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陶遗，原名公瑶，上海人，秀才出身，也是同盟会会员。很多人把他的名字写成“陶怡”，其实不对。陶遗这名字是章太炎起的，意思是“陶唐氏之遗民”。1906年，陈陶遗在日本办《民报》和《醒狮》周刊，并担任暗杀部副部长，曾参与暗杀两江总督端方，事泄被关了一年大牢。出狱后，写下了“死别未成终有死，生还而后始无生”的诗句。武昌起义后，同盟会会员、帮会大佬陈其美在上海起事响应，陈陶遗携带一笔款项，从南洋赶回来支援，解决了革命党的燃眉之急。
参议院正副议长都由同盟会会员执掌，议员中也有众多革命党人。孙文对此，不胜欣然，政府的各项政策，必可轻舟强渡、过关斩将。府院携手，互相支持，行政主导，使臂使指，政治的前路，似乎已畅通无阻了。
借款风波
参议院除星期天休息和特别开议外，一般每天会议两小时。在讨论《关于大清皇帝优待之条件》和《关于清帝逊位后优待之条件》两个议案时，没有太多的争议，顺利通过。大清皇帝尊号可保留不废，以待外国君主之礼相待；岁用不少于4000万两白银，由中华民国政府付给；逊位之后暂居宫禁，日后移住颐和园；其宗庙陵寝永远祭祀，如此等等。议案送达北京，袁世凯亦无甚异议。2月12日，宣统皇帝宣布退位，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国体，至此落下帷幕。
参议院内，第一场有示范意义的攻防战，发生在参议院与南京临时政府之间。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名义上是中央政府，实际上只是个象征性的标志，各省的税负收不上来，而支出则与日俱增。无论打仗、和谈，都是天天烧钱的事。1月26日和29日，日坐愁城的黄兴，以军饷无着为由，未经参议院讨论，先后同意汉冶萍公司与日本三井、正金财团签订了两份草约，改汉冶萍公司为中日合办。公司股本，中日各半，日方除前已借给汉冶萍公司的1000万日元外，尚须再交付500万元，以私人名义转借给临时政府。合同草签后，日方先交付200万元，待合同正式签订后，再全部交清。这一交易，连财政总长陈锦涛（非同盟会员）也被蒙在鼓里。
消息一经传出，物议沸腾。汉冶萍公司包括湖北汉阳铁厂、湖北大冶铁矿和江西萍乡煤矿，这是中国最大型的联合商办重工业企业，钢产量占全国九成，控制了汉冶萍公司，几乎等于控制了中国的重工业。湖北军政府以利害攸关，连发十数通电，强烈反对；湖北省临时省议会亦议决汉冶萍公司改为省办，绝不允日本染指。在临时政府中担任实业总长的张謇也力言不可。
事件令人震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墨迹未干，政府官员竟可以完全当没这回事，不经参议院议决而同意借外债。只能说，革命党还没脱草莽色彩，不习惯民主政制的运作。
国民党把这一借款事件，解释为“有不得已的苦衷”，无非是军事紧急，需用浩繁，外国人不肯直接借钱给临时政府，只能通过私人去借。理由当然可以成立，但真正令人不安的，不是为什么要借，而是怎么借。政府绕过参议院去向外国借钱（甚至不通过财政部门，直接由陆军部门去借），是明显的程序违规。
如果参议院成立第一天，规则就被破坏，以后拿什么来维持法治？这个先例一开，中国宪政危矣。
首先发难的是来自湖北的共和党议员刘成禺。当参议院开会时，他跳上讲台，厉言批评政府押借外债和发行军用钞票，未经院议，有违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议员们纷纷附和。刘成禺祖籍湖北，出生于广东番禺，1903年加入兴中会，是比同盟会会员资格更老的革命党人之一，与孙文的关系深厚。有一年孙文和刘成禺在日本相聚聊天，孙文指着他说：“在座都是帝王后裔，你是刘汉，我是吴大帝也。”刘成禺脸上有麻子，朋友常呼其为“麻哥”，而他性情耿直爽快，又有“黑旋风”的外号。
