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隶议员谷钟秀说：“各省联合之始，实有类于美利坚十三州之联合，用其自然之势，宜建为联邦国家，故采用美国之总统制。自临时政府成立后，感于南北统一之必要，宜建为单一国家，如法国之集权政府，故采法国之内阁制。”不过，临时政府刚成立时，也是总统制的，那时怎么就没有“南北统一之必要”呢？如果现在袁世凯也说：“吾人不能对于唯一置信推举之人，而复设防制之法度。”革命党又会如何作答呢？所以张国淦语带嘲讽地说，无论怎么解释，“不过形式上一种议论而已”34。
由于总统制与内阁制的争论相持不下，约法规定“临时大总统代表临时政府，总揽政务”，而内阁“辅佐临时大总统负其责任”。但什么叫“辅佐”？定义含糊，双方权限没有清楚界定，实际上成了总统制与内阁制的混合体。
按照一般内阁制的政体，多不设副总统。但议员们考虑到黎元洪是首义元勋，手握兵符，背后有南方支持，故专门为他设了副总统位置。现在北正南副，阴阳平衡了。“因人立法”或“因人修法”，对法律的公平性来说，是一剂很猛的毒药，法律沦为党派政治企图的工具，破坏了政府和议会之间的权力平衡，必将引发社会的严重对立，造成更大的阴阳失衡。更可怕的是，由于牺牲了宪法文本在学理上的公正性，将使法律体系的完整性破坏殆尽，令法律效果被扭曲而发生不可预测的灾难。这一恶果，在不久的后来，逐步显现。
约法的许多条文，也有过于粗疏简陋之弊，规定了如何做，却没有监督与制约，三权分立，遂无从体现。当时刚从英国学习法律归国的章士钊，撰文指出：“约法曰：‘人民之身体，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审问、处罚。’倘有人不依法律逮捕、拘禁、审问、处罚人，则如之何？以此质之约法，约法不能答也。果不能答，约法不为虚文乎？”
他建议吸取英美法系的优长予以补救：“然人欲滥用其权，中外一致。于是英人之保障自由，厥有一法。其法维何？则无论何时，有违法侵害人身之事件发生，无论何人（或本人或其友）皆得向相当之法廷呈请出廷状（Writ of Habeas Corpus）。法廷不得不诺，不诺，则与以相当之罚是也。出廷状者乃法廷所发之命令状，命令侵害者于一定期限内，率被害者出廷，陈述理由，并受审判也。英人有此一制而个人自由全受其庇荫。”35
人们常说，这部约法是孙文为了防止袁世凯专权而搞出来的，其实也不尽然。内阁制的设置，容或有针对袁世凯的用意，但总体而言，依然体现出立法者构建国家基础秩序与最高价值的意图。约法中的许多缺陷，是立法者认知的缺陷，而不是“别有用心”故设陷阱。比如约法中“人民”一章的最后规定：“本章所载人民之权利，有认为增进公益，维持治安，或非常紧急必要时，得依法律限制之。”为政府随时剥夺人民权利，留下了很大的诠释空间。如果约法是专为防范袁世凯而定，这一条岂不是革命党为自己设下的绊马索？
孙文后来声称，他的原意，是想制定一部五权宪法，但议员们对什么是五权，闻所未闻，茫然无知，立法无从谈起。“这部约法没有规定具体的民权。”孙文不屑地说，“约法里头，只有‘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的那一条，是兄弟所主张的，其余都不是兄弟的意思。”36
当时北京因发生兵变，形势诡谲，袁世凯以坐镇北方为由，决定在北京就职，不到南京。而舆论普遍支持袁世凯留在北京，《申报》甚至尖刻地批评南京临时政府坚持要袁世凯南下，是出于“一念虚骄”。
同盟会干部开会时，群情激奋，纷纷主张由黄兴统领大军，杀上北京，以迎袁南下为名，行“扫荡军阀势力与专制余毒”之实。这无异于重启战端，打响南北战争。宋教仁期期以为不可，他再次受到同志的围攻，实业部次长马君武大骂宋教仁是袁世凯的说客，出卖南京政府。骂得火起，竟跳上前去，一拳击中宋教仁面部，顿时眼角流血。
马君武和宋教仁都是南社的诗友。南社是1909年由柳亚子、陈去病、高旭等人发起的文学团体，社员多为同盟会人，后来发展到一千多人。马君武早年写过“书生誓树勤王帜，铁屋瀛台救圣躬”的保皇诗，后来接触西史，学了一些外国名词，又写过“国会冤刑苏拉第，敌军威慑汉尼巴”一类诗。他做事干脆利落，从不瞻前顾后。有一则关于他下棋的趣闻，据说，马喜欢下围棋，自诩下的是“革命棋”，从不考虑，手起棋落，快如闪电，但立即就悔棋，有时一连悔一二十子，甚至试过一直把全盘棋子悔完。急性子的人，做出急性子的事，让人瞠目结舌。
孙文、黄兴把马、宋二人拉开。黄兴在这件事上，站在宋教仁一边，他宣称，就算和议不成，他也不能下动员令，如果一定要打，“唯有割腹以谢天下”。孙文虽然不赞成马君武当众殴人，却赞成他的说法。孙文内心，其实已有了二次革命的腹稿。一旦革命，这部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约法，也必将与袁世凯一并埋葬。
