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兼并中的发展
曾经有许多人认为西北马家军阀政权是一种割据现象，代表着分裂的倾向。从表面上看，这一说法似乎不错。不过我们稍稍深入地了解这种政权的具体政策及其对西北民族关系的实际影响，就能看到它的主要倾向不是分裂，而是有力地促进了西北民族关系的融合，同时又增强了地方与中央之间的联系与统一。这个问题留待后面作专门的分析。历史的发展总是以矛盾过程实现着对立面的转化。包括一个民族的聚合统一，都以具有分裂性的集团之间的纷争为起点，各民族的部落战争最终完成了民族的统一。西北回族军阀无论对于外部还是其内部，都显示出强烈的集团性。这个基本特征决定了它与其他军事政治集团之间的界限以及由此而导致的斗争。保持自身集团的独立性并使之发展壮大，是军事政治集团须臾不忘的目标。这个目标支配着他们不断地寻找时机发动各种形式的斗争。因而，集团性与斗争性总是紧密相关的。同时，在争夺地盘、权力的现象之下，也包含着民族利益、不同政治追求的排斥、互相渗透等更广泛的社会内容，从而带动着西北社会不断变化。
1914年张广建督甘，表明北洋政府控制西北政权的用心。但西北不是北洋政府争夺的重点地区，因而，甘肃各镇守使的地位并未受到多少威胁。张广建既无力消灭这些镇守使势力，又不能真正把他们改造成自己的势力，他便只好采取既承认他们又排斥他们的两面政策。这实际上表明张广建势力与甘肃本地势力处于相持状态。他大力引用皖籍人物以期逐渐囊括甘肃全部政权，然而事实证明这些措施作用甚微，张广建并没有使其势力扎根于西北。他在甘肃的统治仍然依赖着北洋军阀。加上张广建系官员大肆搜刮民财，追随袁世凯大搞封建复辟活动，激起了下层群众广泛的不满。驱逐张广建的运动在不断酝酿着。
护国战争沉重打击了北洋军阀势力，张勋复辟和段祺瑞毁法更暴露了北洋系的丑恶面目，因此，甘肃护法人员甚至在张广建的新建右军中发动起义，反映了皖系尽失人心。各地反抗皖系统治的“联省自治”运动对甘肃反张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1919年，甘肃《边声报》主编汪剑平及在京议员、学生向北洋政府提出“甘人治甘”的要求。甘肃地方实力派立即接过这个口号，以维持桑梓自任，展开驱张运动。但甘肃地方势力并不统一，最明显的是分为回汉两派。回族军人自马安良死后，宁夏护军使马福祥成为首望人物，事实上马福祥也是甘肃镇守使中最具资历和政治头脑的人物。他一直受马安良的排挤，马安良之死使他免去了一个障碍。这时他表现得很大胆自信，于1920年12月率先通电，表示赞同“甘人治甘”，并联络宁海镇守使马麒、凉州镇守使马廷勷、甘州镇守使马璘、宁夏新军司令马鸿宾、河州镇守使裴建准等，共策此事。上述各镇守使派代表赴宁夏，在宁夏府城举行三天的“公民大会”，揭露张广建罪行。“青海、凉州代表明确提出‘武力解决问题’。”①最后会议决定文武并举，但实际上武力是最根本的，所谓“文”的措施也出自武人，不免火药味十足。
这次大会实际上是回族军阀在民国以后的第一次政治合作。汉族镇守使仅裴建准参与其事。裴氏镇守河州，而河州社会为回族诸马所掌握，裴氏想坐稳椅子，便不能不与诸马委蛇。其他汉族镇守使并非不愿驱张，但不愿看到驱张之后的果实落人马福祥手中，并没有响应这次行动。而回族诸马自认为羽翼渐丰，足以置喙甘肃政治，特由马福祥、马麒、马璘、马廷勷、马鸿宾联衔通电全国，正式打出驱张旗子。同时，诸马决定分别出兵，摆出进攻兰州的阵势。宁夏以马鸿宾率先遣军，开赴一条山（今甘肃景泰县境），与青海、凉州军会合。张广建急忙调陇南镇守使孔繁锦部进省设防，将历年搜刮所得财物运往北京，结果这批物资途中被马福祥截获。甘肃的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
