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壮举不但没有把水稻“高产卫星”放上天，反而使这颗“卫星”惨重地摔死在地上。“秋后算账”才知道，这块水稻“卫星田”的平均亩产是600斤，还不是饱满的，而是瘪瘦的稻谷。我后来才仔细想了一下，饱满的稻谷出米率为70%左右，这瘪瘦稻谷的出米率能有50%就不错了；就以50%算吧，600斤稻谷可碾出300斤糙米，但这300斤糙米是牺牲周围几十亩稻田才生产出来的；就以30亩计算吧，则平均每亩稻田只生产10斤糙米。稍有农业常识的人都会知道，水稻的秧苗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用种子培育出来的。如果再减去每亩地所用的十几斤饱满的种子，则这块“卫星田”空费了从播种、插秧、田间管理、移栽“放卫星”、收获等农事活动所用去的那么多人工，空耗了肥、水、种子等那么多资源，其产量结果应是负值！
放完了水稻“高产卫星”，已临近冬小麦的播种季节，显然，该是准备放小麦“高产卫星”的时候了。这一次，已不是像放水稻“卫星”那时在层层施压之下的仓促上阵，似乎有十分周密的计划。在学校实验农场选了两亩好地，计划把这土地深翻两米，再一层土、一层肥料相间隔地把两米深的土壤育得肥肥的，然后在上面精心播种经过精选的小麦种子，再覆土耙平，等待它们的发芽出土和茁壮生长。
上述过程的农事活动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首先说深翻土地吧，不用说那个年代，半个世纪过后的今天，世界上哪个国家有这样的先进农具可以直接把土地深翻两米？那时决定采用的方法是把这两亩地的土一层层地挖出来，还要这一层放在一个地方，另一层放在另一个地方，因为这是连普通农民都知道的常识：在深翻土地时，不能乱了土层，要上者仍在上，中者仍居中，下者仍在下，层层保其原来位置。而深翻两米，土层决不止上中下三层，而需要分更多的层。把两亩地两米深的土分很多层挖出来堆放在不同的地方，这工程是何等的浩大！
指挥者决定把全校学生分成三大组，三班倒，每班8小时，日夜奋战。我们班没有直接参加这深翻土地的战斗，是被分工到大明湖畔拉湖泥做“卫星田”肥料的，但我们都很好奇地经常领略那深翻土地的壮观场面：在被深翻挖土与岸上放土的两地之间，拉有一道道粗粗的铅丝，吊在铅丝上的土筐穿梭般的斜刺飞行；但见那红旗迎风招展，大红字的标语牌插立四方；在下面坑内铲土入筐的同学各个骁勇，在坑外把土倒在地上的同学无不奋力，而拉着绳子把土筐从坑下拉到坑外的同学高喊着号子，汗流浃背，头上冒着热气。到了晚上，这场面更为壮观，荧光灯、霓虹灯闪烁一片，宛若银河落到人间；通明的灯火照着同学们热气腾腾的涨红的面庞，一个个龙腾虎跃，人人都干劲冲天，波澜壮阔的热烈场面，连古典小说中所描写的“挑灯夜战，大战三百回合”的场面也显得大为逊色。
我们班虽不是放小麦“高产卫星”的主要劳动力，但去大明湖畔拉湖泥做肥料也十分重要，值的是夜班。大明湖畔距“卫星田”十余里，我们人拉大马车，生龙活虎，健步如飞。那真是跃进的场面，跃进的气氛激起我们无穷的活力。像我这等羸弱的身体，竟也能驾辕掌着载重两千多斤的大马车飞跑；更不可思议的是那些城市来的女同学，过去从来没干过农活，特别是像“小陆子”这样似乎弱不禁风的人，也能在辕旁拉着车飞也似的。我们八九人拉一辆车，整夜飞奔在大明湖与“卫星田”之间，汗水湿透衣裳却并不觉劳累，一顿饭撑到天亮也不觉饥饿。
那时的运动节奏很快，我们班完成了大明湖拉湖泥任务之后就另有分配了，没能参加小麦“卫星田”下一步的整地播种等工作。但后来知道，高年级的同学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一层肥料一层土相间地把两亩土地填平整好，再把精心选好的麦子一颗挨着一颗密密地种上。后来，麦苗密密麻麻齐刷刷绿油油地长了出来，煞是可爱。越过了漫漫冬季，迎来了明媚的春天，盼到初夏“喜获丰收”时节，同学们收割小麦上场，实打产量，无独有偶，这块小麦“卫星田”也是平均亩产600斤！不过这块“卫星田”并没有牺牲周围的田地，“卫星田”播种之后，其周围的田仍播种小麦。另外，600斤小麦比600斤稻谷好些；麦粒虽然瘪瘦，但可以连麸皮一起磨成面粉来吃，就是去掉麸皮，麸皮的营养价值也远高于稻糠。到1959、1960年时，我农村老家的亲人们如能吃上麸皮，谢天谢地，那是高级营养品了。
