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农学院是全国农科高等院校第一个迁往农村的。显然，这一壮举在贯彻毛主席指示方面起到了带头和推动作用。此后，全国各农业大学纷纷迁校到农村。南京农业大学迁往江北的新址，江西农学院迁到井冈山麓，与已坐落在那里的为毛主席所赞赏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合并，河南农学院迁往郑州以北曹操当年打猎的地方，浙江农大来了个新花招：与浙江省农科院合并，没出杭州市。但这些学校都留了一手：保留了原来的旧校址。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之后它们又能纷纷迁回原址，只剩下“领头羊”山东农学院无路可退，在泰山南坡上“啃草”了。
我们迁校到泰安，利用了山城以北泰山脚下泰安地区党校的旧址，原来的红砖红瓦小平房一排比一排高地坐落在泰山南坡上，被用作我们的教室、实验室和宿舍。学校的土路崎岖不平，路旁有山水冲刷所留下的沟溪。走路要小心石子绊脚，还要注意荆棘牵衣。虽然在这里可以呼吸到清爽宜人的新鲜空气，但由于城乡差别所带来生活水平的下降却让我们难以适应。济南是省会大都市，市民、学生的口粮供应80%是细粮，在济南时学校伙食办得活，把一部分籼米也买来顶了粗粮，这样，只每星期六吃一次粗粮，其余全是大米白面。到了泰安，正好相反，80%是粗粮，20%是细粮。这粗粮已不是济南的玉米、豆子、小米，还包括红薯面和地瓜干。我们常吃红薯面窝窝头和煮熟的地瓜干，吃玉米面窝窝头也算改善生活了。蔬菜和肉食的供应也不能与济南相比。所以我们的伙食在济南是天上，在泰安落到地上。
艰苦的生活并没有吓倒我们，我们总算安顿下来开始上课了。其实这不过是把课堂由城市搬到了农村，只要努力，克服困难，照样可以学习。另外，从春天“除四害”捉麻雀开始，夏季放水稻“高产卫星”，入秋放小麦“高产卫星”，迁校下放泰安时，已是深秋季节，我们经历了一个又一个的“跃进”，心已疲惫，“天道之数，至则反，盛则衰”？我们多么渴望能安静下来从事学生应操守之学业啊！
但事与愿违，我们并没有平静几天，不知是上级的指示，还是学校的自我表现，认为我们下放到泰安还不够农村，不够艰苦，贯彻毛主席指示还不够彻底，于是我们这些学生连同部分教师又分别被下放到农村劳动，我们班被下放到曲阜以南的宁阳县，与我班一起下放的还有农学院一院之长，兼中国农业科学院烟草研究所（设在山东省益都）所长、全国著名烟草专家陈院长。
6.名不正的下放劳动
按照学校的指示，我们下放到宁阳县的目的和任务是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历史前进到1958年，似乎还没有提出“知识分子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但山东省先这样做了。要不山东省怎么能与河南、湖北、安徽诸省相互比拼着争当全国“大跃进”的标兵呢？
我们到达宁阳时，已是深秋季节，大田作物多已收获，只留下村边稀疏的几块大白菜地，绿莹莹地展现出一些生气。田地里似乎没有什么活可干，但那是非凡的“大跃进”年代，记得在房东大爷带领下干的第一个活是积肥。我们用镢头把路边带草皮的土刨起，用铁锨将之集成堆，然后用小车拉回村里的场地上堆积起来。这些带草根的土能否肥田姑且不论，“大跃进”么！我们是五更摸黑起来，头一次下地，不知黎明前的寒冷，衣着单薄，肚里空空，冻得直打哆嗦。说来年龄是个宝，年轻就是好。我们抡起镢头拼命干上一番，身上就冒出了热气，直干到日上三竿，才收工回去吃饭。
虽然从春天开始，我们在学校内的各项“跃进”中干的都是体力活，但有一日三餐，能吃得饱饱的。每日有固定的休息时间，过些日子还能歇上几天。下乡来就不同了，肚子吃不饱，天天干重活，这对我们是严峻的考验。
