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此时河州回族社会当兵的积极性很高。马安良依招来兵马的多寡任命官职，成功地吸引了回族上层子弟加入其军队。其中宗教家族成员对教下民众拥有号召力，招募兵士多，所得官职自然高，实际反映了其他势力向马家军集聚的趋势。由此，马家军壮大获得了两种动力。一是马安良、马福禄、马麒家族因从军而获得的巨大权力与利益，吸引了更多的人走上当兵的道路，以牟取军职与利益。一是门宦家族成员募军也促使众多的百姓去参军。这些军士往往自备武器，有事则从军，无事则散于民间，有亦兵亦民的色彩。当时的资料中称：“自马安良奖励当兵，回民以挂名兵籍者为荣，故饷不必出于省库，兵多潜散于民间。”①这种征兵扩军方式在民国初年被诸马部队普遍采用。1919年记者林竞考察西北，对马福祥的军队有如下的描述。
此间军队，回教徒居多，其内容与内地不同之点甚多：一、为拔门兵，即于召募时，各长官于自己教派下，征召子弟入伍，颇类征兵制度。此惟回教长官对于回教徒行之。二、官长不论学术如何，于召募时，其能在自己教派下召募一营者，即授以营长，召募一连者，即授以连长。此种军队，除直辖长官外，他人指挥之甚难，所谓子弟兵是也。三、各营兵士额数至为不齐。平时大部分散至各处，为农，或为商，或为猎，有事始随时召集。四、兵士训练，极不重视。盖因穆民天性强悍，骑马放枪，本为素习，捕盗御匪，差足应付；对外作战，本谈不到。故一般官兵心理，皆不欲再求上进，至于官长士兵之间；非亲即故，平日均系感情之结合，一旦欲严加部勒，于势亦有不能。此皆与内地正式陆军特异之点也。②
这种征兵方式和军队结构与正常的常备军队有明显的区别，更接近部族军队的状态，带有浓重的“民间”色彩。“拔门兵”成为马家军特有的征兵制度，突出体现了马家军与河州回族社会宗教组织之间的紧密结合。这不仅构成了军队的民族性，而且直接决定了它的集团性与血缘亲族关系在军队中的核心地位。大概至20世纪30年代，马鸿逵、马步芳的军队开始向正规军的规范化方向改变，兵源改为通过行政系统征调获得，军队成分和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其集团上层中的血缘亲族关系仍然被继承了下来。
与清代西北回族不断反抗官府统治的历史相比，民国之后的回族社会风尚变化很大。回族军阀政权给人们创造了较多的参与政治的机会。由于军权成为政权的核心，当兵也就变成参与政权的捷径。当兵的风气说明马家军的影响广泛，也反映了西北社会政治矛盾的缓和。应该说，回族军阀集团的存在大大缓解了西北回族社会与官府之间的尖锐对立。而马家军政权与西北回族虽然也存在一些矛盾，但由于民族性的一致和相互结合的加强，总的说来，西北回族、撒拉族、东乡族对回族军阀政权是积极参与和支持的。20世纪30年代，马家政权的阶级性质逐渐暴露，回族社会日益觉醒，马家军与回族社会的关系又变得松弛。
回族军阀政权自民国划地而治，自成一体，由军事而掌握政权。作为一种民族性地方政权，它对甘宁青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它对西北回族社会的影响更是超过了以往各代政权。
这首先是西北回族的政治地位有了明显的提高。清中叶以后，西北回族承受着很大的政治压制，包括上层的许多人也往往遭到清政府的迫害，更不可能有参与政权的机会。马占鳌降清创造了一条与官府合作的途径。辛亥革命后，政治大一统体系崩溃，给马家军独立掌握地方政权留下了余地。这样，不仅马安良、马福祥、马麒家族得到了建立政权、运用政权的机会，其他回族人物也由加入马家军而成为施政治民的主体。他们生长于西北，维持桑梓成了他们的口头禅。较之以往被迫反清，这无疑是一次解放。他们摆脱了受控制、受限制的状况，一跃成为地方政权的主体力量。他们所鼓吹的“甘人治甘”，表达的无非是地方自治的愿望。而这个口号能够响亮地提出来，本身就表明地方势力的强大。当然，回族军阀对回族的统治充斥着暴力，但该社会的上层所处的政治环境毕竟有了极大的改善。