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回族军事集团的军阀化
军队的军阀化是清末政治变化的普遍现象，进入民国后，则演化为政权亦军阀化，中央和各地方政权尽为军人所掌握，政权失去主导性和独立性，变成了军权的附属物。政治完全军事化的现象是政治发展中的变态，表明原有政治制度已经难以维系，新的政治制度未能确立，在社会矛盾的刺激下走向极端化的歧途。
中国传统统治思想并不崇尚武力，而注重以文化伦理手段来约束人们的思想，达到长治久安的政治局面。与此相应，各个朝代均以士人为主体建立的文官体系作为封建政治的主要方式。即使像马背上取得政权的清王朝，也接受了这种传统，积极推行科举制度，吸引文人学士参与政治，实行行政与军事分治，限制军人干预政治；通过任用文人为地方大吏控制武人。清朝的奏折制度中更能看出文官地位高于武人。但到近代，这一情况开始变化。在镇压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中，湘、淮系军人因军功而得以掌握地方政权，李鸿章更是坐镇北洋并集军事、政治、外交、洋务诸权于一身。曾国藩、李鸿章等虽出身翰林，但他们势力的形成却因其军事上的成就。他们兼备文武身份，象征性地反映了清朝文武重心的转移。当然，湘、淮系的时代还是一个过渡，但武人的地位毕竟提高了，一批由军功而升迁的人物身居要津已成局面。像袁世凯这样善于投机的后起人物，便毫不犹豫地投入军营去寻找自己的前途，而不是埋头读书，正说明这一变化的趋势已很明显。
上述过程实际表明，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矛盾日益复杂而尖锐，旧的封建传统方式已不能应付这斗争频兴的时代，转而以武力手段苟延其统治。西北地区，大规模的民族运动虽已平息，但斗争并未因此而停止，清王朝在这里的统治并不稳固。政治的动荡推动着武人的作用日益强化。董福祥的甘军由此受到清廷的极大重视。河湟事变平息后，董福祥被赏以太子少保头衔，其部队东调，编入武卫军，由地方部队一跃而成清政府直接依赖的武装。甲午战争后，湘、淮等军队已不足为用，清政府急需新的武装。兵部尚书荣禄制定练兵计划，命令董福祥甘军添募五营军队。①1898年1月，“调甘肃提督董福祥入卫京师”。甘军先驻山西平阳府，不久又调至正定府，并调集回队五营安插近地，以便训练。②此时甘军共二十五营，经董福祥奏请，在保定专设粮台，以供所需。此时，清廷在大力裁汰旧军队，甘军却反而扩大，并配以新式快枪、大炮。其政治上的原因在于董福祥部甘军缺少新思想影响，他们坚决支持慈禧和荣禄等顽固派。因而，甘军虽然未直接参与镇压戊戌变法，但它是顽固派放手政变的武装支持力量。戊戌政变后，清廷顽固派大施淫威之际，甘军备受青睐。1898年11月，甘军调至南苑，受到庆亲王奕劻亲自校阅。奕劻奏称：“该提督治军严整，教练有方，深堪嘉赏。”③
戊戌之后，清廷的排外情绪迅速增长，甘军在这一点上与顽固派一拍即合。甘军起自西北，无论其流民降将还是河州回军，均有造反的历史，是一支不易约束的军队。调入京畿后，多次殴打外国使馆人员和外国工程师。列强要求清政府将甘军调离京师，但新任北洋大臣荣禄对董福祥十分倚重，没有满足外国这一要求。1899年，荣禄组建武卫军，以聂士成部、董福祥部、宋庆部、袁世凯部分别为前后左右四军，自募中军，又以甘军张俊为武卫全军翼长。①甘军进入了鼎盛时期。