拿现在的眼光来评价1958年的“放卫星”“大跃进”，会觉得那是何等愚蠢可笑，不可思议。但不可忘记那是时代的特征。可以说，那时整个社会狂热了，人们都被激发得豪情满怀，雄心不已。不论是老年人，中年人，还是青年人，人人都意气风发，斗志昂扬；青年人更为非凡，报纸上极力鼓舞青年人要敢想、敢说、敢干，要发挥无穷无尽的创造力，创造出无比辉煌、前无古人的人间奇迹。那时流行的一个标语是：“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在农业上的一个响亮口号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除了这种舆论的鼓动，还有实际的例证，报纸上先是报道安徽省的小麦亩产3800斤，隔几天爆出湖北省的小麦亩产4000斤，再过几天是河南省的小麦亩产5000斤，还有小男孩笑容可掬地站在卫星田的麦穗上。
4.在疯狂年月里，谁都无法逃脱
1958年“大跃进”在农业上的重要标志是放“高产卫星”，在工业上则是大炼钢铁。但大炼钢铁不只是钢铁工人们的事，而是一项全民运动。
我没有直接参与大炼钢铁运动，因为那时的“运动”太多了，不可能什么运动都能参加上。但我却真实地领略了大炼钢铁的火热场面，那是因为我们下农村除“四害”时，要经过济南市郊大炼钢铁的阵地。
在创建水稻高产“卫星田”之前，我们参加了除“四害”运动。所谓“四害”就是老鼠、麻雀、苍蝇、蚊子。我们参加的具体行动是除麻雀。先是在学校的校园里，我们这些青年学生，全体老师包括老教授们，还有老师们的家属，尤其是活跃的小孩子们，家家出动，人人上阵，敲锣打鼓，高喊口号；举着捕虫网的，提着竹篮子（准备盛死麻雀）的，小孩子瞄着弹弓的，挥舞着顶端绑着小红旗的长长木棒的，“十八般兵器”都用上了。校园里一片喧嚣，喊声此起彼伏，偶见一只麻雀飞来，一片喊打，锣鼓喧天，这可怜的麻雀四处飞逃，却无处可落，竟从半空坠下地来，活活累死！我们在校园里这样战斗了几天，麻雀绝迹。然后，我们几个班的同学又被派到农村去。因为据想象麻雀一定都飞到了广阔的农村，晚上一定躲在窝里，所以我们受命在吃过晚饭之后，乘车奔赴农村。我们全班驻扎在一个村庄，趁夜分散到各户掏麻雀窝，却一只麻雀也没有逮着。还是我们班长的主意多，他建议去水井里掏。因为济南郊区农村的水井，周壁是用石块砌的，井壁上有许多大缝和小洞，还真的掏了几个，算是全班人奋战一夜的战绩。
掏麻雀窝的成绩虽然不大，沿路观看农村大炼钢铁的场面可真是饱了眼福。我们连夜出发去掏麻雀窝，去的是济南远郊，所经的大炼钢铁场面位于近郊。当我们经过这里时，车水马龙，交通阻塞，我们的车队只能且走且停，这正好让我们欣赏壮阔的大炼钢铁场景。
但见在宽广的一片农田之上，农作物几乎被践踏殆尽，只断断续续地可见一部分田埂边上长着杂草和残留的庄稼。在农田上，代之而起的是林立的炼铁小高炉。这小高炉形似坟丘，但略高略尖，零星散落。与这些小高炉相间的是一个个高大的标语牌，在灯光映照下，标语牌红底黑字分外耀眼。苍茫的夜色里，座座小高炉都冒着长长的黑烟，小高炉周围的人们穿梭般忙碌着，呼喊着。有的在搬运煤炭，有的在料理芦苇草和木柴。我们走在这宏大场面之侧的马路上，行人熙来攘往，夹杂有多辆木制独轮车，车上装载着柴草或土坯。因为道路上太拥挤，我们蜗牛般的行进速度，惹翻了性急的司机，他与一辆装有土坯的手推独轮车擦肩而过，并说了声：“不让路，我让你轱辘朝天看！”车过之后，我们回头张望，独轮车被挤翻在路旁，土坯散乱在路旁和沟里，可怜这推车的农民，又生气又无奈。
