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专题研究(6)

正当宁夏民军苦攻府城满营时，陕甘总督长庚和陕西巡抚升允命攻打西安的马安良所部西军分统马麒和马麟率队赶赴宁夏围剿民军。长庚为尽快扑灭宁夏革命火种，利用长期以来的回汉矛盾，允许破城之日“敞刀三日”进行仇杀。宁夏总兵张绍先亦从兰州潜回同心，利用回汉隔阂和地主豪绅与会党之间的矛盾，组织地主团练向灵州反扑。12月中旬，马麒率领“西军”抵达宁夏广武，与张绍先所部和地主豪绅民团会合，分兵东西两路直趋灵州和宁夏府城。12月18日，“西军”开始进攻宁夏府城，民军官兵皆抱死守之决心浴血激战。正当两军相持不下时，“西军”实施“反间计”，利用混入民军内部的奸细逮捕民军首领多人，开城纳降。“西军”入城后，宁夏府城“一时火光弥天”，“西军”沿街逐户大肆捕杀，市民死伤1400余人。“西军”洗劫宁夏府城后，12月21日，“西军”马海宴、马全良等率队进攻平罗，追击北撤民军。路经立岗堡时，由西门至东门一路举刀杀人，一时弃尸狼藉，血肉横飞。12月22日，“西军”进入平罗城后封锁城门，禁街屠城，市民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已是人头滚滚，陈尸街头”[中国近代史资料编辑部.辛亥革命（第6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118]，整个平罗城陷于血泊之中。12月27日，马麒在血洗平罗后，率领“西军”继续向黄渠桥和石嘴山一带追缴民军。平罗与宁夏府城民军继续北撤，退至石嘴山时已溃不成军，因人心不稳难以组织有效抵抗。北撤至此的民军首领因去向问题发生内讧，队伍日有失散，力量大为减弱。为应对危机，民军重新进行了整编和战略部署调整。推荐刘华堂为护理大元帅兼督指挥，高士秀为副督指挥，统率民军东渡，撤往内蒙古鄂尔多斯罗布台地区，派人与撤往陕北三边一带的高士秀部取得联系，以备再战。[陈育宁.宁夏通史［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70]

12月下旬，清军在攻占横城抵达灵州后，向灵州城发起猛攻。灵州城墙高厚坚固，易守难攻。清军屡遭挫败后，选派几名与高登云有旧的人扬言进城和谈。民军副帅马连第产生动摇，驻扎横城的高士秀擅自东去定边，宁夏府城民军已北撤。灵州面临外无援兵、内缺粮弹的不利形势，势难久守。在此情况下，高登云在清军答应民军转移时不追不打、不设埋伏、进城不杀人抢劫等条件后率部撤出灵州转赴陕北。但是，清军进入灵州城却“敞刀三日”，大开杀戒，百姓被杀3000余人。

自11月15日宁夏府城举义到12月底灵州城失陷，宁夏辛亥革命共经历了约45天。在这些日子里，宁夏各地都出现了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先后成立了灵州革命军政府和宁夏革命军政府，有力领导了灵州和平罗等地的起义活动。但是，在甘肃反动势力的血腥镇压下，宁夏地区人民响应辛亥革命的壮举最终失败了[慕寿祺.甘青宁史略正编卷26［M］.影印兰州俊华印书馆印本]。

（三）宁夏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

以宁夏府城为中心，进而波及全省的民军起义是西北地区时间较早、规模较大、范围较广，各族人民共同参加的一次群众性革命运动。宁夏辛亥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它对西北地区民主革命的影响却是极为深远的。“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辛亥革命风潮激荡神州大地，清朝在全国的统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但是，清朝对地处边陲的西北地区的统治却相当稳定，部分地方封建官吏企图迁清廷于西北。陕西爆发革命和西安光复却使西北局势出现急剧变化，给清廷西迁阴谋以致命打击。在清军大举进犯陕西之时，宁夏革命的爆发大大缓解了陕西革命军在西线的压力和孤军奋战的不利局面。它摧毁了清王朝在宁夏的统治，在宁夏府城建立了宁夏革命军政府及各级地方政权，使孙中山的革命旗帜飘扬全省城乡各地。

