民国大学出版部，1925）。
12.载《申报》1922年7月27日。
13.胡适《丁文江的传记》（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
14.载《努力周报》第2期。
15.《团长宣言》，载《粤省商团月报-专件》第1期。
16.简琴石《商人政治论》，载《粤省商团月报》第2期。
17.孙文《建国方略》，《孙中山全集》（五）（中华书局，1985）。
18.陈炯明《中国统一刍议》，《陈炯明集》（下）（中山大学出版杜，1998）。
19.陈炯明《建设方略》，《陈炯明集》（下）（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
20.载香港《华字日报》1923年9月20日。
21.钱穆《国史大纲》（下）（台湾：“国立编译馆”，1970）。
22.《顾维钧回忆录》（一）（中华书局，1983）。
23.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六）（三联书店，1958）。
24.刘楚湘《癸亥政变纪略》，载《近代稗海》（七）（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25.罗文干《狱中人语》（民国大学出版部，1925）。
26.《章士钊等质问元宵提灯会惨剧》，《章士钊全集》（七）（文汇出版社，2000）。
27.《顾维钧回忆录》（一）（中华书局，1983）。
28.章士钊《书吴景濂》，《章士钊全集》（四）（文汇出版社，2000）。
29.黎元洪6月10日通电语，引自张国淦《中华民国内阁篇》，载《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30.刘楚湘《癸亥政变纪略》，载《近代稗海》（七）（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31.孙文《致护法国会议员函》，《孙中山全集》（七）（中华书局，1985）。
32.谢彬《民国政党史》（中华书局，2007）。
33.章太炎《致李根源书一七》，引自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上）（中华书局，1979）。
34.刘楚湘《癸亥政变纪略》，载《近代稗海》（七）（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35.《叶夏声关于黎元洪出走两院留京同人应征求署名向各省拍发通电表明态度的启事》，载《北洋军阀史料·吴景濂卷》（六）（天津占籍出版社，1996）。
36.刘楚湘《癸亥政变纪略》，载《近代稗海》（七）（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37.《吴景濂就制定宪法事复褚辅成等人函》，载《北洋军阀史料·吴景濂卷》（六）（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