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清真铎报》及《留埃学生专号》
《清真铎报》月刊创刊于1929年2月，创办人是白孟愚等。马适卿、马慕青任主编，纳忠任编辑，社址在昆明市正义路121号。办刊宗旨为：阐扬伊斯兰教义，灌输伊斯兰思潮，讨论伊斯兰教育问题。加强教胞团结，争取民族自立。开设栏目有：伊斯兰教义及伦理、伊斯兰教史料、回民教育、圣贤传略、国内外伊斯兰教消息，还有诗歌、散文等，1929～1934年出版约30期，1940年因编辑人员变动，曾几度停、复刊，1929～1940年共出72期，1945年再度复刊，标以新字至1949年9月停刊，期间纳仲明、沙德珍、马坚、纳忠、白寿彝、纳训等先后任主编。
1931年12月出版第27、28合刊《留埃学生专号》，有幸由纳家琍、沙维礼提供了专号复印本，已全部录入，供大家研读。这是了解中国派遣首届留埃回族学生活动的第一手资料。本文还收录了1945年后出版的《清真铎报》若干期，上有留埃学生活动消息多条。
（四）《成师校刊》
《成师校刊》原名为《成师月刊》，创办于1934年4月15日，是在教师指导下，由成达师范学校学生担任实习编辑、发行工作的刊物。《成师月刊》共出两卷24期，指导教师是艾宜栽、周仲仁等，实习编辑由马学仁、哈福贵等先后担任。1936年4月更名为《成师校刊》，为五日刊，每期4～8页不等，指导教师是谢澄波、周仲仁等，实习编辑有闪克行、马湘等，发行有丁在钦、马维芝等。《成师月刊》、《成师校刊》刊头均由校长唐柯三手书。1937年，学校南迁桂林停刊。1939年3月复刊，至第5卷第1期改回月刊，这时指导老师是马金鹏、马浩澄，学生实习编辑有金德宝、马全仁、马人斌等，该刊为16开本，机器平装，办刊宗旨随时局变化为：要本着本校的使命来完成自己的任务，重新走上兴教救国、抗战建国的途程……决定在中国回民抗战建国运动中，肩负起我们应尽的责任……
（五）《伊斯兰学生》
该刊由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1931年1月21日创刊，编辑主任是金子常，办刊宗旨是：练习文字、研究教义、提倡宗教教育、鼓吹爱国思想。不少主笔都成为留埃学生，如金子常、马坚、定中明、胡恩钧、张怀德、林兴智、马有连等。该刊创刊号封面是彩色图案：蓝色大海波涛滚滚，远处航船在破浪前进，灯塔指引航向，天际间月亮和繁星在闪烁。该刊1931年创刊，1936年停刊。每年一期共出五期，报道了第一届、第四届留埃回族学生欢送会的情景，并配发了达浦生、哈德成、宗棣棠与第四届留埃回族学生的合影，还连载了林兴智的《到埃及来》一文。
该刊是了解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活动的唯一资料。
此外，本文史料辑录涉及的期刊还有《中国回民救国协会通告》、《晨熹》、《伊斯兰》、《月华周报》、《回协》、《绿旗》、《怀圣》、《塔光》、《禹贡回教专号》、《中国回教青年学会学报》、《穆民》、《回教大众》、《伊理月刊》和庞士谦著《埃及九年》部分章节。这里不再一一介绍。
三、历史的辉煌
中国近现代回族史上回教团体派遣的留埃学生共6届33人，33人在当年中国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口中是个微不足道的数字，即使依1936年编制的英文版《中国年鉴》公布的中国穆斯林统计人口数48104240人，这33人也可谓是沧海一粟。但这33人，用他们的信仰、人品、学识创造了近现代回族史的辉煌：
1.他们是中国回教社团派遣留埃学生的先行者。创建了中国留埃学生部，以其聪明才智和对知识的勤奋追求赢得了爱大当局的赞誉，也为当代中国留埃学生打下良好的基础。