甘军队伍中，回族兵士为数不少。驻守新疆时期，甘军中已有回队。像后来任固原提督的回族将领张行志即属董福祥部将，随其参加收复新疆各役，河湟事变时入甘，“充甘军亲军统领，督开花炮营。铲夷康家崖、边家湾诸贼垒，乘势踔河州，解太子寺城围；进克西宁，复大通县”②。河湟事变加强了董福祥与河州回军的关系，不仅马安良、马福禄等颇得董福祥的信任，组建回族军队也成为董福祥的一项政策，所以清廷令其扩军，他便招募回队五营。从这些事实可以看出，董福祥并非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排斥回族势力。所以，甘军迅速扩大，河州回军得以借其势而发展，其饷源、装备都得到了充实。更重要的是，甘军作为清政府直接依靠的武装，使得河州回军列入国家正规部队的编制和序列，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改编的民变武装色彩。马安良因陶模极力奏留，未随甘军入京。其他回族将领马福禄、马福祥、马海晏等均东调，与新募回队合编为简练军。马福禄任统领，马福祥为帮统，马海晏为骑兵管带。
甘军至京师，面临中外矛盾的新问题。对此，生长西北边陲的甘军将士是缺乏经验的，显得既质朴而又鲁莽，同时它起自民间武装的特点亦暴露无遗。它一入京畿就以敌视外国人引起各方面的注意。久怀排外之志的顽固派苦于实力不敌列强，对这支强悍的部队极力拉拢。甘军杀日本书记官杉山彬，端王伸出拇指称赞董福祥：“汝真好汉，各大帅能尽如尔胆量，洋人不足平矣！”③在战与和的激烈争论时，侍读学士朱祖谋问慈禧赖何人敌西洋，慈禧答：“我恃董福祥！”④而许多官员深恶甘军之不受约束，说：“董福祥本西凉一巨盗……左文襄收服后迄今二十余年，仍不改盗贼本色。”①这当然不仅是董福样个人的问题。甘军士兵与义和团拳民打成一片，堵击联军，合攻使馆，是清军中反击外国侵略最坚决的一支队伍。战争中回族将士尤为勇敢。马福禄率回队于正阳门置大炮，轰击美国使馆，连续数日激战，中弹而亡。其族弟福贵、福全，子侄耀图、兆图等亦阵亡。②甘军回队的英勇作战产生了广泛影响，乃至许多史书中误以为董福祥亦为回民，而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印度兵入，市人犹讹曰‘马安良率回兵勤王至矣’”。③
这一段历史是西北地方武装势力发展中的特殊历程。甘军和河州回军，其兴起的基础乃在西北社会。但甲午战争后，中外民族矛盾十分尖锐，清王朝统治受到严重动摇。清政府内部分化十分严重，东南督抚与其意见分歧，袁世凯这样的北洋军人绝不打算开罪洋人。清廷顽固派只好罗掘一切可能利用的力量与列强对抗。甘军的命运与义和团相仿，他们凭着自己朴素的情感投入战争，转眼之间又被清廷所出卖。1900年12月，由甘军保驾逃至西安的清廷，发布上谕称董福祥“自调来京后，不谙中外情形，于朝廷讲信修睦之道未能仰体，遇事致多鲁莽。本应予以严惩，姑念甘肃地方紧要，该提督人地尚属相宜，著从宽革职留任”④。列强不满意这一处理，不久清廷把董福祥革职，其部队大部分遣散，余部分拨固原提督邓增、西宁镇总兵张行志及马福祥等部。清政府的利用与出卖以及甘军在对外问题上的政治盲点，终于导致显赫一时的甘军瓦解。
然而，河州回军却并未因甘军瓦解而受到削弱，反而势力有所扩大。在历次上谕中，清廷对董福祥的评价强调的是他为“汉回所信服”，肯定甘军对解决西北社会矛盾的作用。甘军瓦解，西北清军空虚，清廷当然要培植新的武装来处理这些矛盾。当时的官员从维系统治的立场出发，无不以回族问题为首要。1901年，护理陕甘总督李廷萧向清廷密陈政治要务，认为回族社会“易乱难治”，而西宁洮岷一带“蒙撒番众争斗之案无岁不有”，兼以俄国窥伺，财政空虚，甘肃政局深为忧虑。①经过几次大规模动乱，清政府对此亦十分重视。逃离北京之前，曾令马安良招募回队入京勤王。马安良末及启程，联军已攻占北京。西逃途中，清廷不断催促马安良“赶赴行在”。1900年8月28日上谕：“饬催马安良赶紧成军，开赴行在。如马匹不敷，俟抵行在后再行筹补。”②9月1日又谕马安良“克日就道，兼程迎赴行在，毋稍迟逾”③。11月，马安良至西安，受皇帝召见④，“所部八营业已随带四营来陕，其余四营仍驻泾州”⑤。12月上谕：“以甘肃副将马安良为新疆伊犁镇总兵官。”⑥
