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曾做过漆园吏，生活贫穷困顿，却鄙弃荣华富贵、权势名利，力图在乱世保持独立的人格，追求逍遥无恃的精神自由。对于庄子在中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的重要贡献，封建帝王尤为重视。庄子一生著书十余万言，书名《庄子》。《庄子》一书也被称为《南华真经》。其文章具有浓厚的浪漫色彩，对后世文学有很大影响，这部文献是中国古代典籍中的瑰宝。
庄子的思想包含着朴素辩证法因素，主要思想是“天道无为”，认为一切事物都在变化，他认为“道”是“先天生地”的，从“道未始有封”，庄子主要认为自然的比人为的要好，提倡无用，认为大无用就是有用。就像“一棵难看的树被认为无用，有一个木匠要找一棵树作房梁，但这棵树太弯了，没法做房梁；第二个木匠找树做磨的握柄，要弯的，但这棵树太难看了，又没办法；第三个木匠要做车轱辘，但这棵树长得不行，从某方面章是无用的。但从庄子的角度看，无用就是有用，大无用就是大有作为，所以庄子提倡无用精神（即”道“是无界限差别的），属主观唯心主义体系。”道“也是其哲学的基础和最高范畴，即关于世界起源和本质的观念。主张”无为“，放弃一切妄为。他认为一切事物都是相对的，因此他否定一切事物的本质区别，极力否定现实，幻想一种”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的主观精神境界，安时处顺，逍遥自得，倒向了相对主义和宿命论。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反对一切社会制度，摈弃一切文化知识。
庄子的文章，想象力很强，文笔变化多端，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并采用寓言故事形式，富有幽默讽刺的意味，对后世文学有很大影响。其超常的想象和变幻莫测的寓言故事，构成了庄子特有的奇特的想象世界。
《庄子》在哲学、文学上都有较高研究价值。研究中国哲学，不能不读《庄子》；研究中国文学，也不能不读《庄子》。鲁迅先生说过：“其文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汉文学史纲要》）名篇有《逍遥游》《齐物论》《养生主》等，《养生主》中的“庖丁解牛”尤为后世传诵。
《荀子》：荀子（约公元前313－前238）名况，字卿，因避西汉宣帝刘询讳，因“荀”与“孙”二字古音相通，故又称孙卿。荀子为周朝战国末期赵国猗氏（今山西安泽）人，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儒家代表人物之一，时人尊称“荀卿”。曾三任齐国稷下学宫的祭酒，后为楚兰陵（今山东兰陵）令。荀子对儒家思想有所发展，对重整儒家典籍也有相当的贡献。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录了他的生平。荀子于五十岁始来游学于齐，至襄王时代“三为祭酒”，后来被逸而适楚，春申君以为兰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废，家居兰陵。韩非、李斯都是他的入室弟子，亦因为他的两名弟子为法家代表人物，使历代有部分学者怀疑荀子是否属于儒家学者，荀子也因其弟子而在中国历史上受到许多学者猛烈抨击。荀子是第一个使用赋的名称和用问答体写赋的人，同屈原一起被称为“辞赋之祖”。
荀子思想虽然与孔子、孟子思想都属于儒家思想，但有其独特见解，自成一说。荀子提倡性恶论，常被与孟子的性善论比较。孔子、孟子在修身与治国方面提出的实践规范和原则，虽然都是很具体的，但同时又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成分。孔子竭力强调“克己”、“修身”、“为仁由己”等。而孟子则以“性善”为根据，认为只要不断扩充其“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求其放心”，即可恢复人的“良知”、“良能”，即可实现“仁政”理想。与孔、孟相比，荀子的思想则具有更多的现实主义倾向。他在重视礼义道德教育的同时，也强调了政法制度的惩罚作用。
《韩非子》：韩非（约公元前281-前233）为韩国公子，战国末期韩国人（今河南省新郑），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政论家和散文家，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后世称“韩子”或“韩非子”，是中国古代著名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
韩非子口吃（结巴），虽然不善言谈，但是善于著述。韩非与李斯都是荀子的学生，韩非子博学多能，才学超人，思维敏捷，李斯自以为不如。韩非子写起文章来气势逼人，堪称当时的大手笔。凡是读过他的文章的人，几乎没有不佩服他的才学的。
韩非师从荀卿，但思想的观念却与荀卿大不相同，他没有承袭儒家的思想，却“喜刑名法术之学”（申不害主张君主当执术无刑，因循以督责臣下，其责深刻，所以申不害的理论称为“术”。商鞅的理论称为“法”。这两种理论统称“刑名”，所以称为“刑名法术之学”），“归本于黄老”（指韩非的理论与黄老之法相似，都不尚繁华，清简无为，君臣自正），继承并发展了法家思想，成为战国末年法家之集大成者。
韩国在战国七雄中是最弱小的国家，韩非身为韩国公子，目睹韩国日趋衰弱，曾多次向韩王上书进谏，希望韩王励精图治，变法图强，但韩王置若罔闻，始终都未采纳。这使他非常悲愤和失望。他从“观往者得失之变”之中探索变弱为强的道路，写了《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十余万言的著作，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法治思想，抒发了忧愤孤直而不容于时的愤懑。
后来这些著作流传到秦国，秦王政读了《孤愤》《五蠹》之后，大加赞赏，发出“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的感叹。可谓推崇备至，仰慕已极。秦王政不知这两篇文章是谁所写，于是便问李斯，李斯告诉他是韩非的著作。秦始皇为了见到韩非，便马上下令攻打韩国。韩王安原本不重用韩非，但此时形势紧迫，于是便派韩非出使秦国。秦王政见到韩非，非常高兴，然而却未被信任和重用。韩非曾上书劝秦始皇先伐赵缓伐韩，由此遭到李斯和姚贾的谗害，他们诋毁说：“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秦王政认可了他们的说法，下令将韩非入狱审讯。李斯派人给韩非送去毒药，让他自杀。韩非想向秦始皇自陈心迹，却又不能进见。秦王政在韩非入狱之后后悔了，便下令赦免韩非，然而为时已晚。（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韩非子的文章说理精密，文锋犀利，议论透辟，推证事理，切中要害。比如《亡征》一篇，分析国家可亡之道达47条之多，实属罕见。《难言》《说难》两篇，无微不至地揣摩所说者的心理，以及如何趋避投合，周密细致，无以复加。