此外，回族军阀还统治着其地盘内的其他民族，在民族关系中也可以体会到主政的自由，具有政治主导性。著名记者范长江指出：“中国现在能指挥青海蒙藏民族者，在军事政治方面，恐怕只有马步芳……就青海一省而言，回族是最高的统治民族。青海全省重要的军事政治经济的枢要，十九在回族手中，汉人有特殊历史或地方关系者，亦只能作‘不相干’的事情。至于蒙藏两族，乃至青海特有的土人，根本没有带民族意味以参与政治军事之可能。”①政治地位的提升，尤以河州社会突出。“河州是中国西北回教圣地。中国西北回教中主要的宗教、军事和政治人物，以出于河州者为多。城池并不特大，且在平原地上，亦不险峻。然而河州之名气，却震动西北各族人之耳鼓。回人听到河州，非常的高兴，这是他们的老家，是他们财产的集中地，是人口的集中地，是各种运动的策源地。河州虽然是甘肃的地面，因为宗教和种族关系，却由青海军队布防。”②
一个民族政治地位上升的时候，必然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意识和蓬勃的社会气象，就像我们在蒙古军席卷亚欧、满州八旗征服中原历史中所见的那种锐不可当的民族力量。西北回族的民族运动百余年间屡仆屡兴，在辛亥革命之后获得了比较自由的发展条件，除了政治运动演化为马家军事集团势力的兴盛外，在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也表现出了积极发展的趋势。西北社会本为贫瘠，自然环境很差，生产力水平较东南落后，至清后期，灾害频发，兼以战乱，社会经济十分残破。宁夏引黄灌区素称富庶，但民国初年许多城镇“颓垣满目”，“见各处穷民之多，与税局相辉映。噫，甘省自同治乱后，数十年元气犹未恢复，历年当局，既不能培养生息，又复变本加厉，朘剥刮削，人民安得不穷，不然，宁夏天府地，何得有此现象耶”③。宁夏中卫“营盘水附近各站，在昔均为甘宁驿道之繁盛区：有经商开店者，有掘取煤盐各矿者，有务农或樵采山蔬者，皆可自给自赡，以滋以息。今则人烟稀少，房屋倾圮。至如斡塘子、青崖街等处，更全沦为废墟，幹无人迹，景象凄凉，有如置身鬼域。甚矣哉，天灾人祸之为虐也”①。1922年，宁夏“八县的总面积230578方里，其人口总数为390977人，每方里才有1.7人……据二十二年省府统计，才有424804人，那么，称为‘塞北江南’的河套，其地广人稀的情形可见一斑了”②。甘肃比之宁夏则贫困更甚，东路“村民多食麦麸、野菜或山药蛋”。“自大旱以来，不见米样将及十年，矧欲得食乎……若西路各县，冬日以热沙堆炕，人即埋卧取暖。女及十余龄，尚裸腿无穿裤。昔年穷卖儿女，尚有人买，今则否否，盖昔买人之儿女者，今亦欲求售己之儿女，而正苦无门矣！”③在同样的自然与社会背景下，回族社会的经济状况却比汉、藏、蒙古各族好得多。历次视察西北的游历者对此均有深刻的印象。1919年，林竞在其游记中称：“入甘肃界，到处见有衣服褴褛，形容枯槁之汉民。而回民则较少。足征回勤汉惰，优胜劣败之结果。”④20世纪30年代中期考察西北的记者范长江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
惟人事方面，则汉人十九身体孱弱；衣服褴褛，鸦片烟残害后的苍黄瘦脸，挂在多半汉人头上！凡是身体壮实，衣服整齐，骑高骡大马者，都是回回！⑤
陈赓雅亦称：
（宁夏一带，引者注）居民屋宇齐严，身干健壮，什九皆为回族；若门户旧坏，精神萎靡者，不问亦可料其必为汉民也⑥。我们到过宁夏的人，亲眼在灵武金积县境，看见黄河两岸底不同景象。在黄河东岸的，田地是修整得整整齐齐，房屋是收拾得干干净净，人是精神饱满、满面红光；在西岸的，正相反，田畴不齐，房屋破败，人是面黄肌瘦。东岸住的是回回，西岸住的是非回回。相形之下，使人感到回教徒经营的魂力。不只宁夏如此，甘肃、青海底重要贸易，如羊毛业，如与番人间的各种贸易，回教徒占有极重要的地位。抗战以前，绥远与新疆的贸易也差不多是在回教徒底手里，新绥间的长途汽车上，非回回的乘客是很少的。①