2月12日，参议院向临时政府提出质问，指其违法借款。2月18日，孙文咨复临时参议院，不谈大总统和陆军总长批准与日本签约之事，只是说，政府原本准备“向汉冶萍及招商局管产之人商准将私产押借巨款，由彼得款后，以国民名义转借于政府，作为一万万国债内之一部分。嗣因政府批准以汉冶萍由私人与外人合股，得钱难保无意外枝节，旋令取消五百万元合股之议，仍用私人押借之法，借到二百万元，转借于政府。是政府原依院议而行，因火急借入二百万元，以应军队之需要，手续未及分明，至贵院有违法之防”25。
这个解释，未令议员释然。到底是哪个私人将私产押借巨款？政府一会儿取消500万元合股之议，一会儿又转借200万元，七拐八拐，究竟是用何种手续？其条件如何？参议院不得要领。2月22日，临时参议院再咨大总统，要求派专员到院答复，并提供汉冶萍借款各种文件。
迫不得已，孙文在2月23日派总统府秘书长胡汉民到院答辩，并在第二份答复中，强调“汉冶萍之款，系将公司以私人资格与日本商定合办，其股份系各千五百万元”，但承认“尚未通过合同于股东会”。孙文说：“该款已陆续收到二百万元。本总统以与外人合股，不无流弊，而其交款又极濡滞，不能践期，是以取消前令，唯已收支二百万元，照原约须为担保之借款。”26
孙文言辞之间暗示，这个私人签订的合同，不仅与政府无关，而且政府察觉其有流弊后，已主动下令取消。但议员们追问：谁有这么大本事，没通过股东会，就以私人名义，将公司与日本商定合同？
胡汉民不能容忍任何批评，他反过来指责参议院：“今为革命非常时期，戡乱未遑，议院不能置充分信任于政府，而反掣其肘，华盛顿抗英初期之故事，可以为鉴，即不覆亡，亦无发展，非所以代表民意也。”27似乎如果革命政府覆亡，参议院就是罪魁祸首。
这帽子扣得太大了，议员中不少老革命党人，都是在手枪、炸弹中历练出来的，以前就是朝廷“戡乱”的对象，谁理会你这一套。制定《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时，国内已是万里烽烟、遍地战火，并非大纲制定后，才突然出现一个“非常时期”。因此，制定大纲时，已把“戡乱”考虑进去了，政府如果要便宜行事，何不在大纲中作出相应规定呢？现在大纲制定好了，却批评遵守的人是“不信任政府、掣肘政府”，未免强词夺理。议员们对胡汉民的专横态度，十分不满，激烈地反驳说：“总统两次答复，均无理由之可言，此事既未先交院议，无论股东会能否通过，本院绝不承认。”
汉冶萍公司借款风波还没平息，2月21日，临时政府和华俄道胜银行签约，借款150万镑，以解燃眉，又惹起一场风波。孙文对这笔钱是望穿秋水，请参议院立即召开临时会，提前讨论这事，并派胡汉民和财政部委员黄体谦到院解释。参议院经初步审查，认为大致上可以通过，但订定草约须交由参议院通过方能坐实。
27日上午，临时政府将借款草合同咨送参议院审查、议决。议长林森指定钱树芬、汤漪、刘彦、张耀曾、谷钟秀5人为特别审查员。对草约只作了几处无关宏旨的修改，便于当天下午交参议院开临时会讨论。38名议员中，只有19人到会，仅14人参加了表决，8票同意。林森当即宣告此案多数通过，三读会可以省略。
林森的本意是急政府所急，争取尽快通过审查，讵料快走没好步，又被议员揪住了辫子。《参议院议事细则》规定，“凡会议须有半数以上之议员到会方可开议”；“关于法律、财政及重大议案必经三读会始得议决”；“凡政府提出之议案，既经第一读会者，应交审查会审查之，待其报告后，以该案大纲付之讨论并议决应否开第二读会”；“第二、三读会日期或间两日或间一日，得由议员公决之”。参议院在讨论借款案过程中，偷步起跑，一连违反数项规定。
这天开会，刘成禺迟到了，到会场时表决已结束。他一打听过程，纰漏百出，当场向林森指出，此案违法通过，表决应作无效。林森不理睬他，匆匆摇铃，宣布散会。刘成禺气得直跳，许多议员也表示不满。
在第二天的会议上，刘成禺、时功玖、张伯烈议员再次提出，昨日出席议员不足，议决借款案违法。林森作了让步，建议把昨日下午的会议作为二读会，今日补行三读，然后再作表决。“这还是违法。”刘成禺毫不妥协，他说，根据《参议院议事细则》的规定，昨天下午只能作为审查报告的讨论会，并非二读会。且议事细则还有第二、第三读会之间须有间隔的规定，故今日亦不能作为二读会。
