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1月9日，是中国回族近现代史上一个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
80年前，中国回教俱进会滇支部和明德中学，在旅滇阿富汗学者大章·穆罕默德先生的帮助下，与埃及爱资哈尔大学取得联系。1930年12月25日，得到爱大接收中国学生留埃的复函，经过考核、选拔，纳忠、马坚、林仲明、张有成等4名学子在沙儒诚先生的护送下，于1931年11月9日从昆明出发。经过51天行程，跨越中国、越南、中国香港、新加坡、斯里兰卡、也门、吉布提等七个国家和地区，漂过马六甲海峡、阿拉伯海、红海，经苏伊士运河，于12月20日到达开罗，开启了中国回教团体派遣留埃学生活动的先河。
在之后的六年中，成达师范学校、明德中学和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分别派遣的第二、三、四、五、六届中国留埃学生陆续成行，总计33名回族学生。他们抱着振兴中国伊斯兰教、服务国家的目的，刻苦攻读阿拉伯语和伊斯兰经典，为报效民族、国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阿拉伯世界日益高涨的反对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运动下形成的伊斯兰现代主义和国内“九一八”事变后风起云涌的反对日本侵略的进步思潮影响下，回族学子们的国家意识逐步形成和强化。在努力学习的前提下，他们参加了多种抗日救国活动，其中1939年“中国回教朝觐团”的事迹影响深远。1936年后，留埃学子分批归国。他们以所学，结合中国伊斯兰教发展实际，用他们的译著、新视角、新形象，成为民国时期回族新文化运动的骨干力量，为近代回族新文化运动和当代中国阿拉伯语教学活动提供了新鲜血液，注入了新的文化元素。这种力量和影响，远远超越了派遣留学活动的初衷。中国回族近现代历史记录了他们在学术上、在爱国主义历程上的辉煌，也见证了他们人生的沧桑。
1957年反“右”运动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留埃回族学生的光辉事迹几度被提起，又几度遭尘封，致使相关文物、照片损毁十分严重，给后人研究这一课题造成诸多困难。改革开放后，该课题部分个案及人物生平研究不断见诸媒体，《回族研究》、《阿拉伯世界》、《中国穆斯林》和一些民间刊物为这些研究提供了平台，但围绕留埃学生派遣活动开展较全面、深入的学术研讨和纪念活动，却因客观条件所限，迟迟未能提上议事日程。
一、学术研讨会缘起和编著三原则
2010年，在呼和浩特召开的第十九届中国回族学会闭幕式上，高发元会长将纪念中国留埃回族学生派遣八十周年学术研讨会的设想提到日程上，这才有了今天的总结、纪念和发扬等。
2009年，在郑州我见到了神交已久的纳忠先生的长公子纳家瑞大哥和他的堂弟纳家璧先生，都有相见恨晚的感觉。在畅谈父辈的伊斯兰情谊之余，产生了继承父辈传统为中国回族文化做一点事的想法。几经交流、切磋，一个共识逐渐在我们之间形成：作为留埃学生的后人，应继承父辈研讨伊斯兰文化的传统，虽然我们不懂阿拉伯文，但可以用中文作为表达心愿的工具，遂决定共同编撰一本33位留埃回族学生生平事略的小册子，并以此参加留埃学生派遣八十周年纪念活动。为使留埃回族学生事略编写符合历史事实，不带个人感情色彩，克服几十年中“左”的思想影响，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有利于两岸三地伊斯兰文化交流，特为留埃学生生平事略编撰制定了三条原则：
1.不以成败论英雄。过去的论文中这方面影响较深，留埃学生中，政治地位高、学术成就大的写得多；政治地位低，虽有学术成就，但鲜有人为之撰文；而那些归国后终生从事初等、中等教育或终生从事伊斯兰教教务工作的人更被人看不起。我们以为这种现象应予以改变，33名留埃回族学生是一个整体、一支团队的观念应确立起来。
2.不能继续用意识形态划线。1949年蒋介石败退台湾，社会的大变革使留埃回族学生中产生了第一次分化：一小部分人移居国外或台湾，一大部分则留在大陆。1957年“反右”，特别是1958年席卷全国的宗教改革，使大陆的留埃回族学生思想产生了第二次分化：一部分人各方面比较顺利，另一部分人则被错划成右派，未被划成右派的也成了内部限制使用的人，无法从事正常的学术研究和宗教工作。而对移居台湾的留埃回族学生更鲜有文字介绍，两岸留埃学生同时出席国际伊斯兰学术研讨会，相见却不能相认的现象也有发生。改革开放后，虽然较前几十年改善了许多，但学界个别人士在这个问题上仍心有余悸。
3.以民国时期回族报刊中留埃学生史料为撰写人物生平事略的依据。对学子所获学位，则以“爱大章程”为依据作出判断。
我们就以上问题和想法，专门请教了姚继德先生，并得到他的支持，这增强了我们实施计划的信心。
二、主要参考的民国时期回族期刊简介
马博忠编著的《历程(民国留埃回族学生派遣史研究)》讲述了：1931年11月9日，是中国回族近现代史上一个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中国学生纳忠、马坚、林仲明、张有成在沙国珍先生的护送下，从昆明出发，经过15天行程，跨越中国、越南，中国香港、新加坡、斯里兰卡、也门、吉布提等七个国家和地区，漂过马六甲海峡、阿拉伯海、红海，经苏伊士运河，于12月20日到达开罗，开启了中国回教团体派遣留埃学生活动的先河。在之后的六年中，成达师范学校、明德中学和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分别派遣的第二、三、四、五、六届中国留埃学生陆续成行。