但是，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的软弱性，最终与反动势力相妥协，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革命党人在取得宁夏起义胜利后，其阶级局限性便开始暴露。在建立新政权的问题上，革命党人虽然以正确的手段推翻了清王朝在宁夏的统治，但在建立革命军政府时又同封建势力相妥协。他们不懂得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的重要意义，没有严格区分两种不同的阶级阵线，对清朝上层官僚的信任超过人民群众，妄图借助封建官僚的“名望”来巩固政权。在进一步扩大和发展革命成果方面，革命党人同样表现出资产阶级软弱和动摇的特征。这突出表现在没有及时组织力量进攻距府城西十余里的满营，当革命党人忙于分配权力走马上任之际，原来惊恐万状的满营通过严密整饬，做好了严阵以待的准备，使革命党人失去了乘胜前进的有利战机。他们幼稚地寄希望于满营都统台布和常连的“反正”上，认为只要这两个封建余孽宣布赞助共和，满营就唾手可得。在这种空想的作用下，宁夏革命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失败。作为辛亥革命领导力量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也存在自身难以克服的软弱性与妥协性，不可能和封建势力彻底决裂，从而为辛亥革命的失败埋下了伏笔。它的失败，使宁夏地区的先进分子认识到必须探索新的救国救民之路，为共产主义思想的传入和广泛流行奠定了基础。

同时，由于哥老会组成人员的农民阶级局限，在自身力量和阶级认识上都存在巨大差距。在革命过程中，一些哥老会会首都还对清廷抱有幻想，不敢彻底向其发起致命打击，或贻误战机，或暗中帮助勾结封建官员，所以在反对势力的软硬兼施和联合绞杀下走向了失败。这充分说明，以社会底层民众为主体的革命会党虽然具有强烈的革命愿望与决心，但是由于没有先进正确的指导思想和革命政党的指引与领导，没有坚决彻底的革命觉悟与信心的帮助和鼓励，在思想和武装方面都远远落后于敌人的农民阶级难以担负革命重任并发挥强大作用。因此，在革命失败后，作为社会底层民众代表的农民阶级对先进政党与指导思想的渴望更加强烈，从而为共产主义思想的传入与生根发芽提供了适宜的土壤。

（四）陕甘两省革命形势与宁夏的相互作用

宁夏起义在敌人的屠杀下虽然失败了，但它直接冲击了清王朝在宁夏的统治，鼓舞了人民的斗志，与陕甘两省的革命形势相互配合，有力推动了西北地区革命运动的发展。

西安光复后，经过各方协商，10月27日陕西秦陇复汉军政府正式成立，推举张凤翙为大统领，钱鼎和万炳南为副统领。10月28日，秦陇复汉军政府总司令部“移至高等学堂，改设军令、民政两府和参谋军需两处。后将军令、民政两府撤销，设总务府总揽一切，下设军政、财政、民政、外交、教育、实业、司法、交通等机构，委官执事。另设兵马、粮饷、军令都督和西、南、北各路安抚招讨使以及东西路节度使”。11月22日，南京临时政府颁发“中华民国秦省都督印”。12月9日，军政府改秦陇复汉军政府大统领为中华民国秦军政府大都督。在西安起义成功消息传出后，省内各州县纷纷积极响应。以耀州胡景翼、白水曹世英、蒲城岳维俊、华阴马耀群、同官姚振乾和蓝田杨茹林等人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和进步人士纷纷在家乡领导发动了起义。户县、商州、三水、兴平、邠州、大荔、陇州、商南、洛南、兴安、横山、榆林等地的哥老会会众也积极组织力量，逐杀官吏，宣布光复。同时，清军中的进步军哥也积极响应革命号召，纷纷率部起义投诚。数日之间，关中、陕北和陕南的五六十个州县都义旗高举，相继光复。面对清廷的血腥反扑，陕西革命军在广大人民支持下，充分利用甘肃和宁夏革命对清军的牵制所创造的有利时机和局面，不怕牺牲，浴血奋战，击退了东西两路清军的进攻。陕西革命通过与甘肃和宁夏革命活动与形势的有效配合与响应，不但巩固与壮大了省内革命声势，而且有力地支持了甘肃、陕西和河南等地的起义，稳定了西部地区革命形势，对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面对风起云涌的宁夏革命浪潮，甘肃反动派惊恐地感叹道：“宁夏起义后，甘境各匪蜂起”，到处“相继告急，具报毁局打卡者不一而足，率是革党鼓动会匪，勾结地方无赖，乘机肆扰，以图分我兵力。”[大清宣统政纪实录［M］.台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78.44]这些都生动形象地反映了当时甘肃各地群众轰轰烈烈的反封建斗争。1911年11月，灵台县爆发了胡家店起义，民军进攻盐局，捣毁仓库屋舍，击毙局长和缉查队员多人。宁州爆发了帮会首领彭四海领导的早胜镇起义，号称“兴汉军”。民军攻破宁州，乘胜攻占合水，进围庆阳。民军转战乾州和升允所部作战，人皆称之猛司令。同月，被敌关押在狱中的武威会党齐振鹭听闻西安、宁夏相继起义，秘密联络在外帮会进行布置，向城乡散发鸡毛信传单，约期暴动。与此同时，西宁会党乔寿山和任得慧提出“响应民军，推翻满清，杀尽洋人”的口号，在西宁西川元山尔起义，驻西宁西关大营盘的新军四五百人多系会党中人，热烈响应。他们以刀矛棍棒与官军的快枪洋炮遭遇，毙伤了不少敌军。12月，陇东文县马连河一带掀起抗捐抗税斗争，起义军推举贡生王汝翼兄弟担任领导人，攻入城池，捣毁厘金局、税局。同月，阶州农民何成海和姚永福等领导起义军与敌军激战，杀敌数百名。1912年初，酒泉北乡祁德隆领导革命军举行起义，以火枪、刀斧与敌军激战，英勇顽强。这些群众斗争和会党领导的起义，后来虽被反动派镇压下去，但它和宁夏起义一起形成了甘肃近代革命斗争史的高潮。在宁夏起义和各地反封建压迫斗争后，影响最大的是爆发于天水的革命活动。1912年3月11日，革命党人黄钺在秦州发动起义，成立了秦州革命军政府，史称“秦州独立”。这是辛亥革命时期甘肃革命斗争史上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事件。

