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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 大伴旅人与中国文学(1)

(一)

众所周知,大伴旅人是万叶第三期的歌人,活跃于神龟(724-729)、天平(729-749)年间,留下了七十八首和歌。那么,大伴旅人和歌的特质究竟是什么,其特质在日本和歌史上又占有怎样的地位呢?

针对上述疑问,中西进先生认为,大伴旅人因创造了“文人歌”的形式,而在日本和歌史上放射出令人眩目的独特光芒。“文人歌”之语系中西先生自创,要言之,文人歌的性质与中国的文人诗相同,是大伴旅人在和歌领域所进行的一种文人诗式的尝试。此处所谓“文人”即文人墨客的文人,并无什么特殊含义。按照《大汉和辞典》解释,文人即“巧于文笔之人,修文雅事之人”(《魏志》王粲传“古今文人”)。同时,文人也不特指“有文德之人”。中西先生是指后文所述的王徽之(子猷)等人,大伴旅人将这些六朝文人雅士对待文学的态度引入自己的诗歌创作之中。

关于中国文学对大伴旅人的影响,如江户时代的契冲等先贤早有研究。但这些研究只是逐一指出了旅人《赞酒歌》的汉籍典据,仅限于片断的词语考证。这些考证当然是非常珍贵的研究成果,但却无法从整体上把握大伴旅人的和歌风格。关于大伴旅人和山上忆良二人对立的生存方式,中西进先生曾经以“六朝风”一词来解读其本质,但这也仅是二者的概观而已。

世人常评论大伴旅人是老庄的,因为大伴旅人《赞酒歌》的典故多出于《庄子》。但若抛弃这种零散片面的印象,从整体来看,大伴旅人所尝试的,是超越日本和歌与中国汉诗固有形式的局限,将汉诗的世界融入和歌的创作之中。

(二)

大伴旅人有以琴为题材的作品(卷五,810-811)。形式为书信,开头是“大伴淡等谨状”,结尾为“天平元年十月七日,附使进上。谨通中卫高明阁下谨空。”可见,这封信是大伴旅人从九州的大宰府写给京城的藤原房前的,似乎想借此倾诉什么事。这封信显然模仿自嵇康的《琴赋》(《文选》卷十八),大伴旅人也希望大家知道这是一篇模仿之作。旅人的“余托根遥岛之崇峦,晞干九阳之休光”,仿自《琴赋》的“惟椅梧之所生兮,托峻岳之崇冈”、“旦晞干于九阳”。此外在语句上也有相似之处。那么,大伴旅人创作这篇作品的初衷是什么?似乎并不是因为偶然得到了制琴的良材,打算将其献给房前,才附上这篇文章的。我认为恰好相反,大伴旅人是为了将模仿《琴赋》写作的文章赠予房前,才制琴呈献给他的。

理由如下。嵇康在描述了可作琴材的梧桐后说,遁世之士在其下游逸。“于是遁世之士,荣期绮季之畴,乃相与登飞梁,越幽壑,援琼枝,陟峻崿,以游于其下,周旋永望,邈若凌飞。”大伴旅人之所以引用嵇康的《琴赋》,就是想表明梧桐为“遁世之士”所亲近,而自己也是遁世之人。而且,梧桐是在大自然中悠然生长的,大伴旅人特意将嵇康的“峻岳崇冈”改换成“遥岛崇峦”,是为了强调自己远离中央、身处离岛的处境。旅人借梧桐(琴)所要表达的,就是自己身处世俗之外、远离政治纷争的立场。

这一点在其后的“长带烟霞,逍遥山川之阿;远望风波,出入雁木之间”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自己并未处于血腥的政权斗争中,而是生活在远离都城的自然风光里,这是大伴旅人对自己现状的说明。事实上,旅人现在有必要申明自己的立场。这篇作品作于天平元年(729)十月七日,是左大臣长屋王为藤原氏所谋杀的八个月之后。用现在的话讲,这是一次暗杀首相事件,藤原氏在暗杀轻易得手后,掌握了政权,藤原光明子也如愿以偿地被立为皇后。将大伴旅人左迁至九州大宰府,就是为这一天而做的事先准备。现在,这场政治剧正迎来最高潮。册立皇后是在八月,写作琴歌则应在此通知到达大宰府后不久。

在这种危险的状况下,藤原氏当然也想窥知身为大伴家族长老的旅人的态度。而这封书简便可看作大伴旅人向藤原氏表示全面降服的标志。出身于名门大伴家族的旅人,此时已六十五岁,而藤原房前是小他十六岁的以前下属。可以想见,这篇降伏宣言浸透了大伴旅人多少的辛酸与屈辱!

