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回族语言与回族社会
语言是社会的产物，是社会现象之一，如果没有人类社会的语言需求，也就没有语言发生的可能性，更没有语言存在的必要。人类对语言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交际，是社会生活中各种信息的沟通，因而语言不是单向的独立系统，而是和语言的交际对象以及语言发生的语境紧密关联，形成了社会语言场。这个语言场包括语言行为的特定环境以及一般社会、历史、文化、宗教乃至特定语言集团的环境。回族语言产生于回族社会，回回民族的历史、文化、宗教当然就是这种语言发生的特定环境，也就是回族语言发生的社会语言场。
从语言接触理论来看，语言的演变有线型的，也有场型的。线型的演变形成了语言的历时变化，场型的演变形成了语言的共时变化。无论是语言的历时变化，还是语言的共时变化，都是语言接触的结果。语言的接触环境不外乎这样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有限度的语言接触；第二个层次，宽泛度的语言接触；第三个层次，纵横度的语言接触。
有限度的语言接触是各个独立的语言集团生活在一起，语言交际一般只限于从事特定职业的个人，如商人、使节、翻译人员等，语言也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回族先民初入中国时，和汉族及其他民族就处在这种语言接触状态中。这时候的回族先民操着自己的民族母语，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很难直接同汉语民族群体进行语言交际，只有那些从事专门职业的人，才能同汉语群体进行有限度的语言接触。这个时期的回族语言并不仅仅是一种，而是多种，从回族先民的族源来看，回回民族形成初始的民族语言至少有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等，回族先民们从水路或者陆路初入中国时，就是操着已有的阿拉伯语或波斯语同汉族人经商交往。这种交往，必然要受到语言的限制，语言的相互沟通就显得十分必要了，这样就形成了有限度的语言接触。回族语言同汉族语言有限度的语言接触，只限于回族先民初入中国之时，随着回回民族的形成，有限度的语言接触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社会交往的需要了。
宽泛度的语言接触是不同的语言群体在同一地理空间生活，在社会规定的范围内相互影响，语言不同的两个群体可以和谐地生活在一起，一个群体的经济活动都是另一个群体的经济活动的补充，这种日常生活的不断交流，促成了语言交际中的双语现象。回族语言在由民族母语转向汉语的过程中，也经历了这种宽泛度语言接触的过程。回族先民在南来北往的经商活动中，为方便交际，也经常使用汉语，这就形成了民族母语和汉语共用的双语现象。双语阶段是回族语言由民族母语向汉语过渡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阶段，由于史料所限，虽然我们还无法准确地断定回族语言中双语现象存在的时间、范围，但回族先民的语言曾经经历了由民族母语向双语再向汉语过渡这样一个语言演变的过程是毫无疑问的，这是语言接触的必然结果。在回族语言的双语阶段，这时回回民族“大分散、小聚居”的民族地域特征也已初步形成。宽泛度的语言接触是形成双语现象的必要前提，不同的民族语言群体由于各种需要而不断交往，交际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单向的语言已经远远不能满足交际的需求了，便逐渐形成了语言交际中的双语现象。回族先民们在民族内部交际时使用的是民族母语，在对外交往时却使用汉语。
纵横度的语言接触是不同民族语言群体在长期的密切交往中，由生活交流发展为文化交融，并产生语言的交融，语言的差距也随之消失。回回民族正式形成以后，在同汉族的长期交往中，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逐渐转用了汉语。回回民族由民族母语转用汉语，从语言接触理论方面来分析，正是纵横度语言接触的结果。关于回族为什么转用了汉语，学术界有种种观点，其实，语言的问题还须用语言学理论这把钥匙去解答。从语言接触理论来考察，回族转用汉语主要是语言接触的结果。同蒙、维、藏等少数民族不同的是，回族由于经商等各方面的需要，杂居在全国各地，在和汉族的长期交往中，由单一的经济交流变为多项的文化交流，语言的交际功能和交际范畴已大大超越了一般交际的需求，由单一趋于多维，语言也由交流逐渐演变为交融，语言的交际障碍和文化障碍也消除了，回族便转用了汉语。有人认为，回族转用汉语是回回民族正式形成的标志，这是不无道理的。
