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梅奥总结了试验结果，出版了《工业文明中人的问题》，继之参加试验的迪克森等人出版了《管理和工人》，霍曼斯于1950年出版了《人的群体》。这些著作又发展了霍桑试验的观点。随之形成了以梅奥为中心包括经济学家、管理学者、心理学和社会学者的“人际关系学派”。其主要思想是工人不是“经济人”而是“社会人”，他们有归属和被尊重的要求，不能把工人当成机器的附属品。管理者要调动工人积极性，必须倾听他们的申述，了解他们的需要，让他们参与有关工作的决策。
人际关系学派的主要局限性是把处理好人际关系、提高职工“满意感”作为调动人们积极性的主要途径，忽略了以完成组织目标来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于是又有人力资源学派的产生。
2.人力资源学派的产生与形成。该学派的代表人物有两个：阿吉里斯与麦格雷戈（D.Mc-Grego）。阿吉里斯主要从组织角度来分析影响职工发挥潜力的原因。他批评人际关系学派不注意让职工多负责任，他呼吁企业管理人员应从组织上进行改革，鼓励职工多负责任，让他们有成长和成熟的机会，以此来调动人们的积极性。
麦格雷戈认为传统的管理理论来源于军队和教会，没有涉及现代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因而把人看做是厌恶工作、需要加以控制的消极因素。他将这种错误称之为X理论。他认为现实情况并非如此，人并不是天生就厌恶工作，人们有自我控制的能力，只要妥加引导，一般说人们均能充分发挥其潜力（他称之为Y理论）。管理者应让职工担负更多责任，以发挥他们的潜力。
3.组织行为学派的形成。以上诸学派均受19世纪确定性思想理论的支配，认为处理管理问题总有一个普遍适用的最佳原则或方案。在人力资源学派形成过程中，权变理论逐渐进入管理领域，认为管理的对象与环境是变化着的，普遍适用的原则或方案是不存在的，必须根据当时当地的环境与对象，因时因地制宜地选择具体的方针与对策。组织行为学正是在这一思想基础上形成的。组织行为学派的理论与方法倾向于人力资源学派，但对其他学派也兼收并蓄，形成了一个综合的知识体系。
4.决策理论学派。同行为学派相联系的是以赫伯特·西蒙为代表的决策理论学派。他们的以“有限理性”与“满意解”为主要观点的决策理论在管理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西蒙周围有一批以卡尼基理工学院（今天的卡尼基-梅隆大学的前身）的教师组成的研究队伍，其中的重要成员有J.马赫（1958年出版《组织学》一书）、R.舒尔特（同马赫合著《组织中的行为理论》，1963年出版）。他们的组织学的著作是迄今为止的重要著作。他们认为，决策过程不是像在他们以前的经济学家们那样看做是“理性”的抉择过程。相反，他们认为管理人员只能根据现实的限制条件做出“有限的理性”的抉择，并认为，管理者迫于条件在决策中只求“满意”不求“最优化”。因而，他们这一派把决策者视为“管理人”而不是“经济人”。“经济人”这一概念则集中体现了前期的经济学派在决策理论上的基本观点。
行为科学理论把人视为提高效率的关键，比之科学管理学派的“经济人”的观点，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其思想观点在处理复杂的管理问题仍然过于简单与片面；在调动人们积极性方面缺乏向人们阐明明确的整个目标，缺乏从多方面因素着手去调动积极因素。因之有现代管理学派——系统管理学派的出现。
三、现代系统管理学派
随着系统论的出现及其对各学科发展的渗透和影响以及管理实践的进展，近年来（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人们开始把组织视为一个由相关的许多因素组成的复杂系统。而过去的传统理论与实践却是把组织中各个部分（因素）割裂开来进行研究和处理，特别是脱离环境因素去解决组织中的各种管理问题。按照系统论的观点，要求管理人员在解决管理问题时把所有有关的组织因素全部考虑在内，在大系统的范围内来观察、分析和解决管理中出现的问题，即采用系统的思维方法，而不是片面、孤立地观察和解决问题。早期的一些管理学派处理问题的方法往往是只见局部不见整体，例如，科学管理派只注意完成工作任务的效率与经济制度，早期管理过程学派只重视管理的职能，人际关系学派只注意人们间的关系。而系统管理学派力图把所有这些组织因素全部考虑在内，按现实世界的实际情况去研究和解决问题。