但有一点可以挽救旅人的屈辱感。旅人写道:“出入雁木之间”。这句话源于《庄子》,即超越有用无用的羁绊,自由地生活。不管对世俗是否有益,一切皆与中西进先生无关。这不单是要表明自己对杀害首相之事没有异议,而且还要宣布自己的生活已经超越了世俗的规范。通过强迫自己表现出对世俗漠不关心的风雅举止,大伴旅人好容易才克服了现实中的屈辱感。嵇康在《琴赋》中说,“顾兹桐而兴虑,思假物以托心”,旅人借琴而寄托的感想或许就在于此吧!

此外,选择琴作为题材,也源于“知音”一语。嵇康在《琴赋》结尾说:“识音者希,谁能珍兮,能尽雅琴,唯至人兮。”大伴旅人曾作歌曰:“何时何日,方可逢知音;置之其膝,得为中西进先生枕。”(卷五,810)。将《琴赋》融入行文脉落中,旅人的目的是向房前寻求“知音”。大伴旅人表明自己无意加入政治纷争,同时“恐空朽于沟壑”,因此想寻觅能共叙风雅的“知音”。从这一细节也可看出,尽管房前是藤原家族的一员,但大伴旅人还是希望能够找出一些共通的东西。反言之,身处风雅,只有在风雅中才能得以开阔胸襟,也可看作这篇作品的宣言。

(三)

像这样,大伴旅人以和歌的方式,表达了自己通过琴来寻觅志同道合的友人的愿望。实际上,“琴”在《万叶集》中属于另类的存在。卷七有《咏倭琴》这一分类,其中一首为“取琴先叹息;莫非琴胴中,藏有我妻。”(卷七,1129)。但这里的琴是一种镇魂的咒术用具。和歌大意为,是不是死去的妻子栖息在琴中,让琴发出叹息声的呢?这是万叶人对于琴的传统态度。另外,《万叶集》中也有在佛前演奏用的琴(卷八,1594左注;卷十六,3850左注),同样属于祭祀用具。

与之相较,大伴家持和歌中的琴流露出着微妙的不同。“君若取琴奏;世人所云忧叹,更增添。”(卷十八,4135),君即秦石竹在赋琴时能令人体会到比常人更为强烈的悲叹。虽然其中也蕴含着与上述和歌相似的悲伤,但似乎并不那么单纯。《宇津保物语》记录了弹琴高手能触动天人的想法,最为著名。大概从那时起,就已经出现了脱离历来传统的因素。

这种对于传统的背离,在对于琴的观念上也有所体现。大伴旅人就曾做过这方面的尝试。超越凡世,感动于琴音,大伴家持也将自己与自己的身体互喻为知音,并由此确立了自己与秦石竹的朋友关系。

之所以这样说,还是因为这首和歌被置于下面一首之前。

宴席咏雪月梅花歌一首

雪映夜月,梅花正开时;

愿有佳人在,折送一枝。

(卷十八,4134)

这也是大伴家持的作品,吟诵了雪月花。长久以来决定着日本人审美情趣的三种景物在文学史上首次出现了。而且,这三者后来也出现在白乐天的诗中,并从中国流传到日本,日本人对它们的热爱也就更加执著。雪月花可能在白诗流行以前就是人们的审美对象,很难判断究竟在哪一国萌芽得更早些。所以可将这首和歌广义地理解为一首中国式的风雅之作。将大伴家持两首和歌中出现的雪、月、花、琴联系起来,人们能感受到与白诗相似的要素。大伴旅人的琴与中国诗的要素相接近,与《万叶集》卷七的琴则相距甚远。

如上所述,如果将大伴旅人歌中与众不同的“琴”与“知音”联系起来思考,那么,作者以男性友人为对象的创作态度就凸显出来。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正如纪贯之在《古今集》中所感叹的那样,和歌本来的功能在于表达男女之间的恋情。从万叶和歌史中,也能从女歌到女歌的轨探寻到这一点。处于这样的文艺氛围中,旅人试图以和歌来寻觅知音,这正模仿了中国男性文学以诗言志的传统。

因此,《万叶集》中的恋歌不可胜数,而在大伴旅人所创作的七十八首和歌中,他没有写过一首恋歌。

其中只有一组哀悼亡妻的和歌,共十四首。其实,受中国潘岳《悼亡诗》的触动,从而开创了哀悼亡妻歌源流的是柿本人麻吕,大伴旅人继承了这一形式,并继而影响到儿子家持。所以说,这也是一种积极的中国式的创作尝试。此外,大伴旅人在离开大宰府时与儿岛互相赠答的和歌(卷六,967-968),也只是送行仪式上的酬答而已。

如果硬要提出疑问的话,《歌词两首》(卷五,806-807)赠答中的对方似乎是个女性。由于不确定对方是男是女,而且内容像是恋歌(卷五,809),所以有人怀疑这是大伴旅人与女性的赠答歌。尽管如此,这首和歌与一般的恋爱歌还是大异其趣。大伴旅人赠送书简也好,和歌也好,即使对方是个女性,也是在宫廷中任职的具有高度修养的内亲王或命妇之类。