回族将领中，马福祥最重声名。驱张之事虽合乎民情，但军事上基本是回族军队单独行动。这是前所未有的举措，马福祥深有疑虑。他向幕僚询问外间的舆论，有人说：“将军此举，知道内情的人们说是为民除害，不知的人说回回又反了。”马福祥大为震动，即电令马鸿宾停兵待命。①清代以来，甘肃因民族矛盾尖锐，许多斗争往往背离初始的目标，转变为民族纷争，造成惨剧。马福祥亲历其事，深痛地方民族之不宁，平生以和睦民族为己任，最忌“造反”二字，不愿因一己之私利，酿成社会动乱。因此放弃进攻兰州计划，改为通电声明与张广建脱离关系，实行自治，并致电北洋政府大总统徐世昌，派人赴京进行活动，欲以政治手腕达到目的。
马福祥率先驱张，自己代张督甘风声骤起，张广建遂利用陇东镇守使陆洪涛抵制马福祥。陆之帮统张兆钾召集陇东将领，歃血为盟，通电反对马福祥出任甘督，电文将争夺甘督歪曲为回汉问题，又以誓死周旋相威胁，言词鲁莽，挑动民族情绪。此电文显然正中北洋政府下怀，既然地方势力不统一，便可继续控制甘肃政权。绥远都统蔡成勋被改任为甘肃督军兼省长，而蔡亦因甘肃人民反对未能践任。北洋政府只得任马福祥为绥远都统，陆洪涛为甘肃督军。马鸿宾代理宁夏护军使，张兆钾代理陇东护军使。争夺甘督以妥协而结束。
这次斗争中，马福祥虽然未能达到目的，但毕竟扩大了势力。宁夏护军使一职不久改为宁夏镇守使，由马鸿宾主政宁夏。更重要的是，诸马通电后，“西北五马”一词遂为国人所闻，成为西北回族军阀势力的代名词。这表示着回族军阀不再甘于沉默，在掌握了镇守使权力之后，希望联合起来，问鼎省府政权。最终的结果是未达目的，表明他们面临许多阻力。张广建、张兆钾之流不惜挑动民族矛盾以达其私心，而马福祥以维持地方为己任，政治品格之优劣高下一眼可见。这种区别在后来的权力争夺中导致了完全不同的结局。张兆钾等被国民军所消灭，而马福祥、马麒却能渡过危机，获得新的发展机会。
驱张运动鼓吹“甘人治甘”，而地方回汉军阀相互争夺，标志着“甘人”的涣散不一，致使甘人治甘终于落空。陆洪涛并非甘人，他是江苏人，天津武备学堂毕业后，随新疆巡抚陶模从军西北，辛亥后升任镇守使，乃清朝政治之遗留。以其经历看，他缺少足够的资望，且在西北地方亦无根基。因此陆任督军后，回族各镇守使拒不受其政令，“各镇所属县缺，均由各镇守使直接委任，只是报省备案。驻军饷■巡由县署税局直接提取。各县民财各政，均由各镇把持，真是省令不出省垣”①。后来在一些士绅的周旋调解下，甘州镇守使马璘到兰州致电宁夏、西宁、凉州，说张兆钾之电文乃出自陆幕僚之手，陆并不知情，陆与诸马关系才得以稍为缓和。这等于陆洪涛承认陇东电文是错误的，回族军阀的斗争不容任意歪曲，他们在理论上取得了一次胜利。而陆洪涛之部将张兆钾、李长清又力谋夺陆之权，陆不安于位，电请北洋政府另简大员莅甘，自己匆忙离任。
驱张之后的甘肃政局表明，这里不存在强大而统一的军政势力，这与甘宁青社会、经济的落后分散相适应。北洋政府了解这一点，不仅不打算用甘人治甘，而且将北洋系分化出来的冯玉祥集团推向西北。这就使西北地方势力面临民国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危机。
冯玉祥于1924年发动北京政变后，势力迅速扩张，军队一度达三十万人，引起北洋军直、奉两系的紧张，因而遭到排挤，遂向西北退却。1925年1月，北洋政府任冯玉祥为西北边防督办，张之江为察哈尔都统，李鸣钟为绥远都统，原绥远都统马福祥为会办，马邻翼为襄办。察绥以西陕甘宁青地区均成为国民军地盘。
当然事情远不是一纸委任状即可解决的。国民军势力西进，引起它与旧地方势力之间复杂的矛盾。首先是与马福祥集团的关系。马福祥自1920年任绥远都统以来，其家族统治宁夏、绥远两地，兵力明显不足。绥远原驻军难以调遣，马福样运用圆滑手腕勉强维持其位。在武力决定一切的时代，仅有政治手段是不够的。他向北洋政府要来一个增编旅的编制，组织陆军第五混成旅，以其子马鸿逵为旅长。该旅辖两个步兵团，另有骑兵、炮兵、机枪各一连。这是马福祥在绥远的主要武装。然而第五混成旅并非马福祥家族独有的军队，而是由诸马和河州上层联合组成的部队。马福祥出任绥远都统之际，在宁夏立足不久，扩大军队受到兵源与饷源两方面的限制，他只得向马麒、马璘、马廷勷求助。诸马这时表现了良好的合作精神，马麒派其长子马步青率骑兵一团，马璘、马廷勷各派步兵一营赴绥远。另外，马福祥还动员河州门宦子弟“拔门兵”赴绥远任军职。①于是，马福祥得以顺利成军，而河州一批上层人物获得了军职。这充分体现了马家军的特点和河州回族上层宗教与政界人物的一致性。