虽然只有不到一个钟头的观光，但在我脑海里留下的映像至今仍时时显现。其实我当时什么也不曾想，只是为这波澜壮阔的场景所感染，觉得这就是人间奇迹，“一天等于二十年”。只在那年寒假回家时，哥嫂们也谈到村里大炼钢铁的事，就把天下的事都连在一起了。我问哥嫂们咱村炼钢铁用的是什么矿石，出了多少铁。哥嫂们笑着说，用的“矿石”是各家各户找来的，开始是破铁盆、破锅、废菜刀，不能用的铁锄头、铁锨头，等等。后来这些东西搜完了，就把门铃铛、好的菜刀、洗脸盆也收走了。我问：“这些收走了，怎么切菜，怎么洗脸？”答曰：“切菜几家用一把刀，洗脸改用瓦盆。”我说：“咱家的脸盆不是铜的吗？”答曰：“他们不管是铜是铁，拿去都顶数。”我问：“他们是把收来的这些东西在小高炉里炼了吗？”答曰：“那当然。要不怎么能算大炼钢铁呢？”
大炼钢铁的发起者和组织者们不知是过于天真，还是无知、无奈，他们不认为这需要科学，需要设备，需要原料；认为只要敢想敢干，就没有人间办不到的事情，在用土坯垒成的小高炉里烧着木柴就可以炼出铁来；只要全民大干，有改天换地的气概，中国遍地就会流着铁水！
我们国家的事常常是这样，上面的一句话，就把下面的群众愚弄得六神无主，行为出轨，违背常理。其实，农民们虽然长年种地，不懂得炼钢炼铁，但心里仍然是清楚的，把能使用的铁家具扔进小高炉里再炼，如果真的炼出铁来，还得再打造成新农具，这种回头路不是走得冒傻气吗？何况，从小高炉出来的仍然是那一堆废铜烂铁！
5.大学“跃进”到农村去
1958年实在是“大跃进”之年，“跃进”的事太多了。如果说大炼钢铁，放稻、麦“高产卫星”等属跃进之举，还可以理解，但说山东农学院由济南迁到泰安也属“跃进”，或许现在的人们就不以为然了。要真正认识那迁校属于“大跃进”，还要从当时的历史背景说起。
前面说过，1958年毛主席在康生、舒同等的陪同下视察山东农科院，将了该院陈院长和全国农业科学家的军。同一天，毛主席还有一个重要指示：“农业大学办到城市里不是见鬼吗？”登在了报纸上。这话是毛主席对康生说的，所以，康生不仅把毛主席的这一指示奉若至宝，而且见诸行动，当做令箭。这令箭第一次发威，首当其冲的当然是山东农学院了，你山东农学院办在济南城里不是见鬼吗？康生对毛主席指示的“得力贯彻”，令舒同为首的省委一班领导慌了手脚，当时的山东农学院犹如热锅上的蚂蚁。你想想，那时贯彻上级领导的指示尚且要雷厉风行，更不用说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你当地的亲自指示了。所以不久便作出了决定：将山东农学院全体下放到泰安。
现在的人们会说，泰安不也是市，而且是漂亮的旅游城市，怎么会是农村呢？其实当时的泰安算是一座小山城，人口稀少，市容破烂，和农村一样。它只有一条街道，街道的路面起伏蜿蜒，只中间有石砌的一个窄条可供行走。这坑坑洼洼石砌窄条两边，有流着脏水的两条小“溪流”。街道两旁的茅草房似乎难以遮雨挡风，偶见几排瓦房，亦显得破旧凋敝。也有一些店铺，均门面低矮窄小，没有什么招牌，或者在门框的一个上拐角挂以笤帚、木碗、煎饼等充作招牌，可称为“笤帚店”“木碗店”或“煎饼店”等。店铺门可罗雀，店铺的主人们百无聊赖地站在或坐在门口，穿着农民装束的衣服，犹如置身于“大跃进”之外的世外桃源。
迁校的命令一下，最忙碌的还是我们这些精力充沛的学生。我们参与搬家的动作实在麻利，桌、凳、实验台之类的东西直接装上人力车运往火车站；仪器设备装箱之后再运。仍然是三班倒，一天24小时连轴转。我们班仍然是夜班，拉着车飞奔于学校与火车站之间，劲头儿并不比到大明湖畔拉湖泥时差。让人兴奋的是又加了夜餐，而且可以放开肚皮吃。在距济南200里的泰安火车站与新校址之间，有另一帮同学干着与我们一样的事。想来年轻人的青春活力是多么可贵，只一个多星期，偌大的一所学校就搬迁完了。
与我们搬至泰安的同时，原在青岛的山东大学搬进了我们的地盘。
无巧不成书，我大学毕业到了宁夏工作之后，恰好有位与我同届的山东大学生物系毕业的，也分到我所在的系，我们成了好朋友。后来，我和他开玩笑说，1958年我们从济南搬到泰安，你们从青岛挤进我们学校，当时我可恨你们了，特别是恨那些提着显微镜、目空一切、面带骄傲笑容的，你当时是否也是这样的？他说：“是啊，你恨我们，我们又恨谁呢？我们离开那么美丽的海滨城市，到你这又土又破的济南市东郊，这种瞎折腾也够令我们心中不平的了。咱们是一根藤上的两个苦瓜，命运一样，应该相惜相怜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