一般来说，系统是为完成一个共同目标的各相关的运作部分的集合。按照系统论的思想，管理者必须明确界定实现系统目标的各有关因素，揭示各部分间的关系及实现目标的有效途径。这不是很容易的事。特别是在复杂的大组织系统内，从现象入手弄清楚其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和本质联系决非易事。
（一）巴纳德的早期系统观点
有毕生管理实践经验的巴纳德（Chester I.Barnard）曾任美国贝尔电话公司新泽西州分公司总裁，他步法约尔后尘在研究与发展管理理论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同法约尔不同之处是采用抽象的系统方面（而不是定义普遍的管理功能）。他在1938年出版的《管理者的功能》一书中提出了组织是一个合作系统。他写道：“一个合作系统是一个复杂的包括物质的、生命的，人员与社会因素在内的复杂系统，这些因素间具有特定的系统关系，互相协作实现共同的目标。”
他指出，一些组织系统之能存在，必须通过信息沟通使人们愿为实现组织的共同目标进行工作（服务）。他认为人们的工作（服务）的愿望取决于一系列的组织因素与人事因素。工作动机出自劳动者本身，而潜在的动力与积极性的调动却来自组织方面。
共同目标的确立是十分必要的，如果没有超越个人目的的共同目标，而是抱着个人自私目标的群体是不可能很好协作的。
联系与信息沟通是构成组织的能量来源的动态因素，它在个人服务意愿与实现共同目标之间起着桥梁作用。
巴纳德的早期系统观点对现代管理理论和实践起了重要作用。他指引管理理论工作者从系统整体（不是片面地、割裂地）去研究组织，为管理研究提出了新途径。
（二）一般系统理论
受巴纳德的影响，有一批管理学者相继从系统论观点来从事管理的研究，并卓有成效地借鉴了其他学科的成就。
在一般系统理论研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是伯塔兰菲（Ludwigvon Bertalanffy），被称为一般系统理论之父。他是一个生物学家。他向人们指出，我们这个“无序的世界”是由无数“有序的系统”所构成，又指出，我们要理解这个由许多系统所组成的世界，不能老用传统的分析研究方法（把整体化为部分，一块块作研究），相反，必须用综合的方法，把相互独立而又相互作用的部分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研究。按照他的观点，“要理解一个作为整体的组织，我们必须弄清楚各个部分以及他们间的相互关系”。
把世界（组织）作为一个整体只是系统论的第一步。下一步应把系统视为了一个多层次的结构，从理解各种特定的系统进入到一般的系统。作为一个普遍的系统，它包括了一个层次系统，而一个高层系统又是由许多子系统所构成。例如从一个国家到企业、车间、班组直至个人，就是一个多层结构的例子。
一般系统论又提出了用开环与闭环系统的观点来研究社会组织。世界上其实很少有绝对意义的开环系统和闭环系统，而关键在于根据系统与外界环境相互作用的多少达到相对开环或相对闭环系统。一个电子表可视为闭环系统，而太阳能表则可视作开环系统；人体是一个开环系统，因为其生命的体能依赖于定时的能量供给和排出废物。企业必须是一个开环系统，因为它脱离了环境是无法生存的。由于长期受计划经济（实质是自然经济）的影响，我国很多企业习惯于把企业当作一个闭环系统来对待，不能适应环境（特别是市场）变化来管理和经营企业，这是造成目前我国很多企业亏损的思想原因之一。
系统思维与理论把管理思想与理论推向了系统管理的新阶段。但也存在不少问题，遭到了不少批评，其中最突出的一点是：系统思维提出了不少高水平的响亮口号和观点，但却并未见到用以解决实际管理问题的具体方法。权变管理理论与方法在这方面做出了补充。
（三）权变管理理论
