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平与作品
大伴家持（718？－785），万叶第四期的代表歌人及《万叶集》的最终编纂者，又称大伴宿祢家持，曾任越中守、少纳言、大账使等。弟书持，妻坂上大娘，皆为万叶第四期的歌人。作为大伴旅人之长子，家持约生于718年，天平十年（738）为内舍人，天平十二年（740）十月为避藤原广嗣之乱，而从驾伊势河口行宫、狭残行宫、不破行宫等地。天平十七年（745）元月由正六位上叙爵从五位下，翌年三月任宫内少辅，六月出任越中国（今之富山县）守。天平胜宝三年（751）年八月任满回京，为少纳言。天平胜宝六年（754）四月任兵部少辅，天平宝字元年（757）升任兵部大辅，十二月改为右中弁。翌年六月出任因幡国（今鸟取县）国守，天平宝字三年（759）于因幡国厅设宴贺春，所咏和歌为《万叶集》最后一首，时年42岁。
此后家持历任中央地方各官，天应元年（781）任右京大夫兼春宫大夫等，十一月晋从三位，翌年又因冰上川继谋反连坐除官，不久复官，延历二年（783）晋升中纳言，一年后拜持节征东将军，延历四年（785）八月二十五日没，享年六十八岁。去世后不久一个月，以谋杀藤原种继主谋罪除官，骨灰随子永主流放隐岐，领地、家产没官。二十一年后遇赦复官。
《万叶集》所收大伴家持和歌多达474首，约占全书的十分之一，其中长歌46首，短歌426首，旋头歌1首，连歌1首。特别是卷十七后的四卷，分别被按年月日顺序，主要收录了大伴家持及其周边人物的作品，被称为家持的和歌日记。大伴家持歌风之形成，大体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1.内舍人时期，亦即746年前之女性交往时期。此时咏歌多模仿前辈歌人，如柿本人麻吕、山上忆良、大伴旅人、山部赤人等，尚未形成自己的风格。但他自幼便随父前往九州，身处筑紫歌坛，深受汉文化熏陶。丧父后又受到姑姑大伴坂上郎女的影响。十六岁咏歌便已显露出细腻、善感的端倪和对汉文学的憧憬。
2.越中国守时期（746－751），这时家持正好到了而立之年（29－34岁），思想渐趋成熟，和歌创作迎来了黄金时期。远离了京城的争权夺利，呼吸着雪国的清新空气，家持灵感迸发，歌如潮涌，五年间咏歌二百余首，并由此形成自己美艳细腻而又略带忧愁的风格。这时的代表作有著名的越中三赋（《二上山赋》、《游览布势水海赋》、《立山赋》）及《贺陆奥国出金诏书歌》（卷十八，4094页）、《眺瞩春苑桃李花作》（卷十九，4139－4140页）等。
3.在京时期（751－759），天平胜宝三年（751）八月，家持回京任少纳言。而京城里藤原仲麻吕派正与反对派相互攻讦，明争暗斗。家持面对着藤原氏的日益强大和大伴氏的日渐衰微感到无可奈何，只能将对家族过去的自豪化作伤心而忧郁的歌唱。卷十九末所收的“依兴作歌”的“春愁”三首（4290－4291页），便包含着忧郁与苦闷，流露出浓浓的阴郁感伤，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悲哀抒情，被誉为“绝唱”。由哀怨歌人大伴家持所确立的优美艳丽而又哀愁细腻的歌风是后期万叶和歌的典型代表。
以下我们介绍两篇与中国文学密切相关的代表性作品。
二、眺瞩春苑桃李花作歌
《万叶集》中收录两首大伴家持的和歌，分别描绘了桃李树下站立的美女形象：
天平胜宝二年三月一日之暮，眺瞩春苑桃李花作歌二首
春苑桃花盛，满园红；
灼灼花下路，有女立娉婷。
（卷十九，4139）
我家李花，零落满庭院；
或为薄雪片片，积存地面。
（卷十九，4140）
这时的作品，洋溢着浓郁的异国情趣。当时大伴家持作为越中守，正在富山县担任长官。
这首和歌立刻让人联想到树下美人图。家持是熟知桃树和树下美人图的，而且还将二者结合起来，创作出一幅如此美丽的景致。