刘成禺还抓住借款合同上有“以民国赋税作抵借”的条款，批评这“既启监督财政之渐，复挑拨列强猜忌之心”，无异于饮鸩止渴。政府代表竭力解释说是“担保”，不是“抵押”。但担保与抵押有什么区别，却说不清楚。议员们激烈争论，你大声嚷，我比你更大声，“黑旋风”的嗓门，把屋宇都震动了。林森一念之差，为图省事，谁知穿起袈裟事更多，这时忍不住拍案呵斥刘成禺“阻挠他人言论”。
刘、时、张三名湖北籍参议员也不示弱，戟指反骂“议长对议员竟如野蛮法官对待囚虏”，当即宣布辞职，其后江苏、奉天、陕西议员也纷纷辞职，连副议长陈陶遗也挂冠而去了（后改选王正廷为副议长）。
湖北临时省议会在2月21日曾以临时参议院不是民选为由，呼吁各省在湖北另组临时中央议会，本来应者寥寥，林森与刘成禺等议员爆发冲突后，响应的省份骤增。临时参议院几乎陷入瓦解状态。
在28日下午和29日上、下午连续三次会议，都因为出席人数不过半而流会。最后林森不得不宣布，此借款案“因手续尚未完备，已请政府暂缓签字”。3月1日，出席议员有24人，遂开二读会，接着再开三读会，最后以22票多数通过了此案。但孙文还没来得及高兴，华俄道胜银行却以总行“并未承允”为由，不批准这个合同。闹了半天，原来和对方也没谈实，终归于无效。而汉冶萍公司的借款案，3月22日股东们在上海开大会，全体一致反对，宣告草约正式取消。
两件借款案，都是没吃到羊肉惹一身膻。国库空空如也，财政总长陈锦涛为之束手，无奈地慨叹：“乃华俄借约大启纷争，指担保为抵押，败事机于垂成，饷竭兵嚣，几酿巨变，追原祸始，厥咎谁尸？”28
后来论者，往往把刘成禺等鄂籍议员的立场，说成是湖北与南京之间的矛盾，武昌乃首义之地，但风头被南京抢尽，心理不平衡所致。其实，动机并不重要，从法治的角度来看，只需问孰是孰非。政府的失算，在于对参议院太过轻视，提交议案之前，没有与议员做好沟通，便草率付诸表决，结果带头唱反调的，不是其他党派的议员，而是同盟会议员。胡汉民作为秘书长，没有能够为孙文分忧，反而增添麻烦，难辞其咎。
《临时约法》乃约袁之法
在选举总统之前，建都地点，是众议的焦点。孙文主张定都南京，要求袁世凯到南京就职。他认为民主共和之风在南方，袁世凯必须脱离北方的专制环境，才有可能接受国民监督。这是同盟会同意袁世凯当总统的先决条件之一。但同盟会内部的意见，也不一致，宋教仁认为东北是未来日俄争夺的焦点，南京离东北太远，无法举措裕如，故主张定都北京。这与袁世凯的主张，不谋而合。
2月14日，参议院进行讨论，谷钟秀提议临时政府设于北京。投票结果，以20票对8票，通过定都北京的决议。在总统府里等候消息的孙文、黄兴、胡汉民，都对这一结果感到愤怒，他们这边要求袁世凯到南京就职，那边参议院却议决定都北京，这不是唱对台戏吗？
孙文让胡汉民起草咨文，要求参议院复议。身为陆军总长兼参谋总长的黄兴，大发雷霆，怒斥参议院内的同盟会籍议员，不该拆同盟会的台。他说：“如果参议院不自动翻案，我就派宪兵入院，把所有同盟会员都缚了去！
豪语冲口而出，痛快气雄，在场的人都为之一震，然而，黄兴没有意识到——其他人也没有意识到——从此在议会的议事堂上，武力的阴影，就再也挥之不去了。谁有枪杆子在手，谁就可以缚议员、拘议员、杀议员，后来袁世凯就是这么对付国会的。
同盟会议员们在受到党领袖的批评后，纷纷改弦易辙。2月15日，参议院重新讨论定都问题，竟出现“陆军总长黄兴以兵临议院，警卫森严”的场面。一位同盟会议员突然登台，用手枪指着自己的脑门大呼：如果定都南京的议案不获通过，他将身殉会场。议员们闻声失色，纷纷鼓噪：不要讨论了，直接表决吧！参议院以19票主南京，6票主北京，推翻前议，通过临时政府仍设南京。
历史停留在这一天的时间，似乎分外漫长。这天是参议院选举总统之日。孙文在选举之前，已率各部首长和右都尉以上将校，离开城区，前往孝陵举行祭告典礼。孝陵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和皇后马氏的合葬陵墓。孙文解释他选择这天祭陵，是因为怕军队中不满袁世凯的人会对参议院有所行动，所以借举行祭告，移师城外，使其不能干预选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