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衡》：《论衡》一书为东汉王充（27-97）所作，大约作成于汉章帝元和三年（86），《论衡》共八十五篇（其中的《招致》仅存篇目，实存84篇），是王充用了三十年心血才完成的，被称为奇书。王充是东汉时期杰出的思想家。东汉时代，儒家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占支配地位，但与春秋战国时期所不同的是儒家学说打上了神秘主义的色彩，掺进了谶纬学说，使儒学变成了“儒术”。而其集大成者并作为“国宪”和经典的是皇帝钦定的《白虎通义》。王充写作《论衡》一书，就是针对这种儒术和神秘主义的谶纬说进行批判。《论衡》细说微论，解释世俗之疑，辨照是非之理，即以“实”为根据，疾虚妄之言。“衡”字本义是天平，《论衡》就是评定当时言论的价值的天平。它的目的是“冀悟迷惑之心，使知虚实之分”（《论衡·对作》篇）。因此，它是古代一部不朽的唯物主义的哲学文献。
《中论》：徐干（171-217）字伟长，魏晋时期北海（今山东潍坊市）人，建安七子之一。《中论》为其主要著作，曹丕称赞此书“成一家之言，辞义典雅，足传于后。”（《与吴质书》）《中论》是一部政论性著作，系属子书，其意旨：“大都阐发义理，原本经训，而归之于圣贤之道。”所以，历代史书除《宋史》将其列入杂家类而外，其余者均将其列入儒家类。
传本《中论》一书分上下两卷，共计二十篇，从《治学》至《爵禄》十篇为上卷，《考伪》至《民数》十篇为下卷。又《群书治要》辑有《中论》逸文《复三年丧》《制役》两篇，今本《中论》多附录之，可见今本《中论》已非完本。通过分析历代官私书目对《中论》一书的著录情况，可知该书是在宋代出现残缺情况的。
诸葛亮：诸葛亮（181-234）字孔明，号卧龙（也作伏龙），琅琊阳都（今山东临沂市沂南县）人，蜀汉丞相，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战略家、发明家、军事家。诸葛亮为避汉末战乱隐居隆中躬耕陇亩，有治国安邦之才，经天纬地之志，后被刘备三顾茅庐所请，出山后帮助刘备连孙抗曹，形成三国鼎立。诸葛亮官至丞相。他为蜀汉建立鞠躬尽瘁，南征北战，病故于征战曹魏的战场，是我国古人智慧、忠诚、敬业、廉洁的代表人物。诸葛亮在世时被封为武乡侯，谥曰忠武侯；后来的东晋政权为了推崇诸葛亮的军事才能，特追封他为武兴王。其代表作有《前出师表》《后出师表》《诫子书》等。还发明了木牛流马、孔明灯等。诸葛亮在后世受到很大的尊崇，成都有武侯祠，大诗人杜甫也有赞扬诸葛亮的《蜀相》名篇传世。
《颜氏家训》：《颜氏家训》是我国南北朝时北齐文学家颜之推的传世代表作。他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处世哲学，写成《颜氏家训》一书。《颜氏家训》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内容丰富、体系宏大的家训，也是一部学术著作。《颜氏家训》阐述立身治家的方法，其内容涉及许多领域，强调教育体系应与儒学为核心，尤其注重对孩子的早期教育，并对儒学、文学、佛学、历史、文字、民俗、社会、伦理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文章内容切实，语言流畅，具有一种独特的朴实风格，对后世的影响颇为深远。
颜之推是南北朝时期我国著名思想家、教育家、诗人、文学家。他是当时最博通、最有思想的学者，经历南北两朝，深知南北政治、俗尚的弊病，洞悉南学北学的短长，当时所有大小学问，他几乎都钻研过，并且提出自己的见解。他的理论和实践对于后人颇有影响，《颜氏家训》是他对自己一生有关立身、处世、为学经验的总结，被后人誉为家教典范，影响很大。
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典范教材，《颜氏家训》直接开后世“家训”的先河，是我国古代家庭教育理论宝库中的一份珍贵遗产，被陈振孙誉为“古今家训之祖”。颜之推并无赫赫之功，也未列显官之位，却因一部《颜氏家训》而享千秋盛名，由此可见其家训的影响深远。