桃树是生命之树。最有名的例证当属《诗经》（周南）中的《桃夭》，原诗如下：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有蕡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
桃树有着鲜艳的花朵，丰饶的果实，繁茂的叶子，诗中之所以用桃比喻年轻的女子，就是因为它蕴育着旺盛的生命力。
这种认知与伊甸园中的苹果很相似。苹果树也属于生命之树，是世界的中心树。桃也是生命之树，是生命的根源。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桃与苹果的寓意都是相通的。
因此，桃成为年轻女性的象征。就像诗中所歌唱的那样，身为年轻女子，最美好的归宿莫过于成为适合于家庭的妻子。
关于桃与女子的关系，实际上存在多种说法。桃字中的“兆”字即分开、分离之意，因此有人认为桃字与妊娠后分享生命有关。还有人认为，因为桃花开得早，易种植，结果多，所以才以“木”和“兆”组成“桃”字的。
总之，桃树似乎与年轻女子的性相关联。本来，周南的诗歌中为“桃夭”，而不是桃。桃树的优点在于它蓬勃的生命力。
笔者也无法拂去这些关于桃树的印象。但更为本质的一点是，人类有视桃树为生命之树的历史。
有人说，日语“モモ（桃）”是从“真实”（まみ）演变而来的。也有人认为由于桃树能结大量果实，所以是从百（もも）一词变化而来的。另外还有起源于燃实（もえみ）即燃烧般红艳的果实一词之说。总之，所有的重点都在于其旺盛的生命力，这一点与中国人对于桃树的认知并不相悖。
樟树、栎树等巨树被视作世界树，也必定有其相应的理由。
楠（樟）树是一种能散发芳香的大树。中国的宫殿就以此为材料，因此整座殿堂都散发着浸人心脾的馨香。楝树的气味也很芬芳。它们都被看成气派而高贵的树种。
另外还有栎树。栎树看似杂树，其实能长成十七米高。
橡树的果实能提取黑色染料，人们认为用橡树染料永远不会褪色。
栎树的果实是团栗，是太古时期人们的主食，这一点也有力地支撑了巨树传说的合理性。在古代人的头脑中，桃树也是这些世界树的一员。
有一种构图模式称之为“树下美人图”。众所周知，摩耶夫人是在无忧树下生下释迦牟尼的，佛典（《过去现在因果经》卷二等）中也说释迦坐在阎浮树下悟道。坐在树下悟道，说明阎浮树同前述伊甸园的故事一样，也是智慧之树。
绘图中最常见的情景就是树下站立着一位美女。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已有很多，森丰氏的《树下美人图考》等最具代表性。森丰氏还著有《树木·生命·信仰》一书，其中也谈到了树下美人图。
综合这些研究成果，我们可知，树下美人图是以圣树——生命之树和世界树为中心描绘的，再点缀以人物或动物。正仓院保留下来的作品中，就绘有象、鹿、长尾鸡等动物，俄国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所藏的绘画作品中描绘的则是圣树和狮子。由此看来，最初的创作主题应该在于描绘乐园的景象，就像伊甸园一样。
但是，在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萨珊王朝的银碟）的作品中，也有特意描绘兽仔衔着母乳的情景，看来这里的圣兽也被看成了生命之源，圣树与圣兽都孕育着旺盛的生命力。
如此看来，在树下直接描绘一名女子，似乎只是时间的问题了。在吐鲁番阿斯塔那遗迹中就出土过一幅著名的绘画作品，一名女子在侍女的陪伴下立于树下（热海美术馆藏）。