武昌起义拉开了辛亥革命序幕，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反对清朝腐朽封建统治的浪潮。在陕西和甘肃两省如火如荼革命形势的带动下，宁夏地区也出现了革命活动。陕甘两省在地理上与宁夏相互毗连，民族与文化上具有较多的共同性与共通性，所以其对宁夏辛亥革命产生了重要影响。陕甘两省不但为宁夏提供了以哥老会和革命党人为主体的革命力量，而且为宁夏辛亥革命的爆发创造了有利环境。在西北地区的辛亥革命中，陕西、甘肃和宁夏三地通过革命浪潮的相互作用，既出现了革命运动由点到面，由一地到多地，遍地开花的喜人景象，又由于地区发展不平衡所导致的力量不均引起守旧反动势力的疯狂反扑，更在缺乏先进政党和思想的领导与指引的不利局面下走向失败。所以，从宁夏辛亥革命的整体进程来看，陕甘两省对其酝酿、爆发、发展与失败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宁夏辛亥革命是西北地区辛亥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

辛亥革命与宁马军阀集团的崛起

杨云[杨云，在宁夏社会科学院地方志办公室工作。]　杨虹[杨虹，银川市满春小学教师。]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敲响了清朝统治的丧钟。继武昌起义的胜利，在远离权力中心的甘肃省宁夏道，一场由宁夏革命同盟会支部领导的起义正在蓄势待发。11月17日，灵州民军起义打破了这暂时的平静，起义之势风起云涌。然而与全国各地的辛亥革命一样，宁夏的革命派也把对胜利的希望和对局势的控制寄希望于旧官僚和旧势力。宁夏革命军政府成立后，立即照会山西、陕西革命军政府大都督阎锡山、张凤翙，希望“嗣后相助，以利军事”，并以革命威势敦促陕甘总督长庚等清朝官吏，尽快“输诚”[陈育宁主编.宁夏通史.339]。革命在陕甘总督长庚、陕西巡抚升允、马麒率领的“西军”及地主团练的联合绞杀下归于失败。辛亥革命后，宁夏地区权力的暂时真空使得这里的权力斗争和各派势力走马换将，最终马福祥、马鸿宾、马鸿逵在众多的争夺者中脱颖而出，主宰宁夏地区。尤其是马鸿逵时期，对宁夏地区的控制达到了顶峰，同时也促进了宁夏地区的经济、建设等各领域的缓慢发展。

一、清王朝的衰落为宁马军阀集团的崛起提供了历史契机

从左宗棠镇压回民起义到辛亥革命爆发之际，清政府对待回族的态度有三次历史性的转变，这三次对回政策的调整，成为回族军阀乃至宁马军阀集团崛起的历史契机。清政府第一次政策性变换发生在同治十年（1871年）左宗棠部与回民起义军在金积堡和太子寺两次大战之后，清政府由对待起义回族的民族灭绝政策转变为“剿抚兼施”的两手政策，允许起义军中投降就抚的回族军事实力派继续保留军队，左宗棠将太子寺大战后投降的马占鳌部起义回民编为马队三旗。清政府的这次政策性转变，标志着回族内部政治力量的分化和回族军事实力派的产生。这是包括宁马军阀集团在内的回族军阀兴起的滥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