韩非子的文章构思精巧，描写大胆，语言幽默，于平实中见奇妙，具有耐人寻味、警策世人的艺术效果。韩非子还善于用大量浅显的寓言故事和丰富的历史知识作为论证资料，说明抽象的道理，形象化地体现他的法家思想和他对社会人生的深刻认识。在他文章中出现的很多寓言故事，因其丰富的内涵，生动的故事，成为脍炙人口的成语典故，至今为人们广泛运用。
《谏逐客书》：李斯（约公元前281-前208），战国末年楚国上蔡（今河南上蔡西南）人，秦朝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和书法家，协助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为秦朝丞相，参与制定了法律，统一车轨、文字、度量衡制度。
李斯早年为小吏，后从荀子学帝王之术，学成入秦。李斯初被吕不韦任以为郎，后劝说秦王政灭诸侯、成帝业，被任为长史。秦王采纳其计谋，遣谋士持金玉游说关东六国，离间各国君臣，又任其为客卿。
李斯在秦王政统一六国的事业中起了较大作用。秦统一天下后，与王绾、冯劫议定尊秦王政为皇帝，并制定有关的礼仪制度，被任为丞相。他建议拆除郡县城墙，销毁民间的兵器，以加强对人民的统治；反对分封制，坚持郡县制；又主张焚烧民间收藏的《诗》《书》、百家语，禁止私学，以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他还参与制定了法律，统一车轨、文字、度量衡制度。
秦始皇死后，他与赵高合谋，伪造遗诏，迫令始皇长子扶苏自杀，立少子胡亥为二世皇帝。后为赵高所忌，于秦二世二年（前208）被腰斩于咸阳闹市，并夷三族。
秦王政初年，韩国为了减轻强秦对自己的威胁，派了名叫郑国的人帮助秦国修渠，企图能通过修渠来消耗秦国的人力物力。这件事被发觉后，秦国一些目光短浅的贵族、大臣就认为所有别的诸侯国的人，在秦国做官都不是真心为秦国，应该统统赶走。秦王政接受了他们的建议，在秦王政十年（公元前237）下令逐客。李斯当时在秦任客卿，也在被逐之列，于是写了这封信给秦王政。秦王政后来收回了逐客令，恢复了李斯的官职。
《史记》：司马迁（公元前145-前90），西汉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南芝川镇）人，著有《史记》，《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司马迁赋》八篇；《隋书·经籍志》有《司马迁集》一卷。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写古今通史的愿望没有实现，临终要司马迁完成其夙愿。司马迁早在20岁时，便离开首都长安遍踏名山大川，实地考察历史遗迹，了解到许多历史人物的逸闻轶事以及许多地方的民情风俗和经济生活，这对以后编写《史记》有很大帮助。
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38岁时，继任父亲正式做了太史令，有机会阅览汉朝官藏的图书、档案以及各种史料。他一边整理史料，一边参加改历。等到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我国第一部历书《太初历》完成，司马迁就开始撰写《史记》。
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司马迁因为替李陵辩护，而被关入监狱，并处以宫刑（当时叫腐刑）。太始元年（公元前96）司马迁出狱，后当了中书令。直到汉武帝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史记》全书得以完成，司马迁被称为“史圣”。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原名《太史公记》。该书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古典典籍之一，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
《史记》记载了上自中国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前122），共3000多年的历史。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使《史记》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共130篇，526500余字。
《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传”，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时期开始，“史记”由史书的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称。
《史记》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同时，《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史记》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并称“史学双壁”。
《敬慎》：《敬慎》选自《说苑》，为《说苑》第10卷。《说苑》由西汉刘向撰。刘向（约公元前77-前6）原名更生，字子政，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沛县（今属江苏）人，楚元王刘交四世孙。宣帝时，刘向为谏议大夫，元帝时，任宗正。刘向以反对宦官弘恭、石显下狱，旋得释，后又以反对恭、显下狱，免为庶人，成帝即位后，得进用，任光禄大夫，改名为“向”，官至中垒校尉。刘向所撰《别录》为我国目录学之祖。治《春秋彀梁传》，著《九叹》等辞赋三十三篇，大多亡佚，今存《新序》《说苑》《列女传》等书。《五经通义》有清人马国翰辑本。原有集，已佚，明人辑为《刘中垒集》。《楚辞》是刘向在前人基础上辑录的一部“楚辞”体的诗歌总集，收入战国楚人屈原、宋玉的作品以及汉代贾谊、淮南小山、庄忌、东方朔、王褒、刘向诸人的仿骚作品。刘向曾领校秘书，《说苑》就是他校书时根据皇家藏书和民间图籍，按类编辑的先秦至西汉的一些历史故事和传说，并夹有作者的议论，借题发挥儒家的政治思想和道德观念，带有一定的哲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