这种差别大概十分鲜明，足以感受到不同民族的精神状态。这固然是鸦片对汉民的毒害所致，但我们在范长江记述的一个筏客的细节上能看到回民的某种精神和社会气象。当时兰州到宁夏的交通以黄河皮筏为主要工具，黄河行筏，艰苦且有极大风险，“操纵皮筏之苦力，十九为甘肃河州（临夏县，引者注）之回民，亦有西宁方面者”。记者所乘皮筏的一个筏客竟不顾河水的寒冷，潜入水中去寻找坠入水中的一个茶壶盖，并不顾劝阻坚持把茶壶盖从河中找出来。至此“记者才明白：他不顾苦痛入水找茶壶盖的意思，主要是为了他们同伴间的颜面问题。河州回民有一个普遍性格，即是不愿意在他人面前显露自己的无能。一个人失去的东西，不论如何没有希望，他能千方百计地找它回来，在同伴中看来，这种行为是有无上的光辉”②。不畏艰险的奋斗与冒险精神，在西北回族中普遍存在。通过这些现象，我们或许能更了解西北回族在清代、民国时期政治上升的精神原因。
当然，回族军阀政权与回族社会之间的矛盾也是十分明显的，包括该社会上层势力虽然与这种政权有紧密结合之处，但诸马势力并未能完全取代原有的宗教组织体系。宗教组织以信仰为基础，它较一般政治组织更顽强。政治组织的力量有时会胜于宗教组织的力量，排斥和抑制宗教组织的发展，但宗教组织却往往以一线信念而复兴壮大。两种组织势力的结合与斗争几乎伴随着回族军阀势力发展的整个过程。回族军阀的奠基人物马安良力图控制宗教势力，以达其统治回族的目的。马璘、马国仁、马国礼等曾长期在西军担任军职。但辛亥革命后，马麒、马璘、马国仁分别出任镇守使，这作为西军势力的发展，却造成了马安良系的分裂。这是回族社会派系分立在军队中的表现。马安良并未使回族军事力量集中在自己旗下，凝聚成一支统一的队伍。因此，本来势力最大的马安良系传至其子马廷勷、马廷贤，即告分崩破灭。马麒家族亦十分重视宗教关系。马麒之父马海宴经商致富后，“致力于伊斯兰教教务活动”①，与马占鳌关系密切。马麒袭其父职后，紧紧追随马安良，辛亥后任西宁镇守使，此后逐步取代了马安良在河湟地区的势力，成为控制河湟回族、撒拉族社会的人物。马麒集团对回族宗教上层的态度与马安良基本相同，他们都支持新起的依黑瓦尼教派。其中原因尚乏充分的材料说明，但依黑瓦尼主张“打倒门宦，推翻拱北”，宣布“依黑瓦尼要统一各教派和各门宦”②。这显然不仅是教义分歧，而且涉及组织和派系势力问题。从形势看，这种主张符合军事集团削弱门宦势力和控制宗教派系的目的。因而1895年马安良曾设法保护了参与反清的马果园，又支持他开展传教活动。③1916年马果园在新疆被杨增新逮捕，马安良等人多方周旋营救。1918年马果园被押往兰州途中，由马廷勷、马麒等设计将其接到西宁。马麒等如此重视依黑瓦尼，就是因为他们既想利用宗教巩固其统治，又想打击门宦势力。正如马通先生所分析的：
伊斯兰教派门宦繁多，互相排斥，难以驾驭，因此他们经过精心策划，早想通过马果园推行依黑瓦尼派，削除各派和各门宦，使伊斯兰教统统化为清一色的依黑瓦尼派，从而听从他们的指使，成为他们统治青海各族人民群众的驯服工具。马果园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不仅幸免杀身之祸，而且成为马麒兄弟的上宾。④
从此，马麒、马麟兄弟开始在青海强制推行依黑瓦尼。循化起教争，马麒即派军队驻循化。这时驻河州的马安良之弟马国良又支持循化的花寺派反抗依黑瓦尼派，双方械斗三月之久。①这又是军阀势力之争导致的教派冲突。但毕竟马麒的势力超过了马国良，马麒以“平乱”为名，武力镇压了循化花寺门宦的反抗。1930年马麟继其兄任青海省主席后，更强化依黑瓦尼，用政治力量控制宗教组织，“青海境内阿訇，完全由省主席马麟所委派”②。马步芳、马步青更伸手到河州，多次挑起争斗。这个问题的另一方面，是回族军阀竭力打击不为其所用的门宦和教派。1914年，马安良借白朗入甘事件，杀害西道堂创始人马启西等多人，查封其道堂，抄没其财产。③穆夫提门宦教主马维翰被马安良杀后，其子马福寿继承教权。马福寿不断遭到马安良的威胁，只得入马麒部宁海军做军官。但他作为门宦教主，所拥有的宗教影响不利于军阀统治，终于在1929年被马步芳杀害于循化。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