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暑假前夕，赵玉燕博士来了几封电子邮件，并发来了她这部大作的电子版文稿，希望我为它写一序文。《惧感、旅游与文化再生产——湘西山江苗族的开放历程》既是一部研究苗族文化的学术专著，也是一篇以旅游人类学为主题的博士学位论文，它是在北京大学高丙中教授指导下完成的，按说应由导师写序才妥，但高丙中教授也有意让我来写，大概是因为我以前曾较为关注过苗族以及旅游人类学有关问题的缘故吧。对我而言，倒也是又一个学习和思考的机会。平日琐事缠身，案头也总是文债如刀，但能在暑期里忙里偷闲，潜心拜读一位新锐人类学者的博士论文，用心把读后感写出来，以资和作者及诸位读者交流，确也是一件愉快的事儿。
赵玉燕博士到北京大学求学时，我已离开了那里，和她不熟，故不必无原则地为熟人美言。这些年我注意到北京大学人类学专业博士论文的水准逐年都有提高，特别是基于扎实的人类学田野工作的民族志得到较多重视，同时，博士生们的学术视野也越来越开阔，不仅有较好的人类学专业的理论修养，也有直面中国现当代诸多社会与文化问题的实践性的勇气。
赵玉燕博士的这部著作，在我看来也具有上述特点。
作为一部民族志作品，本书颇为详尽地描述了湘西州一个苗族山寨社区的日常生活世界，文字细腻、从容，读来很流畅。在民族志叙述的基础上，作者进一步展开专题性的讨论，亦即在全球化背景下之“旅游场域”中苗族文化传统的维系、复兴、变迁及其再生产的过程和机制等问题。从一个微观基层社区的诸多文化动态，本书试图探讨苗族乡土社会从相对封闭而逐渐走向开放格局的艰难历程。我很同意作者的这样一个论断：一个边远苗族社区所经验的种种心路专换，某种意义上，是和整个中华民族近一个多世纪以来在面对外部世界和全球化大潮汹涌之时的心态历程有许多相似、相通之处，或可说是一种“同构”性的关系，因此，本书的研究也可被看作是能够映照中国社会这一种总体进程的少数民族个案。也就是说，本书的结论至少对于中国来说，还是很有一些普世性意义的。
对于苗族社会及文化的理解，本书没有停留在日常生活世界和物质表象层面，而是基于对边区苗族社会之封闭格局的形成历史（与朝廷及外部汉区的长期对峙、冲突等）所进行的较为完整的梳理，同时也是基于对山江苗寨民众的历史记忆、社会结构、诸物质设施、涉及其信仰和精神世界的巫、蛊、鬼、命等若干理念的较为全面的综合性考察，赵玉燕博士谨慎而又不乏创见地提出了“惧感”这一概念。她倾向于认为，此种对于“外人”和“外界”保持高度不信任、拒斥和疑虑的“惧感”意识，甚至在相当程度上构成了当地苗族的“惯习”、行为模式和颇为稳定的族群心理状态，并成为其民族精神气质或性情倾向的一部分。在有形、无形的边墙封锁和高压隔离之下，苗族民众产生此类防范、戒备、焦虑、疑惧的性情倾向，并不难理解，因为“惧感”就如同一种社会化了的主观性，它在促成了高度危机感的同时，也有利于他们保持内聚、自治和尊严。作者指出，作为一种固化了的应对外部压力和艰难人生的文化样式或机制，“惧感”的内涵既包括了有形的寨门、路障和迷宫般的村寨设防等，也包括了习武、尚武、合款、习惯法、社区人际关系的彼此高度依赖以及对于巫蛊的指认、对于鬼和命的笃信等无形的部分。
