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孙文拜祭孝陵，亦带有宣示洪门“反清复明”大业的完成，恢复汉人江山的意义。下午2时，孙文在总统府举行“庆贺南北统一共和成立典礼”，他发表诚意拳拳的演说：“今日参议院选举总统，若袁公当选，余深信必能巩固民国，至临时政府地点，仍设南京。余于解任后，亦仍愿尽力于新政府也。”
下午3时，参议院举行总统选举。根据当初各省代表会议的决议，选举袁世凯为第二任临时大总统。孙文很有风度地亲赴参议院递交辞表，这种信守政治承诺的精神，洵足垂范后世。林森在接收辞呈后说：“新总统尚未选出，即使选定后，南下也需时日。中山先生虽已辞职，但未解职，实际任期应在4月2日止。”
图为南京中国近代史遗址博物馆呈列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图为孙文、袁世凯等与参议院等人员合影。1912年3月，参议院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公布，孙文解职，让位于袁世凯。
从孙文一开始坚持实行总统制，否决宋教仁的内阁制来看，他似乎并不相信会真的把总统之位让给袁世凯。也许他觉得只要给他几个月时间，定可扭转大局，但后来政局的发展，却并不如孙文所安排的那样。他向人们抱怨，其实他是不想交权的，交权是为他的同志所逼，是“一个巨大的政治错误”29作为一个有理想的政治家，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大展抱负的舞台，不想交权，可以理解，但是不是“巨大的政治错误”，则要看怎样做才对国家最有利。如果他拒绝交权，南北将马上陷于战乱。以当时的局势与舆情来看，袁世凯的胜算，显然比同盟会大得多。孙文毅然让权，为中国避免战乱、和平过渡，铺平了道路。因此，这是他革命的一生中，最艰难而又最理智的决定之一。
自武昌首义以来，南北议和、清室逊位、政权移交，直到那时为止，一切还是按部就班，顺利推进，孙文顾全大局，暂时隐忍不发。至此，人们才恍然大悟，明白《推图背》上说“半凶半吉”的意思了。半凶，不就是孙中山的“山”字吗？半吉，不就是袁世凯的“袁”字吗？“不统继统”，不就是孙文以临时总统继承宣统之位，又把临时总统之位传给袁世凯吗？
这些坊间趣闻，茶余饭后，说得绘声绘色，唾沫横飞，但很快就被人们淡忘了，就像退潮后的沙滩，什么痕迹也没有留下。
临时参议院最大的功绩，是为中华民国留下了一部具有宪法性质的法律文件——《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宋教仁是法制局局长，但他拒绝起草约法，坚持由参议院组织起草委员会，自行起草审议。有人认为这是他当时处境困难，法制局的地位及职权备受訾议。但看深一层，起草约法的确不应由政府的法制局负责，而应由最高民意机关——参议院（国会）负责。宪法不同于一般法律，其原意首先要限制政府的权力，保障公民的权利，岂能由政府的一个部门去起草？
参议院推举马君武、景耀月、吕志伊、张一鹗四名议员负责起草。张继、谷钟秀等八人负责审查。在《胡汉民先生年谱》中，有这么一段话：“国父（孙文）向临时参议院辞临时大总统，举袁世凯以自代，约法问题，因之而生，国父即命展堂（胡汉民）先生召集同志及同盟会籍议员讨论。”30约法乃具有宪法性质的大法，制宪的基本原则，就要摒除一切特殊性的考虑，对社会每一个人都适用，让每个人都受到无社会差异的对待，因此，谁当总统都一样。
何以袁世凯当总统，就会发生“约法问题”呢？说白了，就是未来是实行中央集权，还是地方分权，与谁当总统有莫大关系。由于孙文让位给袁世凯，已成定局，故孙文倾向于实行地方分权。但宋教仁却还是一根筋地主张实行中央集权。几乎在每个问题上，他都是少数派，每建一言都会招来劈头盖脸的批驳。
在讨论约法的会上，宋教仁陈述了自己的意见：“起义以来，各省纷纷独立，而中央等于缀旒，不力矫其弊，将成分裂，且必中央有大权，而国力乃可以振复，日本倒幕，是我前师。”