我们在这里描绘出这样一个语言接触的理论系统，试图为回族语言的演变历史寻找出颇具说服力的语言学理论依据。由于语言的发展变化和语言的接触及相互影响直接关联，因而，语言接触和相互影响便成了民族语言学领域中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综观回族语言的发展历程，回族语言经历了民族母语阶段、双语阶段和转用汉语阶段。这三个阶段恰恰和语言接触的一般理论是相辅相成的。
回族由民族母语逐渐转用为汉语，是在民族长期交往中逐渐形成的。这种语言的转化，受特殊社会文化和经济利益的制约，在很大程度上，也不排除导源于经济利益的考虑。同时我们必须看到，作为语言转化者一方对文化兼收并蓄的宽容态度也是语言转化的必要条件。回族在恪守伊斯兰文化的同时对其他民族文化兼收并蓄的态度，也是促使回族转用汉语的基本条件之一。
语言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形成而产生的，而且是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而发展的。语言作为一个社会集团内部协调一致的任意有声符号，是这个社会集团历史与文化的必然载体。任何一个独立的社会都有自己的语言系统，各个语言都有自己独立的语音系统、词汇系统和语法系统等。每一种语言都是一个独立的社会经过长期的共同生活创造出来的。所以我们认为，语言是一种社会行为，把语言和社会联系起来，我们就会发现许多语言所表现出的社会差异。不同的语言之间有这种差异，同一种语言内部也有这种差异，诸如双语现象、社区方言、社会方言等等，都是这种差异的具体形式。语言的语境变异、历史变异也是语言的社会变异形式。回族语言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是汉语的变异现象。这种语言的变异不仅仅是纵向的地域差异，更是横向的民族社会差异、民族文化差异，只是这种种差异并没有形成另外一种属性的语言，仅仅形成了汉语中的一个变异系统，也就是回族语言系统。
回族语言是以回族社会和回族文化为语言基础的，是民族社会和民族文化以及民族关系的直接标志。回回民族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形成了许多富有民族特征的语言词汇，这些民族语言词汇，就是回族社会生活的载体。
语言的社会属性取决于语言的交际群体。人以类聚，言以群分，不同的语言群体具有不同的历史、文化、宗教、信仰等形成的不同的习俗，反之，相同的语言群体具有相同的历史、文化、宗教、信仰等诸多因素联系起来而形成的共同习俗、情感等，这些共同的习俗和情感通过这个群体共同的语言联系起来。语言是共同的社会群体生活内容的一部分，共同的社会群体又以共同的语言来维系并使之成为发展社会生活的重要工具。这些社会群体，大到一个民族，小到一个社区。回族语言的社会属性自然而然就是建立在回回民族的社会生活基础之上的。
民族是跟相互联系的地域、历史、心理文化和语言有着密切关系的。回族语言就是回回民族对内和对外交际的工具。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因为只有语言才能克服空间障碍，把信息传达给交际对象。语言作为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交际工具、联系纽带和信息基础，任何复杂的感情、深奧的道理、抽象的推算都可以通过语言来表现。回族语言就是回回民族在民族内部交际中形成的，这些具有独特的民族个性的词汇，正是回回民族情感的流露。我们在研究回族语言时发现了这样一种有趣的语言“别同”现象，回族使用汉语时，总要千方百计保留语言中的民族特色，无论在语音上还是在词汇上总是要表现出和现代汉语的某些不同，这就是语言中的“别同”现象。这种语言的别同，其实就是回族内部形成的反映共同情感的民族语言，是维系民族共同社会生活的纽带，是民族心理文化的结晶。这种语言现象的形成，也是语言交际功能的结果。由此看来，语言的交际功能是多层次的，是和语言的社会功能、文化功能和心理机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五十多个少数民族分布在大江南北、全国各地，呈“大分散、小聚集”的地域特征。历史的变迁，社会的变迁和各种因素的影响，使少数民族语言出现了这样三种情况：有的民族有自己完全独立的语言文字，有的民族只有自己的民族语言而没有独立的文字，有的民族则把汉语或其他民族的语言作为自己的民族语言文字。这些不同的语言状况，导致了语言比较复杂的社会功能。决定语言社会功能的主要因素是语言自身的文化价值。因此，研究回族语言的社会功能，要从对回族社会的研究入手，站在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去认识回族语言的社会意义。