为了保证编撰生平事略有据可依，对逝者、对读者、对今后从事学术研究的工作者负责，笔者前后阅读了20多种民国时期回族报刊以及近现代和当代有关留埃回族学生活动的专著、日记、传记、纪念专刊、特刊和论文近35篇（部），又比较了不同时期著作对同一事件的报道，剔除民国时期意识形态的影响及当代部分作品中的张冠李戴，推测和名词翻译上的误判、误导等问题，尽量还原事实的本来面目。为使读者了解情况，现对《月华》、《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会刊》、《清真铎报》、《成师校刊》、《伊斯兰学生》等5种期刊作如下介绍：
（一）《月华》
《月华》是由成达师范学校（简称“成师”）董事长马福祥先生倡议，由成达师范学校出版部（亦称出版组）出版发行的综合性穆斯林期刊，也是民国期间办刊时间最长、发行量最大，在抗战中坚持办刊的少数期刊之一。《月华》创办于1929年，办刊宗旨是：发扬回教适合现代潮流之精义；介绍世界各地回民之消息；增进中国回民之知识与地位；解释回教新旧派别之误会；发达中国回民之国家观念；提高中国回民之教育及生计（引自1929年11月5日创刊号）。
《月华》的创始人是马福祥、马邻翼、唐柯三、孙绳武、马松亭。筹建阶段的刊物设计委员会成员有：唐柯三、马松亭、刘柏石、孙幼铭、赵振武。《月华》出版社社长为唐柯三，总务主任兼代社长为马松亭，首任主编是孙幼铭，发行主任兼编辑是赵振武。
1929年11月5日创刊号在北平发行，立刻受到国内外各界欢迎，成为民国时期发行量最大的回族穆斯林期刊。
《月华》共发行16卷（其中第15卷未发），按每年一卷编排。北平时期，1929～1937年出版1～9卷，主编为孙幼铭、赵振武两位。“七七事变”后，成达师范学校迁至桂林，《月华》1938年4月5日在桂林复刊。1938～1943年期间出版10～14卷，前后有两位主编：白寿彝、马金鹏，1944年停刊。1945年《月华》在重庆复刊，此时《月华》已脱离成达师范学校，由马松亭任主编，责任编辑马淳夷，出版了第16卷。抗战胜利后，《月华》回到北平，由庞士谦任主编，1948年改为四开报纸《月华周报》，1949年停刊。
《月华》发行的20年间，在其宗旨下，还组织出版了关于《古兰经》、穆圣、古尔邦、青年、妇女、儿童、斋月、创刊五周年、十周年纪念等20期专刊特号。
成师南迁桂林后，为适应抗战形势，1938年4月5日出版的《月华》第10卷第1期复刊词中，对今后的《月华》宗旨作了如下阐述：“第一，我国的抗战和建国本是一件事情的两面，我们一方面应该如何根据教义，发挥抗战的教训，唤起教胞作具体的抗敌工作。另一方面又应该如何研究教内各种重要问题，以促进伊斯兰之真正发达，加强国家之真正力量，这是每一个中国回教刊物当前的责任……”
据此，抗战期间《月华》主要以《古兰经》、“圣训”为依据，唤起全国穆斯林的国家意识，成为中国抗战文化（国防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939年《月华》创刊十周年，出版纪念专号，白崇禧将军以中国回教救国协会理事长名义为之题词：
“词严义正、有笔如刀，兴教救国、十载宣劳。”
（二）《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会刊》
《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会刊》（亦称“会报”），1939年10月15日创刊，是抗战时期中国回民最高组织——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主办的刊物，最初定为半月刊，实际以月刊发行。
该刊由中国回教救国协会第三组（文教宣传组）编辑、出版、发行。先后担任责任编辑的有王梦扬、闪克行等。刊物“以提高教胞国家与民族意识、集中抗战建国力量、阐扬教义、推行教务为宗旨”（摘自《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会刊章程》）。刊物为非卖品。
自1939年创刊至1945年抗战胜利，该刊共出版七卷。由于抗战时期财政困难，三卷后多有几期合刊情况，抗战胜利后从重庆迁往南京，改称《回教协会会报》。
会刊栏目内容丰富，有古兰经训、学术论著、文艺、译述介绍、会务消息、分支会活动情况、国内通讯、国外短讯、回教名人介绍等（摘自《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会刊章程》）。发行期间也出过几期专刊，如《哈德成阿訇专号》、《纪念马君图专号》等。
总之，会刊不失为研究抗战时期中国穆斯林活动和伊斯兰历史文化的珍贵史料。
白崇禧将军作为中国回教救国协会理事长，曾三次为会刊题写刊名，前两次题名为《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会刊》，第四卷发行时又题写了《会报》刊名，另外他还为协会编辑的学术刊物《回教文化》题写了刊名，这些题名多在桂林白公馆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