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革命党人和哥老会的长期准备，宁夏起义条件已经基本成熟。为进一步扫清西北地区的封建残余势力，巩固并扩大陕西革命成果，陕西革命军西进甘肃，从而引起了当地反动势力的极大恐慌。陕甘总督长庚与逃到兰州的陕西巡抚兼督办军务的升允为挽救苟延残喘的清王朝及其在西北地区的统治，阴谋策划与新疆巡抚袁大化和伊犁将军志锐联合，企图“万一清廷危急，联络甘、新、内蒙为一气，拥宣统西迁，暂谋偏安，徐图恢复”。[杨筱农.陇右光复记［M］.民国古籍，1913.139]升允要长庚转奏清廷，表达自己勤王的决心。升允指出，“陕甘唇齿，陕西危，甘肃岂能独安？”希望长庚“速为收拾，恢复善疆”。[大清宣统政纪实录［M］.台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78.35~46]为此，他们千方百计地防范和镇压甘肃各地爆发的革命，严令所属府州县严加戒备。与此同时，积极调兵遣将，向清廷奏请军饷：“陕西朔日省城兵变，现在招募兵勇星夜赴援，又募防营捍卫地方。但甘肃如洗，募兵购械需款浩繁，请饬度支部速拨银一百万两。”[青海省参事室.辛亥革命时期甘肃各地反正清军情况概述［C］.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78.179]以劝业道彭英甲为前敌营务处，由升允亲自组织统率三路反革命武装向陕西反扑，企图一举镇压陕西的革命力量，扑灭西北地区的革命火焰。一路是固原提督张志行的“壮凯军”十三营出凤翔；一路是原甘肃提督马安良的“精锐军”十四营和陆洪涛的“振武军”一营出长武；一路是黄钺、崔正午率马、步五营驻守秦州[陈育宁.宁夏通史［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60]。
在反动顽固势力疯狂进逼、陕西革命岌岌可危的不利形势下，陕西革命军政府民军都督、哥老会首领张云山认为只有宁夏革命党人和哥老会尽快组织起义才能有效牵制清军，为陕西乃至西北地区革命形势的好转赢得时间。于是，张云山以鸡毛传帖火速传达了陕西革命军政府的意见，督促宁夏革命党人和哥老会火速举义响应，牵制向陕西反扑的清军。所谓“鸡毛传帖”，就是俗称的“鸡毛信”，在火速传递的紧急公文和信件上插有鸡毛，以示情况紧急，事关重大。宁夏革命党人和哥老会得到消息后，宁夏革命同盟会支部立即召开秘密会议，决定响应武昌起义和陕西革命浪潮，积极支援陕西，尽快“举义宁夏，钳制西军攻陕之兵力，切断清廷仅有之西北交通，予清廷以威胁”。[杨筱农.陇右光复记［M］.民国古籍，1913.42]为此，他们积极筹备，加紧部署，秘密联络宁夏镇台衙门教官刘复泰、千总袁宗刚和续备左旗营官黄连升等哥老会中人，内外配合，定期举义。
10月末，宁夏镇台张绍先得知武昌、西安等地相继发动起义和宁夏也准备起事的消息后，将职务交由中营游击贺明堂代理，到兰州躲避风险。11月9日，宁夏县知县陈元骧将会党骨干李麻花、吴说书等10余人逮捕下狱。11月14日，清军又包围了革命党人与哥老会日常聚会的四川会馆，所幸当时革命党人与会首正在城东岳武庙召开秘密会议，清军扑空。这次行动更加说明宁夏地区的起义活动已箭在弦上，不得不发。面对极端险恶的革命形势，宁夏革命同盟会支部于14日晚在岳武庙召开各方联席紧急会议，研究部署宁夏举义问题。与会者分析了当时的革命形势和宁夏地方当局与驻守清军的内部情况，一致认为在敌人防范与形势日益趋紧的情况下，宁夏举义迫在眉睫。宁夏府城虽有清兵千余人，但多为汉人绿营兵，因被当局怀疑与哥老会有所勾连而不敢调用。满营八旗诸军风闻不日将有事变发生，惶恐不安已成惊弓之鸟。为了谋求自己和家眷的安全，八旗诸军决定在起事时不予干涉，不援救驻防宁夏城的清军。