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传他死后阴魂不散，
常常在夜晚出没于滕王阁所在的
赣江水面上，
高声吟诵他的这一对偶句。
本夜话题
生肖的错误及其他
——文章的修改
记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南方的一家文学期刊上登了一位青年作者的小说，小说的题目是《大山的孕育》。故事情节是这样的：生长在川西平原的青年小伙子隋小仕，因杀了人，潜逃到了川东大巴山的一条深山沟里，他隐瞒了自己的身世和误伤人命的不幸遭遇，结果被端庄善良的山里妹子菊和她的父亲收留了下来。在五年的共同生活和劳动中，隋小仕和菊产生了深深的爱情，但当菊的父亲向隋小仕提明要让他和菊成亲时，隋小仕犹豫了。隋小仕被菊纯洁的心灵和温柔的深情所感动，他不愿再把自己的过去向善良的菊隐瞒，他告诉了菊，并表示要投案自首。当他离开大山时，菊用枪声向他表达了自己的决心和等待。
小说后面配有一篇编辑部的文章，叫《细节和审美效果》，谈对小说中一处细节的修改，这个细节，就是隋小仕杀人潜逃的经过。
编辑所举的原小说中隋小仕杀人的经过是这样的：“他和一位同学一起在川西平原当知青，七七年考大学一同名落孙山。那天晚上，他俩颓唐地喝醉了酒，对方提议进行哭泣比赛，谁知哭着哭着打起了架。那知青一扁担砍来，他红着眼挥着锄头去抵挡，一家伙正中对方的脑顶。‘嚓！’头骨断裂声吓醒了他的酒……”
编辑部把隋小仕杀人潜逃的经过改为这样：“有一个‘造反派’的头头毒打死了他的父亲，还准备来绑架他。他愤怒地抄起一把锄头，砸死了那个头头，逃进了大山……”
编辑部的修改，把隋小仕杀人的时间至少提前了一年。原小说中隋小仕杀人的时间是恢复高考的1977年。我们知道，粉碎“四人帮”是1976年10月，十年“文革”结束，“造反派”头头毒打死人并绑架人的事，不可能发生在此后。也就是说，修改了杀人的细节以后，隋小仕杀人潜逃的时间也应提前一年。
小说中有这样一段话：“五年了，十八岁的隋小仕和十八岁的菊，都长成了二十三岁的大人。”小说中还写到菊的父亲对隋小仕说的一段话：“我们菊跟你一样属猪的，若说年庚，别人家的妹子也早就……”从小说告诉我们的主人公的属相看，隋小仕和菊都生于1959年，也就是己亥“猪”年，以此来推算，1976年，隋小仕杀人时是十七岁而不是十八岁。或者，若1976年是十八岁，则隋小仕的属相不是“猪”而是“狗”。属相是“猪”而十八岁的那一年，应该是1977年才对，这一年“文革”早已经结束了，发生“造反派”头头毒打死人和绑架人的事情，那是不可思议的。
这里，编辑部在修改了隋小仕杀人的经过之后，也就使杀人的时间提前了一年；这时，要么主人公的年龄应该改小一岁，要么主人公的属相由“猪”改成“狗”，才能不出现时间上的矛盾。
这种“生肖”的错误，是在修改文章的过程中，因为稍不留意顾此失彼而造成的。关于编辑对这篇小说的修改，除了造成“生肖”的错误以外，隋小仕杀人潜逃经过这一情节的修改，其实也是一种败笔，至少是不成功的修改。
其一，作者在原稿中涉及的是高考的问题，在刚刚恢复高考最初的几年就已经关注到了高考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和社会问题，在当时的中国大地上，这样的作者并不多，眼光可以说是敏锐的，其洞察力难能可贵。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样一个牵动了整个社会各个角落的题材，远比“造反派”和一般群众的冲突的题材更有时代色彩，反映的社会问题更广泛更深入，因而小说的主题也更有价值。修改后的细节，把一个有着复杂的社会和历史文化背景的高考问题，图解成一个“造反派”迫害群众引起反抗的带有政治色彩的问题，实在是对活生生的社会生活的简单符号化处理，其实也是一种对作者和作品的不负责任的处理。这样的修改，降低了小说的社会价值，遮蔽了作者敏锐的眼光，掩盖了小说对社会生活更加深入的思考。同时，也落入了图解政治的俗套。
其二，小说原稿中，隋小仕因高考落榜颓唐喝酒失手用锄头砍死同伴，这是一个偶发性的犯罪事件；修改以后，隋小仕的杀人则成了对“造反派”头头迫害的反抗行为。二者比较，主人公的负罪感前者更强，修改后在客观上降低了主人公的负罪感，甚至使杀人的行为带上了某种反抗恶势力的正义色彩。应该说，主人公的负罪感愈强，愈能衬托出菊父女善良、淳朴、真诚的品质对隋小仕感化力量的强大，才愈能突出小说的主题，增加小说对人的心灵的震撼力和冲击力。所以，修改可以说降低了小说的艺术价值，减弱了艺术魅力，也缩短了小说的艺术生命，反倒是化神奇为腐朽了。