回族语言的社会功能之一，就是回族语言真实地记录了回回民族的历史。语言是社会发展的产物，语言总是真实地反映一个民族的全部历史。语言演变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民族变迁史。语言的演变，不仅真实地反映了语音变迁、语法嬗变、词汇源流等内容，而且也真实地反映了一个民族发展的历史，这是由语言的社会属性所决定的。语言反映出的民族历史，在语音、语法、词汇等方面都有所表现。特別是词汇，几乎和民族的社会历史同步产生，同步发展，同步变迁。汉语的发展变迁史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中国古代社会以农为本，古汉语词汇中就保留了大量表现农业生产内容的词汇，这些词汇随着社会的演变而不断发展、变化，有的词汇被淘汰了，有的词汇产生了，有的词汇发生了变异，有的词汇被保留了下来。汉语词汇成为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中的一朵朵奔腾不息的浪花。同样，如果我们仔细考察一下回族语言中富有民族特征的词汇中所蕴藏的民族历史内容，从这些词汇演变的过程中，也能管窥出回回民族的发展史。
我们不妨以回族姓名为线索来探讨一下回回民族的历史本源。姓氏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特別具有社会意义、文化意义、宗教意义、情感意义或者象征意义等。姓名的本质是信息交流，其中就包括历史内容的交流。回回姓氏的形成过程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回回民族的形成过程。“回回”这个民族称谓本身就凝结了回族历史内容。“回回”一词由唐宋时期的回纥、回鹘音转而来。在元代，“回鹘”已改称“畏兀儿”或“畏吾儿”等词，“回回”主要指称信奉伊斯兰教的中亚、西亚诸民族。回回民族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唐宋传入、元明形成的历史阶段，这个民族发展过程和“回回”一词的发展过程是相辅相成的。回族姓氏也和回回民族的传入、形成和发展历史相伴随。回回民族初入中国时，姓名仍然保留着阿拉伯人姓名、波斯人姓名的传统，例如，多用复姓，姓名的完整排列方式大多为“本名+姓氏（父名）+冠姓（祖父或加上曾高祖名及教区部落出生地等）”；有的姓名前还要冠以身份和尊号；也有的姓名方式只有姓氏和名字，如“纳只卜”“阿合马”“候赛因”等，比较完整的有“赛典赤·赡思丁·乌马儿”“阿老瓦丁·赤思马因”等等。这种回族先民初入中国时的姓名称谓方式，表明这些回族先民的阿拉伯人、波斯人族源。随着回回民族的形成，中国回族姓氏也正式形成。这些随着伊斯兰文化的传播、商业贸易的交流及其征战而进人中国的穆斯林，已经由“番客”身份而成为中国人的一部分。这些域外穆斯林的姓名也逐渐中国化了。在保留原回回名的同时，还取一个中国化的名字，或者取一个中阿合一的名字。这种取名特征，表明了回族社会在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同时，还努力保持着回族社会的基本特征。
明清时期是回回民族的迅速发展时期，也是回族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广泛交融的时期。由于各种原因，明代回族的姓名方式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有的任改一姓，如保姓改马姓，蒲姓改吴、卜、杨姓；有的变繁为简，如赛赤约、哈马路丁改为赛孝祖等；有的中姓阿名，还出现了皇帝赐姓、以名为姓等改姓方式，使回族姓氏大大中国化了。回回民族姓名方式的变化和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种复杂的历史原因不无关联，也表现出了回回民族在特定时期的社会风貌。
姓名的构成离不开语言材料，姓名以语言形式存在，语言的特点制约着构成姓名的材料特点及其材料的组合方式，从而也制约着姓名的形成、发展和变化。由于姓名的某些内容反映了社会的某些特点，而且在一定的社会发展阶段，姓名制度实际上就是社会制度的一部分，因而，我们从回族姓名制度的嬗变这一特殊的语言演变过程中，足可以总结出回回民族的社会发展历史。这就是语言特殊的社会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