2.他们是中埃民间外交的开拓者。在他们的努力下，中埃友好协会创立，在开罗他们广交朋友，向当地学者介绍中国回教概况和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情况，为中埃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创造了条件。
3.他们是中埃文化交流的使者。马坚先生将《论语》译成阿拉伯文，马继高先生将叶圣陶先生的《稻草人的故事》译成阿拉伯文，庞士谦阿訇用阿拉伯文撰写了《中国回教》，海维谅先生用阿拉伯文出版了《中阿关系史》，以及庞士谦阿訇受聘在爱大做东方语讲座等，为埃及和阿拉伯世界了解中国文化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亦为当代中埃文化交流打下了基础。
4.他们是爱教爱国的践行者。出国前，他们宗教感情深厚，国家意识不强，在爱大的学习则使他们对“爱国是信仰的一部分”的教义有了再认识。阿拉伯国家反对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和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教育了他们，使他们跨越了单纯的宗教观念，最终将国家意识转化为爱国主义行动，既有脍炙人口的“中国回教朝觐团”的壮行，又有鲜为人知的为粉碎日寇妄图在西北建立回回国阴谋的“甘宁青抗宣团”。还有为保障抗战中运送物资的唯一通道——滇缅公路畅通，中国留埃学生部第一任部长沙国珍先生在花甲之年，受命赴缅甸各邦进行宣传慰问，取得丰硕成果。
5.他们的译著丰富了中国回族和伊斯兰文化的库藏。据不完全统计，几十年中留埃学生的各种著译约百种，其中：
伊斯兰典籍类：有《古兰经》汉译本三部，即马坚先生的《古兰经》汉译本、马金鹏先生的《古兰经译注》和张秉铎先生的《古兰经》汉译本。圣训经有两种，即马宏毅的《布哈里圣训实录精华》和庞士谦阿訇的《脑威四十段圣谕》。其他还有纳忠的《伊斯兰教》，马坚的《回教教育史》、《回教真相》、《回教基督教与学术文化》、《教典诠释》、《伊斯兰哲学史》，林仲明的《回教历史教科书》，庞士谦的《回教法学史》等。
史学类：马坚的《阿拉伯简史》、《阿拉伯通史》，纳忠的《回教与阿拉伯文明》、《黎明时期回教学术思想史》、《近午时期回教学术思想史》、《回教政治史》、《回教诸国文化史》、《阿拉伯近现代史》、《埃及近现代简史》、《阿拉伯通史》，王世明的《埃及独立史》，海维谅的《中阿关系史》，定中明的《回教黎明史》，熊振宗的《中东回教诸国简史》，林兴智的《回教遗产继承法》等。
文学游记类：纳训的《一千零一夜》，马俊武的《哈伊·本·耶格赞的故事》，熊振宗的《两狼故事》，林兴华的《卡里乃和迪木尔》，马金鹏的《伊本·白图泰游记》，刘麟瑞的《土地》等。
汉译阿拉伯文类：马坚的《论语》，马继高的《稻草人的故事》，刘麟瑞的《西湖民间故事》、《子夜》、《北京的传说》和《家》、《春》、《秋》等。
此外，庞士谦、马坚、纳忠、马金鹏、金子常、熊振宗等人还分别翻译过《穆罕默德传》。
6.他们是中国阿拉伯语完成从中等教育进入大学教育的奠基人、耕耘者。阿拉伯语教学在中国从经学教育到大学讲堂，经历了三个阶段，走过了50多个年头。1925年新式伊斯兰教教育兴起前，在清真寺，改良后的经学教育里一些开明阿訇在教经过程中已注意到阿拉伯语的实际应用（如笔译），这方面张子文、达浦生、王静斋、杨敬修、张鸿韬等阿訇不但注重实际，还编著了新课本，如杨敬修的《中阿初婚》等。1925年成达师范学校创建后，阿拉伯语教学在中国进入中等教育阶段。教学中聘请、吸收了张子文、王静斋、杨敬修、张鸿韬、马自成、庞士谦等新型阿訇。1932年后，又聘请了两位埃及教授授课，教材方面编制了新的《初级阿拉伯语》、《高级阿拉伯语》、《文法读本》和《教典教材》等。1934年，在马自成阿訇的主持下，制定了中国阿拉伯语教学史上第一份教学标准——北平成达师范学校回文课程标准。1936年成师派赴爱大留学生陆续回国，成为该校阿拉伯语教学主力，金殿桂、马金鹏、张秉铎、韩宏魁四位归国学子组成了中国阿拉伯语中等教育的最强阵容，张秉铎、马金鹏分别担任过该校阿拉伯文专修班主任。成达编制的阿拉伯语教材和制定的教学标准，一直被中国各回民学校，如重庆经学研究班、北平回教经学院和北京回民学院等使用至1953年。
