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喜欢汉语的美国学生，见了中国内地来的一位同学，为了显示自己中国文化的修养，便问道：“子不远千里，来自华夏乎？鄙人得晤足下，深以为幸也。”把古代书面语当口语用，听者不免感到艰涩，其故作深谙内里的语态，令人捧腹。
二忌含糊。如调查某件事，最终没有结果，又得有个交代，于是就作出一个结论来，叫做“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而这个结论并没有肯定“有”，但似乎也没有明确肯定“无”。这种语言，就是含糊。
《宋史·岳飞传》记载，奸相秦桧诬害抗金英雄岳飞，主张抗金的将领韩世忠表示不服，他责问秦桧，秦桧说道：“飞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韩世忠愤愤质问道：“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莫须有”是“也许有”“恐怕有”的意思，为了罗织罪名陷害忠良，秦桧用的就是这种含糊不清的语言。
滥用方言词、冷僻的古语、不规范的外来语、不被公认的简缩词，也都可能造成表达上的含糊。如把“压缩机构编制办公室”简称为“压办”，称“青霉素”为“盘尼西林”，称幼年为“总角”（古代未成年人把头发扎成髻）等。
另外，违反汉语的表达习惯，或者把汉语译成的外语倒译回来，也会造成表达上的含糊不清。如称某个美貌女子为“海伦”；如某个念洋文念得忘了汉语词语的本国书生说“一碗米饭”时说成了“一碗烧熟的大米”；又如“不到长城非好汉”，转译后成了“走不到大墙不是好男人”。
三忌唆。
相传有个书生说话写文章都不简练，人称唆先生。一次到城里去办事，给他哥哥写了一封信：“吾兄如见：前日唆而今日不复唆矣！吾于下月即将返里，不在初一即在初二，不在初三即在初四，不在初五即在初六，不在初七即在初八，……不在二十八即在二十九。其所以不写三十，因小月故也。家中有棉鞋一双，希吾兄取出拍拍打打。其所以要拍打，因灰尘多之故也。希吾兄千千万万不可忘记。为省笔墨起见，吾不写草字头的繁体‘万’字。而以‘方’字去点代之。”虽是笑话，但现实中的唆先生的确也不少，我们当引以为诫。下面是一段电话的记录：“喂，你就是啊！你猜，我是谁？不对，再猜，不对，请再猜，呵，是了。我还以为你‘贵人多忘事’，把我忘了。呵！我说的是富贵的那个‘贵’字呀，就是说你富贵发达，成了贵人啦！没有说你是桂林人，我知道你是湖北的。什么事情？没有什么，你们今天晚上开不开会呀？开什么会，那我怎么知道呀！学习会、传达会、讨论会、福利会什么的，不是听说你还做了职工福利会的委员吗？没有会开，那好，我想请你看一场电影。不知道你喜欢什么片子，我是爱看惊险片的。影片七点开演，我们来对一对表。我的表，现在是三点二十五分四秒，你的是三点二十七分吗？嘻嘻，你的表吃了补药了。好，OK，好，拜拜，再见，沙油娜拉！”类似的情况，我们在生活中不是经常碰到吗？
知道了什么是好的语言，什么是不好的语言后，我们还应该知道怎么样来学好语言。
学习语言的途径很多。除向古人学习向书本学习之外，主要是要向生活学习。生活中的语言是最丰富的，也是最有活力的。因为语言就是劳动者在社会生活实践中创造的。
唐代诗人李贺，骑着毛驴出行，驴身上搭个褡裢，号称“诗袋”，听到什么，想到什么，都随时记下来，以备后用。
《红楼梦》第十六回，贾琏出远门回来，与凤姐见面，感谢凤姐在家操持劳碌，凤姐对贾琏说了一段话：“我那里照管得这些事！见识又浅，口角又笨，心肠又直率，人家给个棒槌，我就认作针。脸又软，搁不住人给两句好话心里就慈悲了。况且又没经历过大事，胆子又小，太太略有些不自在，就吓的我连觉也睡不着了。我苦辞了几回，太太又不容辞，倒反说我图受用，不肯习学了。殊不知我是捻着一把汗儿呢。一句也不敢多说，一步也不敢多走。你是知道的，咱们家所有的这些管家奶奶们，那一位是好缠的。错一点儿，他们就笑话打趣；偏一点儿，他们就指桑说槐的抱怨。坐山观虎斗，借剑杀人，引风吹火，站干岸儿，推倒油瓶不扶，都是全挂子的武艺。况且我年纪轻，头等不压众，怨不得不放我在眼里。更可笑，那府里忽然蓉儿媳妇死了，珍大哥又再三再四的在太太跟前跪着讨情，只要请我帮他几日。我是再四推辞，太太断不依，只得从命。依旧被我闹了个马仰人翻，更不成个体统，至今珍大哥哥还抱怨后悔呢。你这一来了，明儿你见了他，好歹描补描补，就说我年纪小，原没见过世面，谁叫大爷错委他的。”这种极富生活意味的语言，也只能从生活中来。
生于乌克兰的俄国犹太作家肖洛姆·阿莱赫姆，自幼丧母，继母的脾性非常不好，常常虐待他。少年时期的他，在继母的怒斥和叫骂声中，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却记录着继母刻薄狠毒的语言，他用“后母娘的词汇”编了一本专门的词典。后来，他在创作《卖牛奶的台维》《莫吐儿》等反映“小人物”不幸遭遇的小说中，用少年时积累的这些词汇，塑造了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成功地表达了对强权专制的憎恶和对受欺侮的小人物深切的同情。老舍先生，被誉为语言大师。他从小就生活在北京市民社会之中，生活的熏陶使他非常熟悉北京市民的语言，并留心收集和整理，所以他的文学作品《骆驼祥子》《茶馆》，单从人物的语言就可以判断出写的就是北京市民社会的生活。
