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莱阳城念书的时候，按说我们国家的“三反”运动还在进行，但我们这些青年学生仿佛是身处世外桃源，只全神贯注地学习、生活，切实体现了学校“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那时候没听说过“政治气氛”这类词儿，但从校长到老师总是营造一些氛围，把我们的学习劲儿鼓得足足的。每天的上、下午都上课，晚上还有两节自习。班主任老师经常在晚自习时间来讲讲学习纪律、注意事项等等，每天的弦绷得紧紧的。遇到较大的活动，如农事操作实习、教学实习等，都由管教学的副校长亲自作动员报告，然后我们全班写决心书，两班之间或班内各小组之间相互写挑战书，等等。例如，一年级下学期的农事操作实习，其实就是到学校的农场参加农事活动一个月，干干农活，对农业生产有初步感性认识，这对出身农村的孩子来说，早已耳濡目染，亲身经历过。但在实习之前经过动员报告，写挑战书、应战书等一系列活动形成了一种紧张热烈的氛围，在去农场的路上背着行李，队列整齐，一路高歌，使你再不会认为农事操作实习了无新意，而是满腔热情地投入了。实习期间，每人、每个小组都很卖力，争取表现好，还利用休息时间主动到农工家扫院子、挑水、帮干零活等。实习结束之前，写感谢信，用大红纸贴出去，感谢农场领导和工人师傅的教诲和热情接待等。总之，学校的一切活动，气氛都很热烈，同学们都很积极。在这些过程中，全班的决心书、挑战书、感谢信等，都出自我手。我的笔杆子在渲染每次活动的热烈气氛中发挥了作用，我也因此而感到荣耀和自豪。
二年级时，基础课已经结束，开始上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如农田水利学、农作物病虫害防治学、养蜂学、作物遗传育种学、作物栽培学等。农村长大的孩子，对庄稼太熟悉了。当时我的心理状态是：出门求学，应学些新鲜的“大学问”，庄稼地里有什么学问？所以对开设的这些课程总觉索然寡味。但为了考试，学校又管得严，只得学，当然不会有念初中时那种乐而不疲的劲儿。如农作物病虫害防治学讲昆虫的卵、幼虫、蛹、成虫四种形态的特征、发生规律、防治措施等；病害的外部特征、发病和流行特点，防治措施等，一条条都要死记硬背。作物的病、虫种类繁多，一个个地背下来，怎不令人头昏脑涨？讲作物栽培学的那位老师，操着难懂的南方口音，死死板板，老一套地讲各种作物的名称、植物学特征、生物学特性、栽培技术措施等，这对农村孩子来说，太乏味了，上起课来总是昏昏欲睡。农业经济课的内容是苏联的那一套，老师讲得唾沫飞溅，学生听起来枯燥无味，特别是记账、倒账那一套作业，这哪算是什么学问！实在是把人折磨得够呛。只有养蜂学颇能引起我的兴趣。那位老师讲得也风趣，特别是讲到蜂王、工蜂和雄蜂的生活习性等，他把讲课内容编成一个个小故事，如工蜂站岗守门，誓死卫家，工蜂的勤劳勇敢，工蜂的舞蹈，蜂王晴天出游“择夫”，等等，我们都听得津津有味。老师还头戴网罩亲自作养蜂操作演示，就像地道的养蜂员一样，令我们十分钦佩。
我对各门功课的学习虽非兴趣盎然，考试成绩却是全班数一数二的。那时考试基础课采用百分制，考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大多采用从苏联学来的五级分制，我的成绩都在90分以上或五分。三年下来，只有农业经济学和作物病虫害防治学两门功课是四分。
如果说我念初中时头两年默默无闻，最后一年一鸣惊人，那么念中专的一开始就是班上成绩突出的。我除了自己的功课，还有一个重要任务是帮助班上学习较差的同学。因为在入学半年之后，两班各插入了六七个从部队转业的女生。她们在部队里是文艺兵或做文秘工作的，初中只念了一两年，从小在城里长大，五谷不分；年龄又大我们三五岁。由于这些原因，她们学习起来非常吃力。班主任就在班里点了六七个学习较好的同学，以一对一的形式帮助她们赶上功课。我是被班主任点出来的一个。所帮的是班里年龄最大、学习基础最差的一位同学。其实，帮助同学对自己也是督促。这样，上课时我不仅要仔细听讲，把老师讲的都听懂，还要融会贯通，把老师讲的内容再由浅入深地表达出来，使她们能真正明白。每天晚自习，我用一节课的时间自己学习，另一节课帮助同学复习。那时周末只休息一天，每个星期天的下午也都帮助同学复习。学期考试前，任务更繁重了，除了自己准备考试，还要帮助她们把课程的重点难点和全部内容系统地复习两遍。这样做了整整四个学期。那时同学之间的友谊十分纯真，都乐于助人，耐心细致，不求回报。这些女同学多是党、团员，我帮她们学功课，她们督促我“思想进步”，晚饭后趁散步的时候与我个别谈话，指出我政治思想方面的缺点是没有主动靠拢组织，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把我当成入团对象来培养。