胡汉民马上反驳说：“中国地大而交通不便，满清末造，唯思集权中央，挽其颓势，致当时中央有权而无责，地方有责而无权之讥，而清亦暴亡，则内重外轻，非必皆得，且中国变君主为共和，不能以日本为比。”他特别强调：“况中国革命之破坏，未及于首都，持权者脑中唯有千百年专制之历史，苟其野心无所防制，则共和立被推翻，何望富强。”
宋教仁说：“君不过疑于袁世凯耳。改总统制为内阁制，则总统政治上之权力至微，虽有野心，亦不得不就范，无须以各省监制之。”
胡汉民知道宋教仁是个“国会迷”，他轻蔑地说：“内阁制纯恃国会，中国国会本身基础，尤甚薄弱，一旦受到压迫，将无由抵抗。恐踏俄国1905年后国会之覆辙。国会且然，何有内阁？今革命之势力在各省，而专制之余毒，积于中央，此进则彼退，其势力消长，即为专制与共和之倚伏。”31
双方针锋相对，互不相让。最后，孙文出面仲裁，他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可谓是较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进一步，但我鉴于古今中外政治上之利弊得失，创制五权宪法，非如此则不足以措国基于巩固，维世界之和平，而却是非一蹴可几。我今只说要定一条‘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一以表示我党国民革命真意义之所在，一以杜防盗憎主人者，与国民共弃之。”32
五权宪法，即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监察权、考试权，各自独立运作，互相监督制衡。就中国的现实而言，孙文、胡汉民主张地方分权，确实比中央集权更有针对性。但如果没有一部经严格修改程序的宪法，中央与地方没有严格的权力划分，各级议会议员、政府首长不是民选产生，当中央与地方权力发生冲突时，没有一个独立的、权威的法庭裁决时，集权与分权，同样危险，集权易沦为极权政府，分权易沦为诸侯割据。2月7日，参议院开始讨论约法。那是一段激情四溢的日子，议员们每天都在热烈地讨论着各种与约法相关的问题，提出疑问，认真推敲，寻找理论依据，忙得不亦乐乎。生命之花从来没有像那天那样怒放过。吴景濂记述：
中华民国之开国基本法律，第一为中华民国组织法。因定组织法时为时仓卒，不能详密，故未选临时大总统前，由临时参议院另定中华民国约法。而约法之精神，取美国制抑取法国制，经讨论磋商，为时甚久。于约法上，纯采法国制度，三权分立，立法权在约法时期内，由临时参议院行使之。33
3月8日临时参议院表决通过《中华民国临时约法》。3月11日正式公布。作为一部全国性的大法，《临时约法》第一次规定了：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人民之身体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审问、处罚。人民之家宅非依法律不得侵入或搜索。规定了人民有保有财产及营业之自由，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有书信秘密之自由，有居住迁徙之自由，有信教之自由，有请愿于议会之权，有选举及被选举之权等权利。这是《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所没有的。
在参议院一章中，规定参议员由每行省、内蒙古、外蒙古、西藏各选派五人，青海选派一人。选派方法，或民选，或委任，各地方可以自定之。
《临时约法》把国家政制从总统制改为内阁制。仅仅一个多月前，同盟会还坚决抵制内阁制，主张总统制，但随着参议院改选袁世凯为总统，立即改弦易调，一切恒以政治斗争的需要而转移。当时参加南北和谈的北方代表团参议张国淦，一位深谙官场世情的政客，他说：“其实孙为总统，统治权非属孙不可，故用总统制。袁为总统，群思抑制袁，故改用内阁制。因人立法，无可讳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