清廷流亡西安，对回族军人倍加笼络，其直接原因乃为解散甘军做准备。清廷决心投降，董福祥为列强指为“祸首”，必夺其兵权，但此时西安为甘军所控制，清廷深感棘手。他们尤其害怕甘军与西北回民联为一气，激出变故。张之洞等认为马安良与董福祥一旦联合，“恐有劫制蹈拳匪覆辙”⑦，极力主张防回杀董。看起来，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等不甚了解清廷的处境，他们向清廷施加压力，要求立即处罚董福祥。而清廷认为董福祥“久绾兵符，为陕甘两省回兵、民所向。若办理稍涉操切，董福祥一人不足虑，而两省愚民悍卒罔顾大局，深恐一时哄动，骤成巨祸”，主张对董“惭撤兵权，抚定人心，徐图办法”⑧。所以，笼络回族将领，既可分化甘军，削弱董福祥势力，又达到抚定回民的目的。马安良作为回军首要人物自然被重用。而甘军旧属张行志亦授西宁镇总兵，马福祥于其兄阵亡后接统所部，护驾西行，在西安又担任“两宫行在”卫戍。清廷对西北回族将领如此倚重，固然因为他们降清后几十年对官府的服从，特别是护驾西逃中的效忠赢得清廷的信任，但其更深的用意则在于防止西北回族乘势反清。清廷西逃，深入西北，屡次反清的回族是其必需防备的对象。西北官员不断强调回军是保证回族安定的主要因素，早已为清廷所熟知。此时迫于形势，便不能不对回族将领另眼看待。因而，在董福祥遣回固原之后，河州回军仍然驻守西安，并于和议告成后护送“两宫”返京。1901年12月，马安良、马福祥行至直隶丘县，因列强不许甘军旧部进京，清廷令马部至正定府后返甘。西太后和光绪皇帝在正定行营召见了马安良、马福祥等，并传旨马安良部“照旧驻防，支食甘饷”，马福祥以游击“尽先补用副将”①，其部扩编为“志胜军”②。
庚子之变在全国范围内提高了河州回军的声势，它的英勇善战为清廷及许多官员所了解。同时在西逃过程中，它与清廷的关系更加密切，这促成了马家军在清末最后十年的迅速发展。马福祥对此深有感触，直至二十余年后仍念念不忘他曾为慈禧扶轿子的经历。③虽然其兄马福禄及族中子弟多人阵亡，但马福祥继其兄接统旧部，依然是一支独立的武装。马海晏随甘军行至宣化病逝，由长子马麒接替其职，清廷追认马海晏为记名总兵。马麒返甘后又转入马安良部，不久被任为循化营参将。马安良升任伊犁镇总兵，所部编为“镇南军”，驻守河州、西宁一带。在人事的变动中，河州马家军的亲族继承制显然为清廷所承认，其军队自然也保持了各自的独立系统。这些不同于其他清军特点的固定化，是马军军阀化的重要步骤。
清王朝经庚子事变，走上了迅速衰亡的道路。对外它已无独立性可言，对内则民心尽失。列强以控制清王朝达其统治中国人民的目的，他们在中国经济势力的扩张，既打击着弱小的中国民族工业，又破坏了中国广大下层百姓赖以生存的小农经济和手工业。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迅速激化，以留学生为主导的新型知识分子率先揭起革命旗帜，革命团体和革命报刊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中国的历史进入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一般中国下层群众虽不能明了孙中山倡导的民主主义，现实的苦难却促使他们热烈地拥护推翻清王朝的主张。因此“排满”思想不胫而走，革命风潮与人民反抗互相激荡，清王朝已呈现摇摇欲坠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