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上午，郝滩报，贼已抓获。押来后，余一见便傻了眼。这是一个身体十分瘦弱的小男孩，因受惊吓正缩在墙角发抖。完全没有想象中的大膀圆腰、络腮胡、滚刀肉。余系文员，轻不办案，忙了两日，动用了那么多力量，擒来得竟是这等货色，未免有些失落。询问得知，这小子本地人，爹死娘嫁，四处流浪。那夜窜入客栈，见一屋挂营业室牌子，猜应有钱。捣鼓半晌，竟推开门头上一扇小窗，遂利用瘦小优势钻入。巧的是桌上抽屉也未落锁，便顺手牵羊后逃之夭夭。案情告结，人赃皆获，但这小子才十四岁，未到刑事年龄，无法捕办。恨不过，拉起来照屁股蹦了一脚喝道：“回家老实呆着！下次捉住你，定不轻饶！”这小子跑得比兔子还快，一出门便没影子。
关起门来，哥几个着实狂笑了一番。尤其是安边老张，半天都没直起腰来。随后到客栈交割了追回的款子，吃了店家慰劳的海杂烩和油旋饼，便打道回府了。
当年捕快遇惯盗，劫掠库银夜奔逃。
号令一声四乡动，壮勇百二八面抄。
小村暗哨隐树丛，大漠奇兵出驼道。
案破之日抚额笑，悍匪原为一贼毛。
2009年7月于定边
也说晋商等帮
不知何时，以晋商为代表的所谓古代四大商帮充斥舞台，人们喋喋不休地重复那些曾经的辉煌和荣耀，甚至有不少同姓者千方百计认祖归宗，不免让人有些耳噪心烦。近日读了些关于古代商帮的文章，又去山西晋中走了一圈，游绵山、逛古城、看大院，与晋商的文化遗存作了近距离的接触，有不少感慨，也勾起一些想法。
作为商家，晋商无疑是成功的。时至今日，我们仍能从晋中那繁华的古城和林立的大院，看到他们昔日的影子。他们何以能成功，无非这么几条：一是生活所迫。农耕时代的山西从来就不是个农业发达地区，但受元末明初的那场战争的波及较小，人口得以剧增，明时曾达四百万。山西那“亩不足斗”的贫瘠土地根本就养活不了这么多的人，只好离乡背井外出谋生，于是便硬是在绝境中闯出了“走西口”这条血泪斑斑、白骨累累的创业之路。二是吃苦耐劳。晋人的吃苦精神是出了名的，他们无论日后如何发达，最初几乎都是推着独轮车、挑着货郎担、摇着拨浪鼓、操着山西腔吆喝生意的小贩。生意小并不意味他们真得穷，其实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富得流油的殷实人家。三是善于理财。这也许是山西人遗传基因的优势，他们对钱财敏感得很，盈亏得失，毫厘必较。就连三岁小孩都知道“零钱攒总钱、小钱换大钱”，“蛋生鸡、鸡生蛋”的道理。那“汇通天下”的票号能诞生于三晋大地绝非偶然。四是克勤克俭。关于山西人的“抠门”，坊间有许多笑话，其实那正是他们的美德。在山西，即便是“大院”里的那些主，日常饮食仍是小米粥、山药蛋，来客过节才会稍加改善。相形之下，那些徽商、湖商、粤商奢华靡费、声色犬马，一般人想都无法想象。老话说“富不过三”，而山西人就是十代不衰的也屡见不鲜，这与他们的勤俭传统有很大关系。五是天时地利。山西自古以来就是内地通往边塞的桥头堡和物资集散地。明代负责北方防务的九边驻军最多时超过百万，清初对西北的几次征伐也都是由山西进得兵，那庞大的军需物资就是由山西商人供给的。在和平时期，北方游牧经济与内地农耕经济的长期交流融合，也为山西商人创造了得天独厚的商机。正是靠这大量的边贸生意，才成就了晋商的昔日辉煌。晋商是个群体，它的荣耀是多少代山西商人用自己的心血与汗水、成功与失败换来的，所谓的乔家也好，祁家也罢，只是这个群体中的代表而已。然而历史总是垂青成功者，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
以上几点算是对晋商特殊性的扼要分析。而从一般意义上看，他们又毫无偶然性、特殊性可言。在历史的长河中，几大商帮的起起落落都不是孤立的历史现象，总是和他们植根的封建土壤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是同一块土地里长出的东西。如果说封建社会是大树，那么这些商帮就是树上的果子。没有土地就没有大树，没有大树何来果子？他们产生于同样的文化背景，又终结于同样的历史原因。谁也不能例外，这是一条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铁律。没什么假如当初“如何如何”，现在又能“怎样怎样”。指望他们不要奢侈，不要腐败，用赚来的钱扩大再生产，甚至把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这和假设共产党在中国大地上早产生五百年有什么两样？
晋商等古代商帮是成功的、辉煌的。但这成功、这辉煌毕竟是属于老祖宗的，和今天的你我有关系吗？如果是诚心诚意的向老祖宗学两手真本事，这无可厚非。但如果是想利用老祖宗的那些事给自己贴金子、赚银子，这样的子孙不是太没出息了吗？
