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衡》:《论衡》一书为东汉王充(27-97)所作,大约作成于汉章帝元和三年(86),《论衡》共八十五篇(其中的《招致》仅存篇目,实存84篇),是王充用了三十年心血才完成的,被称为奇书。王充是东汉时期杰出的思想家。东汉时代,儒家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占支配地位,但与春秋战国时期所不同的是儒家学说打上了神秘主义的色彩,掺进了谶纬学说,使儒学变成了“儒术”。而其集大成者并作为“国宪”和经典的是皇帝钦定的《白虎通义》。王充写作《论衡》一书,就是针对这种儒术和神秘主义的谶纬说进行批判。《论衡》细说微论,解释世俗之疑,辨照是非之理,即以“实”为根据,疾虚妄之言。“衡”字本义是天平,《论衡》就是评定当时言论的价值的天平。它的目的是“冀悟迷惑之心,使知虚实之分”(《论衡·对作》篇)。因此,它是古代一部不朽的唯物主义的哲学文献。
《中论》:徐干(171-217)字伟长,魏晋时期北海(今山东潍坊市)人,建安七子之一。《中论》为其主要著作,曹丕称赞此书“成一家之言,辞义典雅,足传于后。”(《与吴质书》)《中论》是一部政论性著作,系属子书,其意旨:“大都阐发义理,原本经训,而归之于圣贤之道。”所以,历代史书除《宋史》将其列入杂家类而外,其余者均将其列入儒家类。
传本《中论》一书分上下两卷,共计二十篇,从《治学》至《爵禄》十篇为上卷,《考伪》至《民数》十篇为下卷。又《群书治要》辑有《中论》逸文《复三年丧》《制役》两篇,今本《中论》多附录之,可见今本《中论》已非完本。通过分析历代官私书目对《中论》一书的著录情况,可知该书是在宋代出现残缺情况的。
诸葛亮:诸葛亮(181-234)字孔明,号卧龙(也作伏龙),琅琊阳都(今山东临沂市沂南县)人,蜀汉丞相,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战略家、发明家、军事家。诸葛亮为避汉末战乱隐居隆中躬耕陇亩,有治国安邦之才,经天纬地之志,后被刘备三顾茅庐所请,出山后帮助刘备连孙抗曹,形成三国鼎立。诸葛亮官至丞相。他为蜀汉建立鞠躬尽瘁,南征北战,病故于征战曹魏的战场,是我国古人智慧、忠诚、敬业、廉洁的代表人物。诸葛亮在世时被封为武乡侯,谥曰忠武侯;后来的东晋政权为了推崇诸葛亮的军事才能,特追封他为武兴王。其代表作有《前出师表》《后出师表》《诫子书》等。还发明了木牛流马、孔明灯等。诸葛亮在后世受到很大的尊崇,成都有武侯祠,大诗人杜甫也有赞扬诸葛亮的《蜀相》名篇传世。
《颜氏家训》:《颜氏家训》是我国南北朝时北齐文学家颜之推的传世代表作。他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处世哲学,写成《颜氏家训》一书。《颜氏家训》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内容丰富、体系宏大的家训,也是一部学术著作。《颜氏家训》阐述立身治家的方法,其内容涉及许多领域,强调教育体系应与儒学为核心,尤其注重对孩子的早期教育,并对儒学、文学、佛学、历史、文字、民俗、社会、伦理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文章内容切实,语言流畅,具有一种独特的朴实风格,对后世的影响颇为深远。
颜之推是南北朝时期我国著名思想家、教育家、诗人、文学家。他是当时最博通、最有思想的学者,经历南北两朝,深知南北政治、俗尚的弊病,洞悉南学北学的短长,当时所有大小学问,他几乎都钻研过,并且提出自己的见解。他的理论和实践对于后人颇有影响,《颜氏家训》是他对自己一生有关立身、处世、为学经验的总结,被后人誉为家教典范,影响很大。
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典范教材,《颜氏家训》直接开后世“家训”的先河,是我国古代家庭教育理论宝库中的一份珍贵遗产,被陈振孙誉为“古今家训之祖”。颜之推并无赫赫之功,也未列显官之位,却因一部《颜氏家训》而享千秋盛名,由此可见其家训的影响深远。
