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草台戏”到“一棵树”
牛学智
有一种散文总会在你内心不十分激越的时刻出现，比如，在你刚躺下打开台灯时，又比如，在你不那么要求自己非得硬着头皮获取所谓新知识时，这种散文或者随笔，便悄然在你眼前打开。
毫无疑问，我说的这种散文或者随笔，你之所以喜爱它，完全因为你知道你在它的世界里能找到你自己。阅读这类散文，你不用急着去论证什么，也不用急着去求解什么，它使你的时间从此变得充足起来，使你的内心变得松弛起来。甚至许多时候，读着读着，你会情不自禁地“嗷”一声，你突然被告知，你恍然如梦，你脑中有的原来并非你真正想要，你本来是被抛出很远——理解自己，需要平静，那是抛物线正在下落时的感觉。这类散文就是那种使你的降落准确并且心里踏实的神经中枢。
我说的是我读赵炳庭散文时的体验。
你看，这集子原来决定了就叫“草台戏”，可现在，作者觉得还是首先怀念怀念一棵树吧。
写《草台戏》时，那个叫“草台戏”的乡间娱乐形式，不需要追忆，也不需要考订，因为赵炳庭，还有“我”，都可能是那戏里的某个角色。大家彼此不分你我，不那么讲究形象礼仪，反正有戏唱、有戏看的日子总归是好。你挤我，我推你，抢占一个位置，甭管是蹲在墙根，还是因起哄而挨了柳条抽打，谁都是灰头土脸，一场戏下来，收获了不少欢乐。这是否有梁实秋《听戏》的遗韵呢？肯定有，但不同是主要的。我印象最深的是，梁先生《听戏》里的一个小细节，大家拥挤得要命，突然，谁放了一个臭屁，于是，大伙儿又哄得一声散开了，散开的地方空着，别的人还捂着嘴和鼻子没回过神来，机灵一些的孩子一下子抢占了有利地势。炳庭当然熟悉梁实秋的用笔，他有意避开了这些。他的目的不是别的，是把他了解的草台戏的过程记录下来。比如在他的眼里，“戏”本身就值得重视。怎么搭台，怎么排练，怎么唱戏，如此等等，每一个场面只要展开，可能都是一篇不短的大文构架。可是，炳庭是老实人，他不想因有意造文化的势而破坏了草台戏的本来面目。草台戏就是草台戏，其中的乐子就是它的终极目标。这也是他和梁实秋的分野。他是介入者，自我视角始终占据首位；梁先生是外来者，所以他的视点一直在“听”而不再“看”，或者“唱”。进一步说，炳庭的草台戏是自在的乡村文化生态，而梁先生的“戏”，之所以寓于文人以“雅”，写的是雅士的“趣”。放屁很丑陋，但这臭屁经雅士一看，一审美，雅人的情趣不经意便照射出几分来了。说白了，戏怎么唱的，并不在梁先生的主要观照范围。炳庭就不一样，他是草台班子中的一员，在哪儿挂块蓝布，在哪儿围几张炕席，马灯所在位置，包拯忘戴了的美髥最后怎么补上去才显天衣无缝，等等。他的眼睛何曾离开过戏台、角色？读这样的文字，人有种介入其中的亲切感。我说的如抛物线的下落，就是这个意思。
我不想过多纠缠这集子的最终改名，觉得这或者是很无聊的读法。但是通篇读下来，台灯仍然是亮的，你的眼睛却不由变得发涩，睡意减去了不少。为什么呢？思来想去，这可能还得回到炳庭为什么最终定名为“怀念一棵树”上去。
《怀念一棵树》写的是村里的老榆树，孩子如何攀爬，如何骑在高处的枝桠上炫耀等等细节就不去多说了，那是那个时代农村长大的孩子的必修课。值得进一步重视的是，这老榆树经历过“闹饥荒”、“大炼钢铁”、“低标准”的年头。榆钱在这些时候非但不减少反而更加繁茂，饥饿的人们从吃榆钱，一直吃到榆树皮，一直吃到“浮肿像瘟疫一样蔓延”。最后，榆树终于倒下了。
当年常叫我攀折榆钱花的老祖母已离开人间许久了，故乡那棵老榆树也不再繁茂的枝干似乎瘦骨如柴，在一次暴雨的袭击中挣扎着倒下去了，倒在山洪暴发的溪水里，倒在故乡的土地上，走向了自己生命的终点，它已成为我心中那一道深藏的风景。
要透彻地解释作者的这棵老榆树，当然不能只抓住那个特殊的年代来说事，关键问题在于，炳庭为什么费那么多篇幅来写那个年代？