于是，会议决定次日晚九时以哥老会会众和驻军巡防续补五营为主力，汉、回、蒙各族义士共同在宁夏府城举行武装起义，灵州、平罗和中卫各地会众同时发难配合。会议推举同盟会负责人刘先质为起义总指挥，高士秀为副总指挥，兵分东西两路，以刘华堂和刘复泰指挥西路民军，刘照黎、马跃川和王之滨等人协同，攻取宁夏府城及宁夏县、宁朔县、平罗和中卫等地；以高士秀和高登云指挥东路民军，孙学文和朱邦科等人协同，攻取灵州、横城和宁灵厅等地[陈育宁.宁夏通史［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61]。在宁夏革命同盟会支部的领导下，由宁夏革命党人、哥老会会众、部分清军和各族各界人民参加的宁夏辛亥革命终于爆发了。
按照岳武庙会议的部署，刘先质、刘华堂和刘复泰等召集革命党人和哥老会会众组织起义民军，兵分四路，于11月15日晚9时宣布起义，向宁夏府城要害部门发起进攻。由于消息走漏，驻防清军已有戒备，宁夏府城首义未成，起义民军被迫退至城北八里桥一带。虽然起义未能在宁夏府城取得成功，但这并未动摇革命党人和哥老会会众继续革命的信心和热情，相关人员仍然按照会议部署有条不紊地开展一系列起义活动。
东路民军起义负责人高士秀和高登云回到灵州后，与马连第等会首研究部署灵州民军起义，要求大家共举革命义旗，发动灵州起义。11月17日，高登云秘密召集20余名哥老会心腹骨干喝鸡血酒为盟，共举大事。高士秀首先传达了武昌和西安等地起义的情况与岳武庙会议的部署，然后分析研究了灵州地区清军的兵力和军事险要等情况，决定发动灵州起义。高登云宣布：“我奉支那大元帅孙（即孙中山）来谕（诏令）和西安张都督（即张云山）的指令，要我革命起义，推翻满清，建立民国。”到会众人一致推举高登云为灵州起义民军首领，决定当晚起事，由高登云、马连第和杨忠厚率领起义民军攻占灵州城。高登云、马连第率领民军攻打守备衙门，兵不血刃地将其占领，缴获一批枪支弹药，收编了一部分清军。灵州城百姓闻讯后纷纷要求参加民军，发展成为数百人的起义队伍。杨忠厚率部分民军据守守备衙门，高登云与马连第率民军直扑州署衙门。占领州署衙门后，命马连第负责镇守，高登云亲率余众攻打灵州税局，杀死了民愤极大的杨姓局长，刀伤师爷王文炳，缴获税局的一些财物，没收两三家豪绅当铺。起义民军一夜之间占领灵州城，民军发展到1000多人。
11月18日夜间，高登云召集哥老会骨干人员研究成立灵州军政府及义军名称和编组问题。11月19日，100多名会众在灵文书院召开大会，宣布成立灵州革命军政府，下设政务、军务、参赞和军需四部，推举高登云为大元帅，马连第为副元帅，杨忠厚为参军。义军称“灵州复汉军”，军旗为标志革命的白色，上书响应武昌起义的红字“顺南”。所有义军由军政府统一领导，暂编为5个营，带兵官称管带；每营辖4哨，带兵官称哨官。同时，由杨忠厚执笔发布安民布告，“奉支那革命大元帅孙谕：各省起义，驱逐满清，上应天命，下顺人心，宗旨正大，切合国情。第一保商，第二护民，回汉等教，一视同仁。不准谣言惑众，不准抢掠奸淫。凡我军民，其各凛遵，倘敢故违，定予严惩。”灵州军政府成立后，积极招兵屯粮，报名投军者络绎不绝，尤以煤窑工人居多，义军人数猛增至两三千人。在灵州举义的同时，负责攻取宁灵厅和董府的孙学文和朱邦科由于贻误战机，让驻守清军有所准备，攻取计划失败。
按照军政府安排，高士秀于11月20日傍晚率军进攻黄河东岸的水陆交通要冲横城。横城是灵州和宁夏府城门户，隔河与府城相望。城内驻守着崔氏五兄弟统领的三百名装备精良的清兵。高士秀派遣数名精明干练的哥老会会众与城内守军中的哥老会取得联系，约为内应。高士秀率领义军里应外合，轻取横城，收缴了大量武器、马匹和三百名清军。经过横城之战，高士秀部已成一支劲旅。在此有利形势的推动下，宁夏府城也于20日光复，宁夏义军在军事上形成了灵州、横城、府城三处遥相呼应的掎角之势。