2009年10月于榆林
陕北民歌品着听——写在青歌赛期间
自从一种被叫做“原生态”的歌出现后，陕北民歌一枝独秀的局面终被打破，昔日的辉煌也风光不再。虽说陕北人脸上有些挂不住相，但平心而论，又不能不承认这是进步。既然当今这个社会是多元的，它的文化就一定也是多元的，哪有一家独霸天下的道理？各地各民族的文化共同繁荣，咱这社会才能和谐发展。
现在的青歌赛内容越来越丰富多彩，而赛期也越拉越长。就算是再有耐心、再“铁杆”的观众，也很难一场不拉的看下去。反正我是肯定不行。抽空看了几场，陕北民歌就听了两首，总体感觉平淡一些，不过瘾。
吉林歌手唱的《新编赶牲灵》音色甜美，技巧娴熟，就是陕北味差点。何至于此？原因很简单：不了解陕北。假如有评委现场发问：赶生灵是干什么？我想歌手未必答得上来。这样感觉和节奏就很难把握的准。“赶牲灵”是什么？是干营生，讨生活；是锅里米，身上衣；是风餐露宿，是昼夜兼程。既然是生活使然，就容不得你晃晃当当，慢慢悠悠，游山逛水似的。否则就得去喝西北风，还顾得上打情骂俏？不了解这点生活背景，你的感觉能找准吗？感觉不对节奏自然就不对了。难怪能把靠驴蹄马脚讨生活的事唱得那么舒缓、悠闲，那感觉赶牲灵的人不是跋涉在弯溜溜地山道上，而是溜达在平展展的马路上。这首歌的第二点不足出在新编上。一首经典的传统民歌，你非要新编，不是说不能新编，我只是怀疑你编得那玩意儿还能叫民歌吗？更何况你编得也确实不怎么样，不要说抓住观众打动人心，就连旋律和歌词是什么，我都没印象。咱就说那首叫《老鼠爱大米》的网络歌曲，就那么几小节旋律，几个字的歌词，连三岁小孩都知道。而你费了半天劲，观众愣是过耳即忘，这事多少有那么点出力不讨好了。
唱片总公司的陕北歌手王二妮唱得是原生态版的《当红军的哥哥回来了》。这是一位土生土长的陕北姑娘，演唱驾轻就熟，陕北味十足，这没什么好说的。我想探讨的是，就这首歌而言，怎样理解和把握它效果会更好一些。这同样需要对歌曲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它演绎的生活场景有准确的理解。这首歌流传于三十年代的陕北，那是一个兵连祸结、官逼民反的年代，还不是一个能开风气之先的年代，男欢女爱还只是埋在心里的事。歌曲告诉我们的生活场景应该是：大山沟，窑洞里。夜深人静，一灯如豆。一位少女（抑或是少妇），一边纳着鞋底（抑或拍着宝宝），一边思念着“闹红”的哥哥（抑或是丈夫）。于是心里话变成了闺中歌，如泣如诉，似有似无。渲染如此恬静优美的意境，柔声细语、低吟浅唱显然要比陕北民歌传统的高亢嘹亮更合适一些。至于伴奏，似乎也是越简单越好，一支单簧管或民乐中的管子或低音唢呐足矣，那些噪耳的锣鼓声在这里只能是蛇足。歌手何妨勇敢一试？我想总不至于壮烈牺牲吧！
民歌是乡土文化的代表，有着极其鲜明的人文特色和地域特色。这些特色常常是无法移植和复制的。像那些久负盛名的地方土特产一样，完全是由“一方水土”造就的。那是它们的根，它们的魂。
陕北自古地广人稀而又地瘠民贫，长年劳作在山野里，养成了陕北人淳朴、憨厚、率真的性格。不断融入的北方游牧民族血缘，又使陕北人多了几分豪爽与剽悍。这些都给陕北的歌烙上了深深地印痕。为什么陕北民歌能在20世纪成功流传，因为当时有了解陕北历史，熟悉陕北生活的艺人和观众。他们之间的沟通和共鸣是轻而易举的，所以才有台上唱，台下哭的动人场面。然而，历史总在义无反顾的向前迈进。时至今日，当年“三哥哥”与“四妹妹”隔沟对唱的那些圪梁梁早已不是旧日模样。他们的子孙们也早已摘掉羊肚子手巾，蓝花花头帕，西装革履的坐在了华尔街的交易所里。陕北的历史是祖先们的，对这些后辈来说，那只是一些陌生的、久远的传闻而已。于是，陕北民歌的生存危机便实实在在的发生了。
在这个大背景下，我们对那些年轻的歌手横挑鼻子竖挑眼似乎太过苛刻了。陕北的过去对他们来说毕竟太遥远了。他们唱陕北民歌或许只是因为它好听，他们唱得轻松是因为他们活得轻松，他们的歌里没有苍凉感和厚重感是因为他们的生活里没有悲苦与沉重。难道这有什么不好吗？我倒宁愿是这样！
陕北民歌的发展正面临挑战！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现代文明对传统文化的必然冲击。在历史的大潮中，任何一种文化现象，即使再优秀，也不能避免由盛到衰，由辉煌到没落的过程。有一天，当红极一时的陕北民歌静静地躺在艺术馆的资料库里的时候，我们不必扼腕而叹，而应该欣慰它的新生。因为从融入中华民族主流文化的那一刻起，它真正的永恒了！
2009年9月于银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