此外,大伴旅人仅赠歌给丹比县守(卷四,555)、沙弥满誓(卷四,574-575)、高安王(卷四,577)、石川足人(卷六,956)、石上坚鱼(卷八,1473)等人,没有一位女性。而且,赠歌给旅人或同席享宴的人也都是男性。

由此可见,大伴旅人和歌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交友。然而,在《万叶集》中,“友”这一概念还不十分成熟。柿本人麻吕与高市黑人同属一个时代,但他们不曾作为友人互赠和歌。山部赤人也没有此类作品。即使是山上忆良,虽然也在集体宴席中创作过和歌,但却从未以特定友人为对象,通过和歌来互诉衷肠。只是在后来,大伴家持与大伴池主之间有过一些此类作品。

由此可见,大伴旅人是一个很特殊的存在。他从不曾将和歌作为纯粹的倾吐恋情的手段。相反,他专心致志地将和歌视作自己交友的工具。

(四)

与日本不同,“友”这一概念在中国曾非常普及。从《艺文类聚》(卷二十一)和《初学记》(卷十八)的“交友”项中便可窥其一斑。《文选》诗部收录的“赠答”一、二部分全是赠予男性友人的诗篇。另外,《杂诗》部分也有曹颜远的《思友人诗》,诗中表达了对友人欧阳建的思念。

下面试举一例加以说明。如南齐谢脁的《赠友人诗》(《艺文类聚》卷二十一引):

……

我行未千里,山川以间之。

离居方岁月,故人不在兹。

清风动帘夜,孤月照窗时。

安得同携手,酌酒赋新诗。

诗中吟诵的是清风明月之夜,盼望着与友人共同饮酒赋诗。这种诗人渴望与友人分享月与酒的情趣,不禁令人想起王徽之(子猷)的故事。以下是《晋书》(列传五十)的记载:

尝居山阴,夜雪初霁,月色清朗。四望皓然。独酌酒,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逵,逵时在剡。便夜乘小船诣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反。人问其故,徽之曰:“本乘兴而行,兴尽而反,何必见安道邪!”

雪夜,在月光映照下饮酒,这种心情与左思的《招隐诗》相通。不仅怀念故人,现在又怀念起挚友。徽之希望与友人一共分享月、雪与酒,因而乘兴出行。这便是文人的风雅之情。

谈到撩起对友人思念之情的月色,在后来的《源氏物语》等作品中也都有所引用。最著名的一首就是白居易的《八月十五日夜禁中独直对月忆(一作寄)元九》。“三五夜中新月色,二千里外故人心”,这也是一首以月为媒介思念元九的诗,与上述诗人的心境相同。

《白氏文集》中以下这首著名的七律则集中体现了这一心情:

五岁优游同过日,一朝消散似浮云。

琴诗酒伴皆抛我,雪月花时最忆君。

几度听鸡歌白日,亦曾骑马咏红裙。

吴娘暮雨萧萧曲,自别江南更不闻。

(《寄殷协律》)

前文已经讲过,大伴家持曾作有吟咏雪月花的诗。虽然雪月花并不是最美的三种景物,但过去中西进先生曾讲过,雪月花最能令人怀念起友人。像这样,隶属于自然界的雪月花,同作为人事的琴诗酒完美地对应起来。朋友相聚时,以琴诗酒助兴;远隔两地时,通过雪月花来追忆往昔的欢愉。

刚才列举过的琴属于其中之一,王徽之的雪、月、酒,白诗中追忆元九的月,谢脁的月与酒,全都属于此列。

大伴旅人对六朝直至初唐文人墨客的诗作均有所摄取,他所模仿的不仅仅是琴,还包括分享诗与酒的兴致,欣赏雪月花的情趣。通过前文列举可知,大伴旅人以“诗”(和歌)交友,这些景物在其和歌中几乎都有涉及。大伴旅人创作的赠答歌数量异常地多。从题词上看,高市黑人和山部赤人从未写过“赠歌”或“答歌”。山上忆良和笠金村除应酬及礼仪场合曾作过赠歌外,也没有与友人进行过和歌赠答。柿本人麻吕虽有“献歌”,但却没有“赠歌”(柿本人麻吕歌集中有一首《与妻歌》)。

大伴旅人创作有数量如此众多的赠答歌,充分说明他是独一无二的擅作这类诗歌的作家。

与琴诗并提的酒也是大伴旅人必定要涉及的题材。旅人确实是将酒作为交友的工具加以吟唱的。

大宰帅大伴卿赠大贰丹比

县守卿迁任民部卿歌酿酒待君;

如今安野只合独酌,无友共樽。

(卷四,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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