在中专的学习生活仍然十分清苦。大约从1953年开始，国家对粮、棉、油实行“定产、定购、定销”的所谓“统购统销”政策，干部、城市居民和学生都实行粮油定量供给。当时学生的粮食定量是每月30斤，按照现在的生活水平，当然是足够了。可那个时代，没有副食，每星期只星期六中饭有一次生活改善：窝窝头换成了白馒头，能分上几小块肉。人正当青年，便总是吃不饱。但那时同学之间的真诚友谊和无私帮助不是口头上的虚词，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那时吃饭，天天顿顿的窝窝头和星期六中午的白馒头分大、中、小三等。饭量大的男同学吃大的，饭量小的男生和大多女生吃小的，其余较多的人吃中等的。这大中小是同学之间谦让出来的，是纯真友谊和无私帮助的体现。大多女生和饭量小的男生并没有计较自己的肚子也没有吃饱，却要从30斤定量中省出一部分给别人，饭量大的男生却天天顿顿都感到来自同学之间的关爱和温暖。虽然主食天天不变，但菜的花样却有改善。校长和老师特别关心我们的伙食，还让学校的农场种菜供应伙房，增加花样，降低价格，所以念中专时虽然天天只吃八成饱，却比初中时改善了不少。
念中专不交伙食费，靠国家供应，对我是极大的解放。这样，家里给的几个零花钱我除了买必需的文具纸张，还省出来买过几件“洋布”衬衫，当然还是穿家里织的土布为主。每学期的中间也需回家取换季的衣服，莱阳城离家90华里，加上学校离城的距离，将近100里，都是步行。放寒、暑假时也是这样，我背着行李，起早赶路，摸黑回家。其实那时想坐公共汽车也不行，因为公共汽车只在各县城之间通行。
三年的学习生活很快就要过去，我做好了心理准备，到县上当一名农业技术推广员。我当时想，农民不一定欢迎我，因为农民有技术，你不去推广，他们照样会把田种得好好的。老师不是经常教导我们要放下架子，虚心当农民的小学生吗？我想，到了县上之后，我将是多重身份，既是老农的学生，又是技术推广员，还要承担各种社会工作，因为我在三年内曾两次承担附近农村的夜校教员和扫盲班的教员。正当我对未来的生活充满想象，充满矛盾，有些畏缩又要举步向前的时候，一件令我意外而又十分振奋的事情发生了。
在毕业考试期间，副校长刘翼飞亲自到教室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说山东农学院（现山东农业大学）要求我校保送品学兼优的毕业生5名（后来又增加为10名），不需入学考试，直接入学。学校已决定选我去，问我是否愿意。我听了刘校长的话，顿觉兴奋无比，这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我当时痛快地答应：“我去！我高兴去！”
我是刘校长的第一个谈话对象，从校长的办公室出来，打心眼里高兴。同学们看出我高兴的表情，但不知道是为什么。此时我心潮澎湃，激情似火。我初中毕业没有听姜老师的话去考高中，以为今生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但这机会自天而降，来得突然，不曾料想，我要上大学了！我多么感谢国家，感谢学校，感谢她们对我的器重和期望。我要去好好学习，不辜负国家对我的培养！
我立即写了一封家信，告诉父母和哥嫂们学校要保送我上大学的事，想给家里人一个惊喜。不想过了七八天，大哥从家里骑自行车赶到学校，说家里不同意我上大学，因为父母年老，无力供我上学。是的，在这之前，我家已经分家，哥哥们各自立户；我因年少，仍与父母一起。父亲年逾古稀，母亲体弱多病，无力供我上学。听大哥的一席话，犹如凉水浇头，想家中也确实困难。但我仍不死心，只好再去找刘校长，说家中不让上。刘校长笑着对我说：“这么好的事，别的同学想去也没份儿，你还不想去？”我说不是我不想去，是家里不让去，因为供不起。刘校长又笑着说：“你快去问问你大哥，你上了大学之后，要不要每月往家里寄钱？”我接着说：“国家保送我上大学，就让我感谢不尽了，哪敢要求再往家里寄钱。”刘校长又苦口婆心地说：“只要你不需要每月向家里寄钱，你上了大学之后不需交伙食费，每月有助学金，零花钱足够。冬天可以申请棉衣棉裤，再有困难，还可申请补助，你用不着花家里的钱就可以把书念下来。”经刘校长这一讲，我心里有了底，国家给我创造这么好的条件，为什么不去？通过念高中而上大学的机会错过了，这次机会我一定不能放过。虽然这个大学不一定符合我的理想，但农业大学也是大学，我这辈子一定要跨进大学的门槛！
我回到寝室对大哥斩钉截铁地说：我一定要上大学，我不花家里的钱，国家培养我，我不能辜负国家对我的培养。大哥看我下了决心，才从腰里掏出30元钱给我，说：“那你就去吧。”原来是家里做了两手准备：不去最好，实在劝不回来，就让去吧。大哥把家里刚好要出圈的一头大肥猪卖了，又凑了些钱，共30元，就赶来了。家里对我的支持，让我转忧为喜；尤其是大哥，他已与我分了家，可以不管我，但他没有那样做，他以切实的行动表达了对弟弟的关爱和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