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所举，运用的证明方法是：用一个或几个相像或类似的事例，证明另一个命题的正确性。在逻辑上，这叫做“类比证明”。
南宋时期施德操的《北窗炙录》，记述了一件“一言决狱”的事。有甲、乙二人，相约五更时分，乙到甲家会合。乙按时前往。到了鸡鸣时分，甲却到乙家呼乙之妻，说：二人相约五更见面，鸡鸣时分了，为何还不见来？乙妻惊异地说，去了很久了。乙妻和甲一起来到甲家，不见乙。最后在竹林里找到了乙的尸体，身上的钱物都不见了。乙妻认为是甲谋害了乙，便把乙告到了官府。但审理此案的狱讼官员很久不能决断。有一个小吏在审案时问甲：你和乙有约，乙不到，过乙家时，只该呼乙，为什么偏不呼乙，而要呼乙的妻子？这是因为你杀了她的丈夫了！于是甲没有话说了。一句话断明了案子。
鲁迅先生的《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作者要说明“有并不失掉自信力的中国人在”这一观点，写了这样一段文字：“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辉，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这段话，充分证明了作者观点的正确性。
——以上所举，运用的证明方法是：直接用一个或几个真实的论据，证明一个命题的正确性。在逻辑上，这叫做“直接证明”。
宋代苏洵的《六国论》，要说明的命题是，“六国破灭，弊在赂秦”。作者为了证明这一论题，举了“义不赂秦”的这样相反的例子：“燕虽小国而后亡，斯用兵之效也。”燕国虽小，但是因为武力抗秦，反而比其他大国后亡，可见其他国家的败落，在于割地贿赂秦国。
鲁迅先生在《南腔北调集》的“作文秘诀”一文中有一段话：“做医生的有秘方，做厨子的有秘法，开点心铺子的有秘传，……但是，作文却好像偏偏并无秘诀，假使有，每个作家一定是传给子孙的了，然而祖传的作家很少见。”作者的证明很有说服力：祖传的作家很少见，可见作文没有秘诀。
——以上所举，运用的证明方法是：证明与要证明的命题相矛盾的命题的虚假，进而证明这个命题的正确性。这在逻辑上称之为“反证法”，是间接证明的一种。
前面所举的刚弼断案，也用的是反证法。南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言语》，记了孔融被曹操抓捕时的一件事。孔融被抓，他的大儿子九岁，小儿子八岁。孔融问曹操派来的人，能否让自己的两个儿子留下来。孔融的儿子说：“大人岂见覆巢之下，复有完卵乎？”孔融的儿子，对现实的理解，竟比成人还深刻：要么无覆巢之灾，自有完卵在；要么覆巢之下，没有完卵；已是覆巢，不会有完卵了。
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用占有“宅子”来类比证明“继承中外文化”的问题：“所以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譬如罢，我们之中的一个穷青年，因为祖上的阴功，得了一所大宅子，且不问他是骗来的，抢来的，或合法继承的，或是做了女婿换来的。那么，怎么办呢？我想，首先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但是，如果反对这宅子的旧主人，怕给他的东西染污了，徘徊不敢走进门，是孱头；勃然大怒，放一把火烧光，算是保存自己的清白，则是昏蛋。不过因为原是羡慕这宅子的旧主人的，而这回接受一切，欣欣然的蹩进卧室，大吸剩下的鸦片，那当然更是废物。‘拿来主义’者是全不这样的。”“他占有，挑选。……”对于文化遗产，作者认为：徘徊不敢走进门的“逃跑主义”（孱头），不是正确的态度；放一把火烧光的“虚无主义”（昏蛋），不是正确的态度；欣欣然的接受一切的“投降主义”，也不是正确的态度；正确的态度是占有，挑选。
——以上所举，运用的证明方法是：为了证明一个命题，先把这个命题看做是几种可能性中的一种，然后排除掉其他的可能性，进而证明命题的正确性。这在逻辑上称之为“排除法”，也是间接证明的一种。
证明的方法还有许多，这里不再赘述。但在证明的过程中，必须要遵循一定的规则。首先，证明命题的证据必须是真实的和充分的，否则证明就是不正确的。例如，《老残游记》中刚弼断案的那两个依据，理由不充分，只是一种假设而已。正像后来复审案件的白太守所说，“魏家花钱，是乡下人没见识，不足为怪。”因此，不能证明命题的正确。
论据还要和命题之间有必然的联系才行，否则证明也是不正确的。例如，徐珂的《清稗类钞》中的“满朝皆忠臣”，农夫得出结论的依据是，奸臣“皆面涂白粉如雪”，据此来判断乾隆皇帝的侍从大臣都是忠臣，显然是不可信的。因为作者依据的是戏剧中的人物脸谱特征，而要判断的是现实中大臣的“忠”与“奸”，论据和命题之间、前提和结论之间，不存在必然的联系。
当然，命题本身更应该是正确的，否则证明就是虚假的和没有意义的了。但正因为往往存在着错误的命题，存在着错误的证明，这才出现了“证明”的特殊方式——“反驳”。“反驳”，顾名思义，就是反对与驳斥，也就是证明某个命题的不真实、不正确。