《不忘那一年》《深切的怀念》《怀念我的伯父》《不曾抹去的记忆》，还有《石磨》《乡村写意》《我的故乡在山沟》，以及《苦苦菜》《土豆情结》《往事是一只受伤的蝴蝶》等等。虽然，为着分类的清晰，炳庭把以上篇章分别编进“心路历程”、“回望家园”和“岁月屐痕”的名目下。但要我看，其实，这些篇章统统应该叫“怀念一棵树”。不为别的，只为他的情。他所写的那些乡村物什，乡村亲人，以及他的乡村情感，往大里说，差不多浓缩了中国当代史中前三十年农村的基本面貌，是中国偏远农村情感世界的散文呈现，而且不单是情感生活呈现，后者更值得去追究。
我在论评彭学明长篇散文《娘》的一则短文中，曾“发标”说，《娘》中的“娘”的生命过程，生命印痕，精神创伤，将是一个社会学意义的划界。《娘》之后，所有的中国城市娘都将是另一面孔，所有的中国农村娘也都将是另一形象。对于《娘》之后的中国城市娘，目前情况来看，差不多只会围绕在晚年这个特殊年龄段做幸福、孤单、寂寞的文章。这些娘不再身背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物质匮乏的重负，也不再书写铁肩担道义的符号意义。他们能传递出来的——允许他们传达的是儿女能否常回家看看的小亏欠，自己能否有个老伴的小郁闷，以及能否衡量社会普遍幸福感的指数代言人。而对于《娘》之后的中国农村娘，从“底层文学”中粗略看，最为突出的恐怕只有两类。一类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奔向城市街头，她们为了孩子在城里上学，抛弃土地出入在租住的平房，她们为了个人GDP的增长，歇脚在工地的临时帐篷；另一类是“空巢老人”，她们的过去被一笔勾销，她们的将来被简单地附丽到“在路上”的年轻人身上。看起来无处不在写娘，其实娘真正的历史规定性已经消解，那么，娘身上、心灵上的烙印——一种具体的历史性被迫终结了。
彭学明以“娘”来展现三十多年的中国农村妇女心路历程，赵炳庭何尝不是以“树”来打开已经被人们遗忘得差不多的当代中国前三十年历史规定性中的农村生活？
这是炳庭散文真正厚重的地方，自然，这个厚重也可能是其他什么读者认为最没意思的地方。因为，在这里，我预感到了炳庭散文读者与彭学明《娘》的读者差不多相似的境遇。于断裂中搭桥，于无中生有，于绝望中看到希望，也许不排除是炳庭作文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恕我直言，炳庭在今天语境所面对的大多数读者，只怕是他在《怀念一棵树》中，已经有所意识的那些不嫌路途遥远采来榆钱不为填饱肚皮，只为“吃鲜”的小青年。那么，除了被消费，还会不会产生什么奇迹呢？我的看法很悲观。
行文至此，我突然想到鲁迅遭遇周围小青年讥讽（包括不小的青年教授陈源）而留下的几句话，倘使我没有这笔，也就是被欺侮到赴诉无门的一个；我觉悟了，所以要常用，尤其是用于使麒麟皮下露出马脚。万一那些虚伪者居然觉得一点痛苦，有些省悟，知道伎俩也有穷时，少装些假面目，则用了陈源教授的话说，就是一个“教训”（见鲁迅《我还不能“带住”》）。
对于眼下我们假想的诚如鲁迅面对的青年那般的，也许根本没有，也许有，但需重新转换语境。不过，按照当前人们对文学的叫嚣，文学普遍的轻，不能不说与作者普遍假想的读者的轻没有半点关系。既如此，读读炳庭的散文，也不妨是一种“明目”，是一种“省悟”——这省悟特指有一定识力，并且在文学上投注热情，需要标清自己问题史的青年的觉醒。
对于我，我读炳庭散文所收获的，其实多数时候是对自己峻急情绪的收敛，和对自己道德伦理思维的矫正。因为，许多事情不可能靠道德伦理思维就能解决，许多文学难题也不可能只在文学内部就能获释。恰恰相反，情绪太激越，反而容易瓦解对历史和现实的认知；过于敏感的道德伦理神经，正好覆盖了事实真相。炳庭沉着、冷静、客观的散文之心，给予我的教益不可谓不深。
这是我在赵炳庭写过去乡村生活，写远去的朋友，写他割不断的乡村情结中体会最多的东西。
愿就此与炳庭共勉！
2012年4月7日晚12时于银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