《颜氏家训》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部重要典籍，这不仅表现在该书“质而明，详而要，平而不诡”的文章风格上，以及“兼论字画音训，并考正典故，品第文艺”的内容方面，而且还表现在该书“述立身治家之法，辨正时俗之谬”的现世精神上。因此，历代学者对该书推崇备至，视之为垂训子孙以及家庭教育的典范。纵观历史，颜氏子孙在操守与才学方面都有惊世表现，仅以唐朝而言，像注解《汉书》的颜思古，书法为世楷模、笼罩千年的颜真卿，凛然大节震烁千古、以身殉国的颜杲卿等，都令人对颜家有不同凡响的深刻印象，更足证其祖所立家训之效用彰著。即使到了宋元两朝，颜氏族人也仍然入仕不断，尤其令以后明清两代的人钦羡不已。
从总体上看，《颜氏家训》是一部有着丰富文化内蕴的作品，不失为我国古代优秀文化的一种，它不仅在家庭伦理、道德修养方面对我们今天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而且对研究古文献学，研究南北朝历史、文化有着很高的学术价值；同时，作者在乱世中所表现出的明哲思辨，对后人有着宝贵的认识价值。
《颜氏家训》一书不仅对当时诸如“玄风之复扇、佛教之流行、鲜卑之传播、俗文字之盛兴”等多方面作了较为翔实的纪录，为后人保留了一些很有价值的历史文献，还在它的《文章》篇中，通过论述南北朝时的作家作品，反映了当时的文学观点和他自己的文学主张。颜之推很重视文学。他批评扬雄视文学为雕虫小技的说法，并从个人立身修养的角度说明文学的重要性。对于文学的功用，颜之推不狭隘地仅仅把它归结为服务于政治教化和实用，他也肯定文学具有愉悦耳目、陶冶性灵的审美功能，同时也在自己的写作实践中表现出了较强的文学审美能力。他的文章内容真实，文笔平易近人，具有一种独特的朴质风格，对后世的影响颇为深远。
《晁错论》：作者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北宋眉山人，嘉祐进士，是著名的文学家，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神宗时因反对王安石新法而由京外放，任杭州通判，知密州、徐州、湖州。苏轼在密州、徐州任上抗洪灭蝗，赈贫救孤，颇多政绩，后以作诗“谤讪朝廷”（乌台诗案）罪贬黄州。哲宗时任翰林学士，曾出知杭州、颍州等，官至礼部尚书。后又贬谪惠州、儋州，北还后第二年病死常州，南宋时追谥文忠。苏轼与父洵弟辙合称“三苏”。苏轼在政治上属于旧党，但也有改革弊政的要求。其文汪洋恣肆，明白畅达，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少数诗篇也能反映民间疾苦，指责统治者的奢侈骄纵。苏轼的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很有影响。苏轼学识渊博，多才多艺，在书法、绘画、诗词、散文各方面都有很高造诣。他的书法与蔡襄、黄庭坚、米芾合称“宋四家”；善画竹木怪石，其画论，书论也有卓见，是北宋继欧阳修之后的文坛领袖，散文与欧阳修齐名；诗歌与黄庭坚齐名；他的词气势磅礴，风格豪放，一改词的婉约，与南宋辛弃疾并称“苏辛”，共为豪放派词人。他的诗、词和散文都代表了北宋文学的最高成就。
《河南程氏粹言》：《粹言》或《河南程氏粹言》，是程颐在洛阳章学时关于教育思想理论言论集，由弟子杨时“变语录而为之”，即用书面语言，在保持原来的文意和风格的基础上，将二程的语录加以改变而成，南宋时的张拭又重新加以编定，分为《论道篇》《论学篇》《论书篇》《论政篇》《论事篇》《天地篇》《圣贤篇》《君臣篇》《心性篇》《人物篇》10篇。《粹言》的《论学篇》较为集中地反映了程颐的教育思想。
作为宋明理学的奠基人之一，程颐的哲学思想同教育思想是密不可分的，特别是他的心性学说是其全部教育学说的基础和出发点。
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确立《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四书”地位的是程颐，在程颐看来这四部书同《易》《礼》《诗》《书》《春秋》具有同等的价值，他认为“四书”上自帝王传心之奥，下自初学入德之门，融会贯通，无复余蕴。“掌握了它，也就为进一步学习”五经“打下了基础，他断言，只要是善于学习的人，对这四部书认真加以研究思考就会有终身受用不尽的好处。他甚至说，”学者不必他求，学《春秋》可以尽道矣。然以通《语》《孟》为先。”
程颐规定儒家经典为学习的主要内容，认为通过对经典的学习，就可以达到”穷理尽性“的目标，而天理就会在人身上表现无遗，这样，不论干什么事，自然会恰到好处，故而他不重视对具体的客观事物研究探讨，认为学习就是穷经明理，这一主张产生了相当严重的消极影响。程颐强调指出，学习一定要体察圣人在”四书“、”五经“中包含的深刻意蕴，掌握了其中的微言大义”则可以沿革矣。“他认为：“学莫大于知本末始终。致知格物，所谓本也，始也；治天下国家，所谓末也，终也。治天下国家，必本诸身。其身不正，而能治天下国家者，无之。”