森氏推测，中央的大树可能是柽柳。因为在古代楼兰的废墟中，女王的坟墓上就种植着这种树，所以“柽柳”可能属于松柏一类，与松柏的寓意相同。像这样，树下美人的构图在印度及西域都有发现。所以说，树下美人图可能是从这些地方出发，逐渐向东流传过来的。而其传到日本的时间则肯定很早。非常幸运的是，我们可以从正仓院的收藏品中找到它的痕迹，这就是著名的六扇“鸟毛立女屏风”。在该屏风裱糊的的底子上，标有天平胜宝四年（752）六月二十六日的日期，可见应属此后不久的作品。
除此之外，我还不曾见过如此纯粹地描述树下美人的作品。其他作品有的描绘多人的姿态，有的描绘游乐的场面。而这幅作品，美女几乎是画中的唯一主题，树木仅是陪衬而已。
当然，仔细一看，还可发现人物周围还有岩石，这似乎也暗示着仙境。就连岩石也不是写实的，而是具有象征和暗示意义。其象征性就是贯穿于树木、美女与岩石的作者统一的创作意图。
这种统一性表现在，视树为生命之树，视美女为生命之源，视岩石为长生不老的仙境。
至于该画中央的树木究竟是什么树，目前还无法确定，既像松树，又像柏树。值得注意的是，树上有常青藤一样的东西缠绕着垂落下来。
按照弓削皇子的作品来解释，这应该就是汉籍中的女萝或松萝。萝是生长在松树上的苔藓，如果画中的树木不是松树，那么这可能就是另外一种苔藓了。总之，树上长满苔藓，说明这棵树上了些年头了。
以上我们主要考察了树下美人图的构图。实际上，大伴家持的上述作品就让人联想到树下美人图。家持是熟知桃树和树下美人图的，而且还将二者结合起来，创作出一幅如此美丽的景致。
即使不了解树下美人图的背景，仅就这首和歌本身来看，我们脑海中也会浮现出一幅鲜明的图案。
原题为“天平胜宝二年三月一日之暮，眺瞩春苑桃李花作二首”。“眺瞩春苑桃李花”，仅此一句便极似七言诗中的一句，这甚至可以说是平安朝句题和歌的滥觞。
《万叶集》中的题目，大都写成《…歌…首》的形式，这首和歌题为《…作二首》，并无“歌”一字，显得有些异常。因此也有学者加入“歌”字，但《万叶集》值得信赖的抄本中全都没有“歌”字，只有那些较新的、价值不太高的抄本中才会出现此字。总之，此处不能添补“歌”字。
其实，大伴家持是特意写成《…作》的。因为中国的汉诗经常采用这种固定的题写方式。如：
河阳县作二首（潘安仁）
在怀县作二首（潘安仁）
赴洛道中作二首（陆士衡）
为吴王郎中时，从梁陈作（陆士衡）
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陶渊明）
（《文选》卷二十六）
可见，从题目开始，家持就采用了中国式的写法。
而且，“春苑”一词是抽象的、观念性的表达，指代的完全不像是自家庭院。有人认为这可能是汉语词汇的翻译。事实上，家持在汉诗文中就曾写有“流馥于春苑”（卷十七，3965序）之句。
而且，“桃李”一词也很特别。家持在越中的居所内，真的恰好种有这两株树吗？其实，桃李的组合也带有强烈的中国文学的色彩。与苏我马子的情况相仿。
“春苑桃花盛，满园红”的红指吴时的蓝色，即外来的蓝色，与此前的山蓝相反。红花，别名末摘花，可能原产于北非，通过丝绸之路流传到日本。宫廷中流行由红花染料染制的华丽色彩。
印度人眉间的红点，匈奴人用作修饰的腮红，都取材于这种红花染料。在正仓院的树下美人图屏风图中，美女口上涂的也正是这种染料。所以说，“红”这个词本身就能唤起下面一句有关少女的意象，而且还具有浓郁的异国情趣。
此外，“灼灼花下路，有女立娉婷”还令人不禁联想起《诗经》中的《桃夭》。
有时甚至觉得，“灼灼花下路”就像是对“灼灼其华”一句的翻译。
在《万叶集》中，几乎只有大伴家持曾经使用过“红”色。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他以“红”色来形容少女。
红颜色褪光，头上乌发变……
（卷十九，41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