《颜氏家训》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部重要典籍,这不仅表现在该书“质而明,详而要,平而不诡”的文章风格上,以及“兼论字画音训,并考正典故,品第文艺”的内容方面,而且还表现在该书“述立身治家之法,辨正时俗之谬”的现世精神上。因此,历代学者对该书推崇备至,视之为垂训子孙以及家庭教育的典范。纵观历史,颜氏子孙在操守与才学方面都有惊世表现,仅以唐朝而言,像注解《汉书》的颜思古,书法为世楷模、笼罩千年的颜真卿,凛然大节震烁千古、以身殉国的颜杲卿等,都令人对颜家有不同凡响的深刻印象,更足证其祖所立家训之效用彰著。即使到了宋元两朝,颜氏族人也仍然入仕不断,尤其令以后明清两代的人钦羡不已。
从总体上看,《颜氏家训》是一部有着丰富文化内蕴的作品,不失为我国古代优秀文化的一种,它不仅在家庭伦理、道德修养方面对我们今天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而且对研究古文献学,研究南北朝历史、文化有着很高的学术价值;同时,作者在乱世中所表现出的明哲思辨,对后人有着宝贵的认识价值。
《颜氏家训》一书不仅对当时诸如“玄风之复扇、佛教之流行、鲜卑之传播、俗文字之盛兴”等多方面作了较为翔实的纪录,为后人保留了一些很有价值的历史文献,还在它的《文章》篇中,通过论述南北朝时的作家作品,反映了当时的文学观点和他自己的文学主张。颜之推很重视文学。他批评扬雄视文学为雕虫小技的说法,并从个人立身修养的角度说明文学的重要性。对于文学的功用,颜之推不狭隘地仅仅把它归结为服务于政治教化和实用,他也肯定文学具有愉悦耳目、陶冶性灵的审美功能,同时也在自己的写作实践中表现出了较强的文学审美能力。他的文章内容真实,文笔平易近人,具有一种独特的朴质风格,对后世的影响颇为深远。
《晁错论》:作者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北宋眉山人,嘉祐进士,是著名的文学家,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神宗时因反对王安石新法而由京外放,任杭州通判,知密州、徐州、湖州。苏轼在密州、徐州任上抗洪灭蝗,赈贫救孤,颇多政绩,后以作诗“谤讪朝廷”(乌台诗案)罪贬黄州。哲宗时任翰林学士,曾出知杭州、颍州等,官至礼部尚书。后又贬谪惠州、儋州,北还后第二年病死常州,南宋时追谥文忠。苏轼与父洵弟辙合称“三苏”。苏轼在政治上属于旧党,但也有改革弊政的要求。其文汪洋恣肆,明白畅达,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少数诗篇也能反映民间疾苦,指责统治者的奢侈骄纵。苏轼的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很有影响。苏轼学识渊博,多才多艺,在书法、绘画、诗词、散文各方面都有很高造诣。他的书法与蔡襄、黄庭坚、米芾合称“宋四家”;善画竹木怪石,其画论,书论也有卓见,是北宋继欧阳修之后的文坛领袖,散文与欧阳修齐名;诗歌与黄庭坚齐名;他的词气势磅礴,风格豪放,一改词的婉约,与南宋辛弃疾并称“苏辛”,共为豪放派词人。他的诗、词和散文都代表了北宋文学的最高成就。
《河南程氏粹言》:《粹言》或《河南程氏粹言》,是程颐在洛阳章学时关于教育思想理论言论集,由弟子杨时“变语录而为之”,即用书面语言,在保持原来的文意和风格的基础上,将二程的语录加以改变而成,南宋时的张拭又重新加以编定,分为《论道篇》《论学篇》《论书篇》《论政篇》《论事篇》《天地篇》《圣贤篇》《君臣篇》《心性篇》《人物篇》10篇。《粹言》的《论学篇》较为集中地反映了程颐的教育思想。
作为宋明理学的奠基人之一,程颐的哲学思想同教育思想是密不可分的,特别是他的心性学说是其全部教育学说的基础和出发点。
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确立《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四书”地位的是程颐,在程颐看来这四部书同《易》《礼》《诗》《书》《春秋》具有同等的价值,他认为“四书”上自帝王传心之奥,下自初学入德之门,融会贯通,无复余蕴。“掌握了它,也就为进一步学习”五经“打下了基础,他断言,只要是善于学习的人,对这四部书认真加以研究思考就会有终身受用不尽的好处。他甚至说,”学者不必他求,学《春秋》可以尽道矣。然以通《语》《孟》为先。”
程颐规定儒家经典为学习的主要内容,认为通过对经典的学习,就可以达到”穷理尽性“的目标,而天理就会在人身上表现无遗,这样,不论干什么事,自然会恰到好处,故而他不重视对具体的客观事物研究探讨,认为学习就是穷经明理,这一主张产生了相当严重的消极影响。程颐强调指出,学习一定要体察圣人在”四书“、”五经“中包含的深刻意蕴,掌握了其中的微言大义”则可以沿革矣。“他认为:“学莫大于知本末始终。致知格物,所谓本也,始也;治天下国家,所谓末也,终也。治天下国家,必本诸身。其身不正,而能治天下国家者,无之。”