程颐重视“四书”，但也不贬低“五经”，他认为“五经”中包含了“至道”，“天理”，是由“四书”进入到“五经”，最终实现“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人生理想。
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程颐总结了前人的教学经验，最早概括出了“因材施教”的原则，他善于用启发引导的方法来教育学生，不论是对学生还是教学工作，一丝不苟，严肃认真，从而培养出了一大批具有真才实学的学生，不论是生前还是死后，在社会上赢得了广泛的尊重，越到后来，影响也愈深远。程颐的《粹言》中的确存在着不少闪光的地方，但也有许多严重的不足，总结这份良莠并存的遗产，不仅有利于我们深化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社会状况的认识，而且对我们今天的民族复兴大业来说，也有值得借鉴之处。
朱熹和《朱子语类》：朱熹（1130-1202）南宋著名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诗人、教育家、文学家。朱熹字元晦，后改仲晦，号晦庵，别号紫阳，祖籍徽州婺源（今属江西）。其父朱松，宋宣和年间为福建政和县尉，侨寓建阳（今属福建）崇安，后徙考亭。进士出身，历任著作郎、吏部侍郎等职。朱熹14岁时，随母定居崇安（今福建武夷山市）五里夫。19岁时，朱熹以建阳籍参加乡试、贡试，荣登进士榜，历仕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曾任知南康，提典江西刑狱公事、秘阁修撰等职。后由赵汝愚推荐升任焕章阁侍制、侍章。庆元三年（1197），韩侂胄擅权，排斥赵汝愚，朱熹被革职回家，庆元六年病逝。嘉定二年（1209）诏赐遗表恩泽，谥曰文，寻赠中大夫，特赠宝谟阁直学士。理宗宝庆三年（1227），赠太师，追封信国公，改徽国公。朱熹是程朱学派的主要代表，诗作有《观书有感》《春日》《泛舟》等。
朱熹是宋朝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继承了北宋时期程颢、程颐的理学，完成了客观唯心主义的体系。他认为理是世界的本质，“理在先，气在后”，提出“存天理，灭人欲”。朱熹学识渊博，对经学、史学、文学、乐律乃至自然科学都有研究。其词作语言秀正，风格俊朗，无浓艳或典故堆砌之病。不少作品的用语看得出都经过斟酌推敲，比较章究。但其词意境稍觉理性有余，感性不足，盖因其注重理学的哲学思想故也。
朱熹自幼勤奋好学，立志要做圣人。其师李侗曾赞扬他：“颖悟绝人，力行可畏，其所诧难，体人切至，自是从游累年，精思实体，而学之所造亦深矣”。并说朱熹“进学甚力，乐善畏义，吾党罕有。”（《年谱》卷1）。其仕途生涯多艰，做官清正有为。朱熹一生从事理学研究，又竭力主张以理学治国，但却不被当道者所理解。朱熹既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又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他一生热心于教育事业，孜孜不倦地授徒章学，无论在教育思想或教育实践上，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从后世儒家发展来看，他不遗余力地将儒家推向了顶峰，为后世中下阶层人民思想解放打下伏笔。
《朱子语类》是朱熹与其弟子问答的语录汇编。宋代景定四年（1263）黎靖德以类编排，于咸淳二年（1270）刊为《朱子语类大全》140卷，即今通行本《朱子语类》。此书编排次第，首论理气、性理、鬼神等世界本原问题，以太极为天地之始；次释心性情意、仁义礼智等伦理道德及人物性命之原；再论知行、力行、读书、为学之方等认识方法。《朱子语类》又分论《四书》《五经》，以明此理，以孔孟周程张朱为传此理者，排释老、明道统。《朱子语类》基本代表了朱熹的思想，内容丰富，析理精密。主要版本有宋咸淳二年《朱子语类》书影刊本、明成化九年（1473）陈炜刻本、清吕留良宝诰堂刻本、广州书局本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