灵州光复极大地震撼了清王朝在宁夏的统治，宁夏知府急忙招兵买马，组织团练新军。革命党人指派民军假意应征，乘机混入新军团练，约为内应。11月18日，革命党人在宁夏府城北八里桥召开会议，在总结上次起义失败原因的基础上部署新的军事行动计划，决定次日再次攻打宁夏府城。11月19日晚，起义民军与潜伏城内的会党里应外合，同清军展开激烈巷战，成功占领了府城各衙署及道府衙门，击毙贺明堂等大小官吏数百名。当晚，起义民军还占领了城南数十里的大坝、叶盛堡和玉泉营等处，宁朔县知事率文武官员向起义军投诚。
宁夏府城光复后，写有“支那革命大元帅孙”8字的旗帜飘扬在府城钟鼓楼上空，写有“顺南”二字的三角小旗遍插宁夏城乡各家门首，表示拥护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响应南方武昌起义。为了庆祝胜利，宁夏府城军民隆重集会，打开仓库赈济贫民。11月21日，宁夏同盟会支部召开扩大会议，推举原宁夏道台孙廷寿、胡志笠和吕锡有等人筹组宁夏革命军政府，乡绅张昉与吴复安等人为宁夏咨议局筹备委员，刘先质、高士秀、高登云、刘华堂、刘复泰、刘照黎、孙学文等人为军事委员，负责革命武装的组建工作。23日，经各方代表协商，宁夏革命军政府在府城道台衙门成立，颁布《新政大纲》和《临时政纲》，发布安民告示，宣布民军起义是响应武昌革命，旨在推翻清廷封建统治。在颁布各项法令的同时，军政府对一些乘机搜刮、苛诈财物和泄露军政机密的不法分子予以正法。
就在宁夏府城光复的同一天，平罗县哥老会会首蒲春山、马跃川、吴大炳和王之滨等人率领起义民军响应府城起义。驻守平罗的清军参将谭华亭、千总周尚敏等文武官员纷纷逃匿民间，平罗知县李九波将县府大印交给起义民军首领王之滨，起义民军顺利占领县城。驻扎在黄渠桥的骑兵部队一营被民军包围，经过激战，平罗全境光复。
起义民军虽然占领宁夏府城，但是盘踞在满城的八旗驻防军2000余人自恃武器装备齐备，弹药充足，实力雄厚，城防坚固，拒不向民军投诚。同时，他们还将满营内170名哥老会会众解除武装，严加监视以防不测。12月2日，宁夏革命军政府向满城发起进攻，与清军展开激战，“短刀白刃相接，敌尸弃野”[吕锡有.宁夏辛亥革命史略［C］.西北晨钟，1941.2（4，5）]，但由于民军多由未经严格训练的哥老会会众和新募士兵组成，缺乏战斗经验，武器装备也逊于清军，革命党人刘先质在战斗中牺牲又使民军失去了坚强有力的指挥。在这些不利情况下，战斗十余天终未能攻下设防坚固的满城。
（二）甘肃省的革命形势对宁夏辛亥革命的扼杀
宁夏作为当时甘肃省内一个回族聚居地区，有“关中屏障，秦陇咽喉”之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清政府的反动统治导致宁夏民族关系复杂，阶级矛盾尖锐。宁夏起义是这一时期甘肃最先爆发、规模较大的一次革命斗争，引起了甘肃反动势力的极大惶恐与深刻仇恨。西安光复断绝了清廷通向西北的南路，宁夏起义成功又切断了当时唯一的北路交通，这就有力动摇了清政府在甘肃乃至西北的统治。陕甘总督长庚在向清廷求援的电报中说：宁夏失陷，甘肃“藩库有饷仅支一月，有支无收危急万状”，如得不到朝廷支援，“饷源告竭，不第将士灰心，亦恐各军溃变……设甘肃不保，将来再图收复，所费兵饷，奚止什百！”署甘藩司彭英甲也发出类似电文：“如不从速接济，无饷哗溃，甘患更甚于陕……无甘则新（疆）伊（犁）孤悬塞外，均不可保。”[大清宣统政纪实录［M］.台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78.43]实际上，当时摇摇欲坠的清廷已不可能给长庚任何援助。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反动势力的力量非常空虚，形势对革命十分有利。但是，宁夏辛亥革命却在反动势力的软硬兼施和绞杀下走向了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