权变论是管理理论工作者新提出的思维趋向。它不同于传统学派提倡的普遍性管理原理、原则，认为解决任何管理问题必须根据现实问题采用“具体分析”情况的方法。权变一词可以认为是“情景管理”的同义语。正如权变理论者所论述的那样，“管理模式的有效性取决于很多因素以及它们同这一特殊情况的相互关系”。换言之，一种管理方法与管理技术，必须适合于解决这一特殊问题的特定环境、条件。例如，多层次结构和分级按职能系统来管理的办法，适用于相对稳定的外界环境。在不稳定的多变环境中，需要的是柔性的工作组管理方法，它能快速适应环境的变化。
从权变管理理论来看，管理人员所遇到的种种问题是不相同的，因而很难说有一种最好的办法去解决此问题。但也并不认为所有的情况都各异而无相似之处。因而，有可能根据类同的情况，找到相合适的解决问题的原则与方案。这里，首先要找出有关这一情况的权变变量（contingency variables），然后对这些因素进行评价。
这里可以以确定某一特定条件下的领导方法为例来说明之。在这种情况下，下属的个性是一个有关的权变变量。同时，下属的工作性质是另一个要考虑的权变因素。这样，我们就可以根据工作的性质——结构化的（常规性工作）或非结构化的（不定型的工作，可用多种方案去完成之）情况，采用不同的领导方法。前者可以用较严格的领导方法，后者宜用较灵活的开放式管理。
纵观管理理论与思想的发展，可以看出：
管理学已构成了一个由众多学科的科学家、工程师与实际工作者参与研究与发展的新兴学科。
管理理论已形成了完备的思想理论体系。从最早的基层效率的研究发展到对整个组织、社会的系统管理理论体系。
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过程中受到社会变革与思想进化运动的强烈影响。这种变革和进化还将进一步推动管理理论与思想的发展。
管理理论与方法的进展表明，对于复杂的管理现象和庞大的组织系统，不可能依赖单一或少数学科、依靠一些简单的原则与方法就能达到有效的管理。现代的管理必须借助于一个完整的管理科学的知识体系和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为基础的方法论体系。
企业的成长与管理理论的发展
一、现代企业与现代管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一个黄金发展时机，经济发展迅速，生产力提高很快，人民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市场不断扩大。进入20世纪70年代之后，由于石油危机的影响，一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其中包括美国、日本，而一些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或地区经济突然加速，出现所谓“四小龙”等现象。全球性市场逐步形成，国际竞争激烈，生产活动更呈现出大生产的特点。这就是：
（1）生产规模越来越庞大，产销己扩张到全球；
（2）生产技术的复杂程度大大增加；
（3）产品升级换代的周期大大缩短，科技发展迅速加快；
（4）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不再靠体力劳动的加强，而是靠智力和工作积极性；
（5）生产日益社会化使得生产协作关系更加复杂；
（6）企业与社会的联系日益广泛和密切，社会责任日益加大。
相应这些特点，企业规模的发展呈两个趋势。一方面出现了不少采用现代企业制度的超大型现代公司，并且不断扩张和发展。某些单个公司的产值已达到和超过小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并控制了该产业领域的绝大部分市场，如通用汽车公司1990年的销售额达126亿美元，为泰国当年国民生产总值80亿美元的1.5倍。另一方面，中小企业的大量涌现，其中有些不过是只有几个人的“迷你型”小企业。1954年到1975年间，日本的中小企业增加了200多万户，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这些小企业必然只能在市场上昙花一现，但同时又会有更多的小型企业涌现。70年代，美国倒闭的各类小企业有25万户左右，而同时又有40万至50万家小企业开业，这些小企业一般都采用业主制或合伙制，虽然算不上现代企业，却是现代市场经济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