从这个意义上说，反驳又可以称之为“证伪”。我国古代长篇历史小说《三国演义》，第四十三回“诸葛亮舌战群儒”，就是精彩的反驳。下面选择其中的几段作为例子来欣赏分析之。例一，东吴的大臣步骘（字子山）问诸葛亮（字孔明）：“孔明欲效仪、秦之舌，游说东吴耶？”意思是说，你诸葛亮想要效仿当年的张仪和苏秦之辈，来游说我们东吴吗？
诸葛亮应道：“步子山以苏秦、张仪为辩士，不知苏秦、张仪亦豪杰也。苏秦佩六国相印，张仪两次相秦，皆有匡扶人国之谋，非比畏强凌弱、惧刀避剑之人也。君等闻曹操虚发诈伪之词，便畏惧请降，敢笑苏秦、张仪乎？”
诸葛亮通过肯定苏秦和张仪有匡扶国家的谋略，否定了步骘对张仪和苏秦轻蔑的态度，进而否定了东吴某些人对诸葛亮联吴抗曹策略的反对态度。
例二，东吴的大臣薛综（字敬文）问道：“汉传世至今，天数将终。今曹公已有天下三分之二，人皆归心。刘豫州不识天时，强欲与争，正如以卵击石，安得不败乎？”诸葛亮答道：“薛敬文安得出此无父无君之言乎！夫人生天地间，以忠孝为立身之本。公既为汉臣，则见有不臣之人，当誓共戮之：臣之道也。今曹操祖宗叨食汉禄，不思报效，反怀篡逆之心，天下之所共愤；公乃以天数归之，真无父无君之人也！不足与语！请勿复言！”
诸葛亮以曹操“怀篡逆之心”，驳斥了薛综的汉“天数将终”之说，以“无父无君之人”回击了薛综的畏强请降的论调。
例三，东吴大臣陆绩问道：“曹操虽挟天子以令诸侯，犹是相国曹参之后。刘豫州虽云中山靖王苗裔，却无可稽考，眼见只是织席贩屦之夫耳，何足与曹操抗衡哉！”
诸葛亮笑曰：“曹操既为曹相国之后，则世为汉臣矣；今乃专权肆横，欺凌君父，是不惟无君，亦且蔑祖，不惟汉室之乱臣，亦曹氏之贼子也。刘豫州堂堂帝胄，当今皇帝，按谱赐爵，何云无可稽考？且高祖起身亭长，而终有天下；织席贩屦，又何足为辱乎？公小儿之见，不足与高士共语！”
诸葛亮通过曹、刘的身世的辨析，指出身世和成败没有必然的联系，从而否定了刘备不能与曹操抗衡的谬说。
从《三国演义》中以上三例可以看出，反驳的过程，就是对某个命题谬误的指证。反驳，可以是直接指出命题的虚假，叫“反驳论题”。如以上例一、例二所举，都是对对方命题的直接驳斥。反驳，可以是指出支撑命题的论据的虚假，叫“反驳论据”。如以上例三，以皇帝“按谱赐爵”否定了“中山靖王苗裔无可稽考”的说法。反驳，可以是指出命题和论据之间不存在联系，叫“反驳论证”。如以上例三，指出身世和成败之间没有必然联系，从而否定命题的正确性。明代程文宪的杂记《中州野录》，记了一个小故事。鄱阳儒师何英，其妻好事佛，日念“观音菩萨”千遍。何英害怕舆论嗤笑。他便“一日呼妻至再且三”，到了夜里也不停止。其妻怒曰：“何聒噪若是耶！”何英说：“仅呼二三，汝即怒我；观音一日被你呼千遍，安得不汝怒耶？”何妻从此不再念“观音菩萨”了。这种反驳，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林肯，这位领导了美国解放黑奴的南北战争的总统，在任总统前当过律师。据说，他曾为亡友的儿子进行过一场非常出色的辩护。小阿姆斯特朗被控告谋财害命，并初步定罪。林肯作为被告的辩护律师，查阅了案卷。原告方的关键证人福尔逊，发誓提出证词说，相当于我国农历九月初八九的某一天，晚上十一点，在月光下，他目击了小阿姆斯特朗用枪击毙了死者。在法庭上，林肯和原告的证人福尔逊之间，进行了一场当面对质：
林肯：“你发誓说认清了小阿姆斯特朗？”福尔逊：“是的。”
林肯：“你在草堆后，小阿姆斯特朗在大树下，两处相距二三十米，能认清吗？”福尔逊：“看得很清楚，因为月光很亮。”林肯：“你肯定不是从衣着方面认清的吗？”福尔逊：“不是的，我肯定认清了他的脸蛋，因为月光正照在他的脸上。”林肯：“你能肯定时间在十一点吗？”福尔逊：“充分肯定。因为我回屋看了时钟，那时是十一点一刻。”林肯转身发表了辩护演说：“我不能不告诉大家，这个证人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人们先是一愣，接着爆发了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原来，这一天是上弦月，晚上十一点，月亮早落山了，月光怎么能照在被告的脸上呢？这种反驳，是“以守为攻，引入荒谬”。最后，我们来看，战国末期楚国的宋玉，是怎样反驳他人的中伤，为自己辩白的。
宋玉在《登徒子好色赋》里，记录了这件事。大夫登徒子在楚王跟前说，宋玉“性好色，愿王勿与出入后宫”。楚王以此问宋玉。
宋玉答曰：“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国，楚国之丽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东家之子。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然此女登墙窥臣三年，至今未许也。”
宋玉用精彩的文学手段，证明了自己的并不好色，从而有力地反驳了“性好色”的中伤。
可知，证明和反驳，又岂止用于议论文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