法国作家左拉，为了真实反映生活，专门到酒吧听舞女卖唱，上街看警察和妓女吵架，和泥水匠、洗衣妇攀谈，进商店看店员和顾客讨价还价，收集整理他们的语言。英国作家狄更斯，少年时代常和下层社会的各样人物接触。成名后，保持这种习惯，看到衣衫褴褛的人，跟着他们钻进小巷，进入下等旅馆，听他们谈话。调查监狱，和被判了绞刑的囚犯交谈。所以他的创作语言十分丰富生动，富有生活的气息。
丰富而生动的语言，存在于现实生活之中，而最有活力的语言，就在人们的口头语之中，就看你是否善于掘取、整理和使用了。
好的语言，在阅读时给人以美的享受。而美的语言又是如何创造出来的呢？这就有一个如何运用语言的问题。语言的运用，应该是一门艺术，古今中外的作家，创造了无数运用语言艺术的典范，为我们提供了广阔的可以借鉴的语言艺术空间。
唐代诗人白居易的小诗《问刘十九》，“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诗的前两句，一“绿”一“红”，通过明快的色彩语言，使极为普通的茶叶渣和泥火炉具有了特殊的美的韵味。
唐代诗人贾岛，骑在马背上进京，对“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这句诗中用“敲”好还是用“推”好，拿不定主意，思虑入迷，不知不觉撞进了吏部侍郎韩愈的仪仗队。韩愈思索良久，告诉贾岛，“敲”更好。因为“敲”不但表现了动作，还有声音。这就是“推敲”一词的来历。古人把这种反复斟酌文章词语的方法叫做“炼字”“炼句”。一个“炼”字，说明了用词谋句的艰辛和重要。
唐代时，一位叫齐己的诗僧，带着自己的《早梅诗》拜谒有名的诗人郑谷，诗中有“前村深雪里，昨夜数枝开”的诗句。郑谷笑曰：“数枝非早，不若一枝最佳。”“数枝”改为“一枝”，“早梅”之“早”才能体现出来。人们于是称郑谷为“一字师”。
在宋朝，有一位叫宋祁的词人，填了一首词，《木兰花》中有两句，“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因后一句的“闹”字用得极好，写出了春意盎然的热闹气氛。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红杏枝头春意闹”，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鲁迅先生《为了忘却的记念》一文中有一首七言诗，其中的两句“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创作此诗时，是“眼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边觅小诗”，发表时，“眼看”改成了“忍看”，“刀边”改成了“刀丛”。虽然只这两个字，气势和意境大不一样了，愤慨之情和无畏勇气，充分传达了出来。
唐代史学家刘知几，说道《汉书》中的《张苍传》，指出其中的一句，“年老，口中无齿”，可以去掉“年”和“口中”三字，只“老无齿”即可。这就是“炼句”了。欧阳修的《醉翁亭记》，首句“环滁皆山也”，最初写成有数十字，后改为“滁州四面有山”，最后又改成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五个字。
朱自清先生的散文《威尼斯》，作者要表达“威尼斯有三百七十八座桥”这样的意思，但作者把句式稍加改变，写成了“威尼斯并非没有桥；三百七十八座，有的是”，仔细读来，意味大不一样了，给人以回味的余地，富有韵味。
朱自清先生的散文名篇《荷塘月色》，描写荷花清香，“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描写月色花影，“荷塘的月色并不均匀；但光与影有着和谐的旋律，如梵阿玲上奏着的名曲”，两处都运用了“通感”的修辞手法，把人从一种美的意境带入了另一个美的意境，两种意境的结合，便产生了更加浓郁的韵味。
恰当地使用修辞手法，也可以增加语言的表现力，增加语言的美感。这里不再赘述。
其实，语言是为表达思想感情服务的，离开了实际的内容，再美再好的语言也是空洞的，也没有生命力。而真正具有美感的语言，常常又是非常朴素的。请看下面的几段文字。
朱自清《松堂游记》，“白皮松没有多少影子，堂中明窗净几，坐下来清清楚楚觉得自己真太小。在这样高的屋顶下。树影子少，可不热，廊下端详那些松树灵秀的姿态，洁白的皮肤，隐隐的一丝儿凉意便袭上心头。”素净的句子，非常真切地写出了古老灵秀的白皮松白色皮肤里渗出的沁人心脾的凉意，令人分外惬意。可谓神来之笔。
香港作家彦火的《庐山十四记》，写庐山的“雨”，“不似春雨，缺少那份缠绵，却很像秋雨，有一份潇潇的洒脱。”没有对雨的深切体验，如何写得出庐山“雨”的这一份情调！
丰子恺的《庐山面目》，写“云”，“……正在凝望之间，一朵白云冉冉而来，钻进了我们的房间里。倘是幽人雅士，一定大开窗户，欢迎它进来共住；但我犹未免为俗人，连忙关窗谢客。”没有那种亲历，没有那份情调，再华丽的语言，又如何写得出如此妙趣横生、情韵动人的意境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