这样，我们就知道冯玉祥与马福祥的关系涉及国民军与整个西北回族军事势力的问题。冯玉祥明白这一点，委马福祥以会办，虽无实权，但名位甚高。马鸿逵第五混成旅改编为国民军第七师，进驻宁夏石嘴山，成为国民军入甘的先遣部队。马福祥集团被挤出了绥远。但马福祥集团对国民军表现了极大的忍耐，马氏似乎愉快地接受了会办一职，不久即赴北京活动。其子侄马鸿逵、马鸿宾也表示愿听国民军调遣。马福祥还为冯部入甘向马廷勷、马璘、马麒做了疏通工作。经过这些活动，形成了西北诸马与国民军合作的政治格局。
1925年9月，国民军第二师由刘郁芬、蒋鸿遇率领从包头向西进军。经艰苦行军，10月初，第二师集结于宁夏城。在这里，刘郁芬分电甘肃回汉各镇守使，说明自己奉命入甘，代冯主持全省军政。各镇守使先后来电表示欢迎。唯陇东镇守使张兆钾未表示欢迎，夺取了陆洪涛兵权的甘肃第一师师长李长清也不表态。蒋鸿遇率便衣队两百人潜入兰州，刘郁芬亦夹杂于士兵队列入城。至此，李长清虽表示服从，但对国民军深怀戒备。刘郁芬决心清除李长清以稳定兰州局面。11月，刘以宴请名义设伏兵捕李长清于督署，第三日李长清及其旅长包玉祥等三人被勒死后埋于督署后花园。①一出鸿门宴解决了兰州的紧张局势。国民军派军驻防各地，监视各镇守使活动。陇东镇守使张兆钾和陇南镇守使孔繁锦此前曾勾结，企图夺取甘肃督军权力。国民军入甘使他们的企图成为泡影，这时又受到军事压迫，便加紧策划反国民军。他们得到吴佩孚、张作霖的支持。刘镇华部镇嵩军由河南入陕围攻西安。张兆钾认为时机已到，于1926年5月向兰州进军，韩有禄、梁有才、黄得贵等先后率部逼近兰州。孔繁锦亦派兵数营进陇西、渭源，声援陇东。国民军遭受到甘肃汉族小军阀的联合反抗。
这次危机很快就以国民军的胜利而结束。从表面上看，这个结局来自国民军的实力，吉鸿昌等部由陕援甘，迅速击灭孔繁锦、张兆钾部队。更深刻的原因在于国民军入甘之际，纪律严明，采取了许多进步措施，赢得了群众的拥护，且国民军利用了回汉军阀的矛盾。张兆钾举事之时，亦曾与回族军阀联络。马麒表示保持中立，马鸿宾、马鸿逵因驱张争督与张兆钾蓄怨甚深，更不可能与其合作。诸马既不想张兆钾胜利，也不愿国民军胜利，因此马鸿宾曾发起和平解决事变的平番会议。此会议若能如愿，则足以证明诸马举足轻重的作用。刘郁芬因援兵已到未入此圈套。但无论怎样，回族军阀按兵不动，甚至暗中支持国民军，使张兆钾等陷于孤立而失败。根本的问题还在于张兆钾、孔繁锦缺乏起码的政治头脑，提不出任何有号召力的口号，各怀私心，使军队不可能有持久的战斗力。这次事变的平息，加强了国民军在甘的统治，汉族小军阀消灭殆尽。国民军稳定了后方，得以出兵援陕，参加北伐。
回军诸马与国民军的关系，马鸿逵、马鸿宾兄弟较为密切，马麒、马璘次之，马廷勷又次之。总体来看，双方属于貌合神离。诸马显然比张兆钾等更有耐心，手腕更为圆滑。马鸿逵部改编为国民军陆军第七师后，实力有所发展。他在灵武、金积驻防时，派人到河州、青海及宁夏招兵买马，按招兵多寡授予官职。吴忠富商李凤藻、湟源商人李增荫自募骑兵，成为马部军官。①五原誓师后，马鸿逵部入陕参加北伐，马氏升任国民联军第四路总司令，后又入河南、江苏作战。这是马家军在国民军裹胁下参加的全国性战争，使得马鸿逵部人员结构发生了一些变化，共产党员刘志丹也做了马部的政治处长。西安解围后，马鸿宾部被改编为国民军第二十二师，马鸿宾为师长，入陕攻田玉洁部，一度升任第二十四军军长。马氏兄弟虽没有受到什么损失，但他们离开了长期统治的地盘，成为国民军中的杂牌力量。这当然不是他们所能甘心的。
1928年9月，国民政府召开编遣会议，冯玉祥为保存实力，提出将宁夏、青海设为省份。1929年初，宁夏、青海正式设置省政府，门致中、孙连仲分别被任命为宁夏、青海省主席。马福祥弟马福寿为宁夏省政府委员，马麒、马麟为青海省府委员，马麟并任建设厅长。马福祥、马麒家族在宁夏、青海的统治权几乎丧失殆尽，这不能不引起他们对国民军的仇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