编辑部对小说的修改，经不住历史的检验，是一种失败的修改。当然，这一点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以修改文章见长的高手如编辑们，修改文章时不经意间也有失误的地方，更不用说平平我辈了。可见，文章的修改，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是，文章还是要修改的。天纵之才一气呵成的杰作，毕竟是少数。绝大部分的好文章，都是经过反复加工修改才成为精品的，所谓“文章不厌百回改”，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那么，怎么样修改文章呢？一是主题的提炼。
主题是指作者在自己的作品中所要表达的中心思想，是作者感情、观念的集中体现。在文章中，主题是内容的核心，因而也是文章的灵魂。
文章主题的哲理意味越强，涵盖的社会生活越丰富，体现的时代精神越深刻，其价值就越大。因此，修改文章时，首先要对占有的材料进行深入的剖析，通过取舍加工，集中概括，提炼出能够涵盖丰富的社会生活、体现深刻的时代精神、具有浓郁的哲理意味的主题。
俄罗斯伟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不朽的名著《安娜·卡列尼娜》中女主人公的形象，在世界文学的人物画廊里，是独具魅力的。但作者最初在构思这部小说时，塑造的女主人公形象，是以他的庄园附近一个领主的女仆为原形的。这个女仆，泼辣，没有羞耻心，放荡，还和主人生了一个女婴。作者只是想反映俄罗斯社会这类人物的客观存在。后来，作者经过反复思考，屏弃了原来的构思，把女主人公塑造成了一个要求个性解放、向往美好生活的、有高度教养和丰富内心世界的、刚毅勇敢、善良多情而又不幸的上层社会年轻女性的形象。作者本来不愿让女主人公赴死，但后来又修改了计划，写成了美好事物遭毁灭的悲剧。作者借女主人公不被社会所容纳最后卧轨自杀的悲剧，深刻揭露了农奴制度下俄罗斯上层社会的虚伪、腐朽、冷酷、没落，从而昭示了毁灭美好事物的罪恶的沙皇制度的不合理存在。
《安娜·卡列尼娜》的写作过程，是一个不断进行主题提炼的过程。“杭州异事”蛇仙白娘子的民间传说，在几百年的流传过程中不断被辑录加工，被整理改编，也是一个不断地提炼主题的过程。明朝的吴从先在《小窗自纪》中记载：“宋时法师钵贮白蛇，覆于雷峰塔下。”可知，在宋代，这纯粹是一个法师镇妖的民间奇闻。明代的冯梦龙在《警世通言》中辑录了话本“白娘子永镇雷峰塔”，写的仍是“烟粉灵怪”，但已是蛇仙思凡的故事了：白娘子西湖遇许宣，结为佳偶。白娘子虽然未脱妖气，却已是一个追求婚姻幸福的女性形象了。突出的是白娘子和许宣的矛盾，主题是谴责男子的负心。
清代的蕉窗居士黄图的《雷峰塔》，是现存最早的以白蛇故事改编的戏曲剧本。剧中着力描写了白蛇对爱情执著的追求，表现了她温柔多情的女性性格，写了许宣的动摇不定。但仍然对白娘子“不合法”的婚姻加以否定，也反对戏曲艺人们增加的让白娘子生子得第的情节。结局是白娘子被镇雷峰塔，许宣以皈依佛祖了结了“孽缘”。主题中还带有浓厚的封建正统观念。
到了乾隆中叶，出现了戏曲艺人们的梨园旧抄本和方成培的水竹居刊本《雷峰塔》，增加了“端阳”“求草”“水斗”“断桥”等情节，使故事的中心情节转为白娘子与以法海为代表的社会力量和神权力量之间的矛盾冲突，从而突出了白娘子为理想而违反和破坏封建秩序的叛逆性格，通过白娘子和许宣的悲剧，表现了反封建的主题。但把他们的结合与破裂归结为“夙缘”，以白蛇的忏悔和悟真为妥协，削弱了反封建的精神。田汉的新编京剧《白蛇传》，则进一步突出了白娘子和法海的矛盾，强调了白娘子追求自由、幸福的家庭婚姻的合理性和正义性。反封建的主题更加鲜明而强烈。几百年来无数代人的艰辛努力，使一个镇邪除妖的民间传说演变成了一个美丽凄婉的反封建爱情悲剧，这是一个罕见的、漫长的提炼主题的过程。也有反面的例子。有人把鲁迅的小说《药》改编成了剧本，取名《夏瑜之死》，把鲁迅先生暗线虚写的夏瑜处理成了明线实写，删除了华老栓一家的故事。这样的修改，使原小说反映国民麻木愚昧和革命者脱离群众的主题无从体现。这样的修改，纯粹是一种对作者原意的歪曲和对名作的践踏。实在是不可取的。
二是结构的调整。为了更鲜明地表达主题，加强文章的艺术表现力和艺术感染力，满足某种文体在表达上的特殊要求，在文章的修改上，就要考虑对文章的结构布局进行重新安排，哪个在前，哪个在后，明写什么，暗写什么，要有一个合理的考虑。
古希腊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的著名悲剧《俄狄浦斯王》，实际上是对古代希腊关于俄狄浦斯王故事传说的改编，而改编的最成功之处，就是对原故事的结构进行的调整，把一个发生在几十年间的故事，通过倒叙的手法，压缩到一天之中。这种改编是为了满足戏剧形式的要求，为了增加戏剧的悬念，加强矛盾冲突的张力。以倒叙手法把较长的故事压缩到一段较短的时间框架内，这种回溯式的结构调整方法，很值得我们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