赵玉燕博士对于“惧感”文化的归纳和表述，很容易使读者联想到较早时期文化人类学的“文化与人格学派”，该派的或受其影响的一些人类学家在对某些异文化进行描述时，很重视其族群的心理气质、民族性格或某些特定的文化价值取向，例如，有人把气质温和的说成是“太阳神”型的文化，把具有极端或偏激倾向的说成是“酒神”型的文化；或把某文化说成是“罪感”的，而把另一文化说成是“耻感”的等等。我想，“惧感”作为本书的关键词之一，大概也可以这样来理解吧。尽管“文化与人格学派”的方法论后来曾遭致到不少的批评和质疑，但由于作者已对她所描述的“惧感”给予了历史文脉背景和族际关系格局等多方面的阐释，同时，她还通过很多实证性的资料和案例对于所谓“惧感”的内涵有所论证，因此，我觉得，如果对其不做绝对化和扩大化解释的话，关于“惧感”的归纳还是具有新意和能够被理解的。“惧感”概念的提出，反映了作者的苗族文化研究已经试图超越日常生活的层面、物质文化和制度的层面而深化至其精神特质、性情或心理世界之层面的最新努力。本书的贡献之一，正在于探讨了包括此种“惧感”在内的苗族乡土文化在一个开放的旅游场域中，是如何发生变迁和得以再生产的，读者可以看到诸多涉及“惧感”的仪式、言说乃至物质的载体在旅游场景中反复出现，并最终完成了作者所指称的“惧感”的舞台化再生产。
我以前在研究贵州省黔东南州一个苗族旅游村寨的“文化展示”问题时，曾经注意到在开展旅游接待活动的村寨里，苗族乡民会比较自然地把自己的文化区分为可以向外界展示、演出的部分和尽量不希望游客随意进入的部分。这种情形在本书中被更为恰切地表述为苗族社区内部当地民众自身的“生活文化”和面对游客展示、演出的“展演文化”。尽管此种区分多少意味着旅游目的地的文化分裂，但基于游客的文化消费需求，也就总是会有某些文化要素被筛选出来，除用于展演和展示外，也被用来在其日常生活和展演、展示或旅游接待之间形成某种区隔，以便继续维持社区内的文化秩序。赵玉燕博士和我都倾向于认为，旅游是一种典型的具有现代性和全球化背景的文化产业，它试图消费的文化对象经常是在实践中被分化成为展演、展示的和维系日常生活的两大部分；我们也都相信，在旅游场景下实际是存在着一个文化展示的逻辑，它同时也是导致旅游目的地发生文化变迁的最为重要的路径。不过，赵玉燕博士进一步认为，旅游场景的文化展示往往还可以展现出当地人的“自我意象”，这则是我以前较少考虑，感受到启发的。
旅游人类学的研究已经揭示出，旅游目的地社区最常发生的社会与文化变迁主要有文化冲击、社会分化、文化复兴、文化商品化、自豪感以及排外情绪等多种途径与形式。赵玉燕博士在她的这部专著中，详细说明了苗族山寨的独特文化是如何被视为一种文化资本，进而又是如何被组合开发成为旅游者的大众消费对象，亦即文化之地方性（湘西风情）或族群性（苗族风情）的重新创出。在这个“野蛮而优雅”的湘西苗寨，游客的文化消费欲求得到了迎合和引导，与此同时，当地文化也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动态。首先是物质和器物层面，诸如民居、手工艺品、器皿、民族服装、银饰、传统饮食等，很容易直接被商品化；其中有些逐渐式微的，像刺绣、蜡染、扎染、木雕、编织、剪纸等传统工艺，也很容易借助旅游市场而获得复兴。其次是待客方式像拦门酒等，歌舞艺术如苗家花鼓等，还有诸多节庆活动中的仪式等，也都可以程度不等地成为文化展示的重要内容；而在展示、展演的过程中，往往难免出现某些乡土传统或民俗被破坏、混同、拼接、重构以及夸张的舞台化等趋向。更为重要的是，赵玉燕博士还通过对一家苗族博物馆的全面考察，揭示了苗族知识精英们的“文化自觉”以及他们试图重塑民族自我形象，并试图重新阐述和解说地域、族群乃至于国家历史的各种努力。