程颐重视“四书”,但也不贬低“五经”,他认为“五经”中包含了“至道”,“天理”,是由“四书”进入到“五经”,最终实现“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人生理想。
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程颐总结了前人的教学经验,最早概括出了“因材施教”的原则,他善于用启发引导的方法来教育学生,不论是对学生还是教学工作,一丝不苟,严肃认真,从而培养出了一大批具有真才实学的学生,不论是生前还是死后,在社会上赢得了广泛的尊重,越到后来,影响也愈深远。程颐的《粹言》中的确存在着不少闪光的地方,但也有许多严重的不足,总结这份良莠并存的遗产,不仅有利于我们深化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社会状况的认识,而且对我们今天的民族复兴大业来说,也有值得借鉴之处。
朱熹和《朱子语类》:朱熹(1130-1202)南宋著名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诗人、教育家、文学家。朱熹字元晦,后改仲晦,号晦庵,别号紫阳,祖籍徽州婺源(今属江西)。其父朱松,宋宣和年间为福建政和县尉,侨寓建阳(今属福建)崇安,后徙考亭。进士出身,历任著作郎、吏部侍郎等职。朱熹14岁时,随母定居崇安(今福建武夷山市)五里夫。19岁时,朱熹以建阳籍参加乡试、贡试,荣登进士榜,历仕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曾任知南康,提典江西刑狱公事、秘阁修撰等职。后由赵汝愚推荐升任焕章阁侍制、侍章。庆元三年(1197),韩侂胄擅权,排斥赵汝愚,朱熹被革职回家,庆元六年病逝。嘉定二年(1209)诏赐遗表恩泽,谥曰文,寻赠中大夫,特赠宝谟阁直学士。理宗宝庆三年(1227),赠太师,追封信国公,改徽国公。朱熹是程朱学派的主要代表,诗作有《观书有感》《春日》《泛舟》等。
朱熹是宋朝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继承了北宋时期程颢、程颐的理学,完成了客观唯心主义的体系。他认为理是世界的本质,“理在先,气在后”,提出“存天理,灭人欲”。朱熹学识渊博,对经学、史学、文学、乐律乃至自然科学都有研究。其词作语言秀正,风格俊朗,无浓艳或典故堆砌之病。不少作品的用语看得出都经过斟酌推敲,比较章究。但其词意境稍觉理性有余,感性不足,盖因其注重理学的哲学思想故也。
朱熹自幼勤奋好学,立志要做圣人。其师李侗曾赞扬他:“颖悟绝人,力行可畏,其所诧难,体人切至,自是从游累年,精思实体,而学之所造亦深矣”。并说朱熹“进学甚力,乐善畏义,吾党罕有。”(《年谱》卷1)。其仕途生涯多艰,做官清正有为。朱熹一生从事理学研究,又竭力主张以理学治国,但却不被当道者所理解。朱熹既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又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他一生热心于教育事业,孜孜不倦地授徒章学,无论在教育思想或教育实践上,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从后世儒家发展来看,他不遗余力地将儒家推向了顶峰,为后世中下阶层人民思想解放打下伏笔。
《朱子语类》是朱熹与其弟子问答的语录汇编。宋代景定四年(1263)黎靖德以类编排,于咸淳二年(1270)刊为《朱子语类大全》140卷,即今通行本《朱子语类》。此书编排次第,首论理气、性理、鬼神等世界本原问题,以太极为天地之始;次释心性情意、仁义礼智等伦理道德及人物性命之原;再论知行、力行、读书、为学之方等认识方法。《朱子语类》又分论《四书》《五经》,以明此理,以孔孟周程张朱为传此理者,排释老、明道统。《朱子语类》基本代表了朱熹的思想,内容丰富,析理精密。主要版本有宋咸淳二年《朱子语类》书影刊本、明成化九年(1473)陈炜刻本、清吕留良宝诰堂刻本、广州书局本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