刚下来时，学校为我们班派了一名炊事员，借了农村两间房子，自己起灶。尽管学生每月有36斤的定量（按轻体力劳动规定标准），但没有什么蔬菜和副食，天天干重活，仍是不够吃的。而且为了适应农村一日两餐的习惯，我们也改为一日两餐。不过那位炊事员十分体贴我们，想办法让我们吃饱。早晨以干粮为主，兼有稀的；晚上以稀为主，少有干的。特别是晚上的玉米面稀粥，不限量，想喝几碗就喝几碗。我们干了一天的活，背痛腰酸，晚饭时聚在一起，总是说笑一番放松自己的筋骨。最好笑的是同学之间喝玉米粥（当地叫“糊涂”）的“比赛”。女同学并不少喝，因为她们同样干的是重活，我和“大王”总开“小陆子”的玩笑：“你喝几碗了？”“五碗，还要喝呢！”“大王”说：“你还是不行，看我，七碗！”那时用的碗不是现在家里用的细瓷绣花小碗，而是粗瓷大碗，如把六七碗粥倒在一起，足有一小盆了。但这绝不会撑坏肚皮，因为一边吃一边说笑，一顿饭吃上半个小时或四十分钟，再是干完活十分干渴，需补充大量水分，几碗稀粥既是饭，也是水。
这样欢快的日子让我们度过了严寒而漫长的冬季。晚上有七八碗稀粥垫底，没有烤火条件的屋子再冷、被褥再单薄，年轻人的火力还是顽强地抵御了寒冷的侵袭。幸好学校没有因为下放而取消了寒假，但当过完寒假从家中回到下放点时，情况大变。
1958年将是永垂史册的一年。因为除了放“高产卫星”、大炼钢铁等的一系列“大跃进”，还有新生事物层出不穷。全国农村食堂（当时有个说法：公社食堂是人民公社的心脏）就曾是遍地开花的新生事物。我寒假回家，亲身感受到这新生事物不过是某些大人物们异想天开的共产主义的一个泡影，这将在后面细说。
全国农村从1958年开始大办食堂，大多数省在1960年秋季才开始相继关闭。但我们下放的这个村庄例外。为了延续春节的习俗，村里给各家发了点粮，让各户自己起火数天。但这几天过后，食堂没有再开，原因是夏、秋收季节只顾“大跃进”了，庄稼没有种好，没有管好，更没有收好。各生产队的仓库里并没有存多少粮，这些粮放在食堂里吃，维持不了多少天。我所在的这个生产队就带了个头，把粮食分到各户，自己起灶，这既解决了食堂难以为继的局面，又鼓励各家节约自救。这个带头人就是我的房东，他是生产队队长，转业军人，上过朝鲜前线，共产党员，贫农出身。可能是他身上的这诸多光环让他有恃无恐，作出了逆潮流而动的决定。这个村庄远离县城，地处偏僻，也算“天高皇帝远”了，食堂偷偷解散，顺乎民心，并无人告发，就沿袭下去了。
我们寒假回来，按学校指示，要坚持“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我们被分散到贫农家里吃饭，这样一来，我们才真正尝到了饥饿是什么滋味。因为此时的贫农家里，每月分不了几斤粮，我们带去的每月36斤定量，倒是对各家的接济。但我们要“三同”，不能特殊，不能多吃，每日两餐，稀粥里夹着几片菜叶，几只小胡萝卜，还不能像自己起灶时一喝七八碗，而是喝了两三碗，就不好意思再喝了。饭后不到两小时，肚子空了。那时我们下放的口号是“要抢重活干”，特别是饭前的几小时，肚子里猫咬狗啃，眼前直冒金星，腰带勒紧了再勒。但时间走得真慢，十分钟比一个钟头还难过。好容易到了收工时间，虽能舒一口气，可这沉重的双脚只能不争气地拖着那有气无力的躯体。
在与贫农“同吃”方面我算是同学中最幸运者之一。我和一位女同学被分配到队长家里吃饭，他就是那位顺水推舟解散食堂的共产党员。人很能干，善于组织生产，能发挥每个社员的积极性，什么重活都身先士卒；又对人亲善，老实厚道，我们总亲切地称他为“忠宝哥”。我俩在他家吃饭，他从没有把我们当外人，但也总把好的让我们吃。我俩享受了别的同学享受不到的待遇。每日两餐，房东大嫂掌着我俩的饭碗，一碗刚刚吃完，她就夺过碗去盛下一碗。量上能吃饱，碗里还有硬实的真货：鲁西南农民吃饭的一个习惯是稀粥里煮菜和“呱嗒”，稀的干的盛在大碗里一起吃（原本男人们还要把饭碗端到大街上，蹲到最高处吃，以向人显示吃的是什么）。菜包括白菜叶、胡萝卜等等。“呱嗒”就是玉米面做成的饼，只不过不是烙熟，而是放在玉米粥里煮熟。我俩每日两餐，都可以吃一个“呱嗒”，这是在别家的同学们偶尔才能享受到的待遇。与我在一起的女同学又对我特别关照，经常把自己的“呱嗒”用筷子撮下一块，趁机偷偷扔进我的碗里，这样，我的享受又多了一份。在那个粮食贵如金的年代里，同学这样无私地照顾我，让我无比感动，这件事我至今仍牢记在心，不忘这位同学的恩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