将“惧感”包括进文化再生产的对象范畴之内，这是很让我钦佩的卓识炬见。在我以前的印象中，类似“巫蛊”、“走尸”之类的神秘文化，很可能属于社区内部隐秘不宣、不愿被外人他者知晓或轻易不会展示给游客的内容，它们更有可能依照其内部文化的逻辑维系原状或在失去了相关的社会基础后逐渐走向式微。但现在，赵玉燕博士的研究表明，反倒是这些神秘文化的“神秘性”因其独特而更易成为旅游文化市场上的卖点（旅游吸引物），它们同样也有可能在旅游场域的文化展演中出现，也同样有可能在文化再生产的过程中被变形、重构，被再发现和再定义。简单地说，这就是一个从“惧感”到“神秘感”的再生产过程。曾经是令人深感不安和恐惧的巫蛊世界，包括傩堂、还傩愿之类的神秘仪式以及上刀山、下火海、踩火犁、摸油锅、吃火炭之类的秘传绝技，现在则被重新解说或塑造成为神秘和浪漫（爱蛊）的文化，以迎合游客的猎奇心理；曾经是族际冲突与隔断交通的边墙屏障，现在则化身成为中国南方的“长城”。旨在演绎“神秘性”的各种仪式，在为游客展演的过程中日趋简化，其娱神、通神的属性，亦即神圣性逐渐衰减，而世俗性、娱乐性和表演性却在不断增加。此类仪式的舞台化演绎，大多都被剥离于原先的社会背景和语境文脉，仅成为展示族群独特性的素材和方式，甚至成为旅游社区新的娱乐展演文化的主要内容。
赵玉燕博士所强调的以排外自保为基本特征的“惧感”文化机制，是苗族社区在过去数百年间甚至更长的历史过程或经验当中形成的。反复不断的族际冲突，“民”与“苗”的对峙，“生苗”与“熟苗”的分化，朝廷的持续性征剿、压迫和甚至以边墙来固化的“生苗”边界，当然还有文化上的歧视和同化等等，依据所有这些“负”的历史遗产所建构起来的“惧感”文化机制，既有迫不得已的原由（抵抗和阻吓外部世界的他者），也有主动的自我疏离（内向自保）。终于在大约近半个世纪以来，由于苗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惧感”这种“惯习”也自然发生着改变，开始融冰且加速解冻。现在，对外开放已经成为当代苗族社会的主旋律之一，本书作者令人信服地分析了导致开放的诸多路径，而发展旅游正是边区山地苗寨所新近经历的又一种途径。在这最新一轮的开放进程中，以苗族出身的干部和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民族精英较为先行的“文化自觉”，固然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一般苗族民众的实践性参与，更是其重塑族群形象，凝聚文化认同，促成文化之自觉和复兴的最为基本的动力。
在完全的闭关自守不再可能的时代大背景下，“惧感”的文化内涵和机制，一方面确实是在逐渐地衰变之中，但另一方面它又以其他的形式被再次生产出来。我们看到，以疏离、疑惧为特征的“惧感”文化机制，似乎并没有伴随着苗族社区的开放和新时代的到来而立刻和完全消解，其表达方式的一部分仍然以自身的文化逻辑自在地延续、承袭着，并由此维系着族际的边际分野；与此同时，其另一部分表达方式则被卷入到文化展演的旅游文化逻辑之中，从而扩展了“惧感”文化的新外延。
赵玉燕博士在本书中使用了很多来自欧美的学术概念，包括皮埃尔？布迪厄的“场域”、“实践”、“惯习”和“资本”等，此外还有“文化再生产”、文化的“本真性”等，她努力使这些概念能够活用于对象社区的具体情形，并致力于发展或引申出一些新的概念，例如，从“场域”发展而来“旅游场域”概念，还有“惧感”的提出和界定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她在理论方面勇于探索的姿态。但我觉得，赵玉燕博士通过她的研究揭示给我们的是：边区苗寨的旅游开发所带来的不只是物质文化层面的现代化变迁，更重要的还有族群整体心态的积极性转换，亦即苗区民众从封闭逐渐走向开放的心路历程。这是我拜读本书所获诸多启示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点。
上述文字仅是个人的一点感想，愿以此为序，希望向大家请教。
周星
2008年8月6日，写毕于北京寓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