注释
1.沈云龙《汤化龙其人其事》，载台湾《传记文学》第28卷第4期。
2.郭孝成《湖南光复纪事》，载《辛亥革命》（六）（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
3.阎幼甫《辛亥湖南光复的回忆》，载《辛亥革命回忆录》（二）（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
4.章太炎《前长江巡阅使谭君墓志铭》，载《近代史资料》总第10号。
5.邹鲁《湖南光复》，载《辛亥革命》（六）（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
6.郭孝成《湖南光复纪事》，载《辛亥革命》（六）（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
7.《张謇日记》，《张謇全集》（六）（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8.刘垣《张謇传记》（台湾：文海出版社，1975）。
9.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龙门联合书局，1958）。
10.黄兴《复汪精卫电》，《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
11.吴相湘《宋教仁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
12.孙文《致民国军政府电》，《孙中山全集》（一）（中华书局，1981）。
13.孙文《与康德黎的谈话》，《孙中山全集》（一）（中华书局，1981）。
14.孙文《与巴黎〈巴黎日报〉记者的谈话》，《孙中山全集》（一）（中华书局，1981）。
15.《胡汉民自传》，《胡汉民事迹资料汇辑》（一）（香港：大东图书公司，1980）。
16.孙文《致龙济光函》，《孙中山全集》（一）（中华书局，1981）。
17.孙文《与上海〈大陆报〉主笔的谈话》，《孙中山全集》（一）（中华书局，1981）。
18.王有兰《迎孙中山先生选举总统副总统亲历记》，载《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人民出版社，1986）。
19.《胡汉民自传》，《胡汉民事迹资料汇辑》（一）（香港：大东图书公司，1980）。
20.《胡汉民自传》，《胡汉民事迹资料汇辑》（一）（香港：大东图书公司，1980）。
21.载《民立报》1911年12月31日。
22.马君武《从辛亥本省光复说到将来期望》，《马君武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23.居正《辛亥札记》，《居正文集》（上）（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24.罗刚《中华民国国父实录》（台湾：财团法人罗刚先生三民主义奖学金基金会，1988）。
25.孙文《咨参议院答复汉冶萍借款并无违法文》，《孙中山全集》（二）（中华书局，1981）。
26.孙文《咨复参议院再次质询临时政府抵押借款等案文》，《孙中山全集》（二）（中华书局，1981）。
27.《胡汉民自传》，《胡汉民事迹资料汇辑》（一）（香港，大东图书公司，1980）。
28.载《天铎报》1912年4月11日。
29.孙文《复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书》，《孙中山全集》（五）（中华书局，1985）。
30.蒋永敬《胡汉民先生年谱》（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8）。
31.《胡汉民自传》，《胡汉民事迹资料汇辑》（一）（香港：大东图书公司，1980）。
32.居正《辛亥札记·梅川日记合刊》（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56）。
33.《吴景濂自述年谱》（上），载《近代史资料》总106号。
34.张国淦《国会篇》，载《近代史资料》总91号。
35.章士钊《临时约法与人民自由权》，《章士钊全集》（二）（文汇出版社，2000）。
36.罗刚《中华民国国父实录》（台湾：财团法人罗刚先生三民主义奖学金基金会，19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