抗日战争中后期，中国与阿拉伯世界交流日渐增多，阿拉伯语人才需求增大。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1938年教育部下令：中央大学、西北联合大学和云南大学三校设置阿拉伯语文及伊斯兰文化讲座。1939年春，云南大学聘请沙国珍先生担任此项讲座，这是阿拉伯语文进入中国大学讲堂的最早记录；1943年中央大学聘纳忠先生担任该校此项讲座，但这两次讲座均因传统观念作怪，生源缺乏，后无果而终。1946年北京大学创建东方语文系，下设阿拉伯语组，聘马坚先生为教授，至此，阿拉伯语教学完成了从中等教育向高等教育的过渡。这个过渡从1925年至1946年整整21年。同年南京东方语专也增设阿拉伯语，聘刘麟瑞先生为讲师，然而两校都面临生源问题，马松亭阿訇将准备送到埃及留学的重庆经学研究班毕业生11人送进北京大学学习，中国回教协会向南京东方语专保送了8名回族学生，至此两所学校阿拉伯语教学才正式开展起来。1948年，广州国立中同大学开设阿拉伯语，聘熊振宗先生为讲师。
1949年，新中国成立，外交、外贸、新闻等战线急需阿拉伯语人才，这为中国阿拉伯语高等教育大发展提供了机遇。继北京大学后，1954年，北京外贸学院设外贸阿拉伯语专业，聘马宏毅先生任阿拉伯语教研室主任。1958年，外交学院开设阿拉伯语专业，纳忠先生任系主任。1961年并入北京外国语学院。1955年中国伊斯兰经学院成立，庞士谦阿訇任阿拉伯语教研室主任。至此，中国阿拉伯语高等教育进入发展阶段。在纪念中国派遣留埃回族学生八十周年之际，我们更应追念中国阿拉伯语高等教育的开拓者：马坚、纳忠、沙国珍、刘麟瑞、庞士谦、马宏毅、熊振宗等早期留埃穆斯林学者。
四、曾经的沧桑
这支33人组成的回族精英团队，各成员间，由于信仰上的差距，政治观点不同，能力的大小、水平的高低和寿数长短的不同，在近现代中国回族和伊斯兰教史上演绎了不同的人生。历史诉说着他们的沧桑。
金殿桂先生，抗日战争中参加甘宁青抗日救国宣传团积劳成疾，1939年归真，年仅28岁；韩宏魁先生，1944年成达师范学校向重庆迁移途经贵阳，为保护学校资金被土匪杀害，年仅35岁；张有成、金子常两位阿訇，不忘出国求学初衷，不为名、不为利，终生服务中国伊斯兰教，在1958年宗教改革和历次政治运动中屡受冲击，但毫不动摇，堪称信仰楷模。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王世明、定中明等一部分留埃学生迁往台湾，与大陆学友分隔近50年。由于意识形态的影响，两岸学友出席同一国际学术研讨会，相见却不能相认，实为人间悲剧。
1957年反“右”扩大化，庞士谦、张秉铎两位被错划为右派，另一部分留埃学子虽未被划入右派，却成了内部控制使用人员。
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无一例外地受到冲击、批斗、劳改。马宏毅先生就是在这场运动中去世的。
他们中小部分人，因客观条件所限，未能获得发挥聪明才智的空间，如沙国珍先生等，留下永久的遗憾。
五、纪念与继承
80年过去了，斯人大都故去，由33名留埃回族学生组成的舰队，离我们渐远，他们的形象在人们的记忆中日渐模糊，但他们留给中国回族的文化遗产是丰厚的，留给后来者的思考是深邃的，留给我们的榜样力量是无穷的。他们人生中所折射出来的爱资哈尔气质和为国家、民族和中国伊斯兰教奋斗终生的精神，将激励新一代留埃回族学生沿着先辈开创的道路，为振兴国家、民族而努力奋斗。
这才是纪念的真正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