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则栋先生是一位名人，而且是一位特殊的名人。他从普通的运动员到著名的运动员，从著名的运动员到国家体委主任，再从国家体委主任到监护审查对象，最后再从监护审查对象到普通体育教练员。他的人生之路是衄折迂回的，大起大落的，也是充满了甜酸苦辣，悲欢离合的。
当年，他在乒乓球单打项目中，既获得了世界的“三连冠”，也获得了国内的“三连冠”。这，至今为止，在中国运动员中是没有的，在世界运动员中也是没有的。另外，他由于“文革”中的种种原因，被监护审查囚禁了四年之久，作为一个运动员更是不多见的。
我和庄则栋可以说是老相识了，但是几十年都没有什么来往。早在五十年代末期，他作为一个青年运动员刚刚从欧洲打比赛回来，曾被邀请到北京人艺来表演，当时是我负责接待的，有过一些接触，后来我们就一直没有来往。近日，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和他又相见了。我们从历史到现在谈了许多。他给我的印象是，经过生活的反复磨炼，已经变得相当成熟，对于人生的认识、理解和领悟都要比常人更加深刻一些。
分手的时候，他热情地送给我一本由他和夫人佐佐木敦子联合执笔写作的，刚刚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书《庄则栋和佐佐木敦子》。他说，这部书里包容了他的多半生。
我是迫不及待地一口气读完这部三十多万字的书的，这里把自己感受最深的一些章节介绍给读者，让我们共同分享，让我们共同走近这样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
一个美国运动员，在偶然的情况下，登上了中国运动员乘坐的汽车书中讲了这样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发生在二十六年以前一个春季的日子里。
在名古屋举行的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期间，有一天，我们要从藤久观光饭店乘车去体育馆参加比赛。这个饭店是中国代表团包下来的，我们都登上门前的大巴士汽车。正当我们的车刚要关门启动时，突然一个小伙子冲上车来，车门关紧了，车子开动了。那个小伙子留着长长的褐色头发，蓝眼睛，穿着一身运动服。
这位外国运动员一看车内坐的全是中国人和中国运动员，只有他一个外国人，感到不安，有些别扭。他急忙转过身去，使眼睛通过车窗向外看，这时他运动服背后印有“U．S．A．”的字样映入车内人们的眼帘，大家都用不安、怀疑、冷漠的眼光注视着他，车上没有一个中国人和他说话搭讪。
从藤久观光饭店到体育馆，汽车要走十五分钟，十分钟过去了，车上仍没有一个人和那个美国运动员说话。那位美国运动员就站在车门口，眼睛始终向外观看着。
当时，我坐在汽车的最后一排，可心里一直在进行着激烈的思想斗争，过去历次出国，领导上都有明确的交待，不允许和美国人主动往来。“美帝国主义”在我们脑子里是根深蒂固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也看到一些和外国人往来或和外国人有联系的，有的戴上“里通外国”的帽子，有的被扣上“特务”、“汉奸”的罪名整得很惨。我心里又一想，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难道对远方来客就应当采取这种态度吗？难道一点礼仪、友谊都不讲吗？我们来日本前，周恩来总理一再地提出要执行“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方针，如何去做呢？毛主席一九七一年十月一日在天安门城楼跟斯诺的谈话中说道：“现在要寄大希望于美国人民。”现在，登上我们车的是美国运动员，对人民讲友谊，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做敌对国人民的工作才真正体现“友谊第一”的方针。
想到这里，我从手提包里选出一块较大的杭州西湖织锦，从后排走到翻译面前。
有些运动员问我：“小庄，干什么去？”我说：“和那个美国运动员谈谈。”
他们轻声地劝阻我：“别去！别理他！别惹事！”
“别为我担心，我就和那美国运动员打个招呼，问声好。”
我就跟翻译来到了美国运动员的面前。“你好！欢迎你乘我们的车去体育馆。”他转过身来说：“谢谢。”“你叫什么名字？”
“科恩。”
“虽然美国政府对中国不友好，但美国人民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为了表示中国运动员对美国运动员的友谊，我送你一幅中国杭州的织锦留念。”
翻译对科恩说：“送你礼物的是世界冠军庄则栋先生。”
科恩高兴地说：“我知道。”接过了礼物，一边看一边兴奋地说：“谢谢！”还竖起拇指说：“中国乒乓球队，是世界上最好的球队，祝你们继续取得好成绩！”
正在交谈时，车已到了体育馆。车门一打开，许多敏锐的日本记者，看到中国车上出现一位美国运动员正和我在一起，那位美国运动员手里拿着中国的织锦。他们迅速地拍下我和科恩下车后在车门口握手的照片。
第二天，日本的《朝日新闻》、《读卖新闻》、《每日新闻》等报刊，都在头版以显著位置登载了我与科恩握手、交谈的照片。有的还加了横栏标题：“中美接近”，由此轰动了名古屋，轰动了日本。
隔了两天，团领导找我谈话。
副团长关心地说：“小庄，你和美国运动员往来的事闹大了，以后不要再接触了，事情到此为止！”
我很理解领导善意的关心，但还有点不服气地说：“毛主席不是说过吗，要把美国政府中决定政策的人们和下面普通工作人员相区别。”
我这么一说，领导上词不达意了：“这，这，这么办，还是集中力量打好球，别的事你别多管，和科恩的往来，到此结束！”
我想以后不会和他再往来了，就对团领导说：“好吧！以后我不再和他主动往来了。”
那位美国运动员科恩，自接受我的礼物后心情非常激动，他经常拿着我送的杭州西湖织锦，高高举在头顶，一边哇啦哇啦喊着，一边在体育馆内走来走去。有一天，他看见我们排着队进场准备比赛，他发现我后，跑过来一把把我拉进赛场内一个由记者围着的圈子，他把我送的织锦拿在手中，把一件别着美国乒协纪念章的美国短袖运动衫作为礼物送给我，我们又在一起照了“礼尚往来”的许多相。第二天，本各大报纸又出现了我和科恩交换礼物的巨幅照片、文章和评论。
过了几天的一个上午，美国乒乓球队的副领队，突然主动登门求见中国乒乓球代表团的领导。美国副领队的行动，大出代表团领导的意外而又不好拒绝，只好以礼相待请他进来。
接待他的是我们代表团的副团长，美国副领队主动地说：
“这几天，我们美、中两国运动员的接触在球场内外已传为佳话，为我们的接触创造了良好的气氛。今天，我受美国乒协的委托，给你们提个要求。”
副团长一听比较紧张，马上控制了情绪，机械地回答：
“请说吧！”
“你们在世乒赛后，邀请了我们美国北边的加拿大访问中国，也邀请了我们南面的墨西哥访问中国，能不能也邀请我们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啊？”
副团长听后为之一动，但很冷静地用平淡的语气说：“你提的问题我们研究后再给你答复。”
美国领队走后，团领导和工作人员就开始议论，房子里可热闹了。有的说：“怎么美国副领队突然闯到我们代表团来了？”有的说：“提出这种要求太可笑了，现在访问中国根本不是时候。”有的说：“这都是小庄惹出来的麻烦。”有的说：“这也不能都怪小庄，友谊第一嘛！”有的说：“这事情别管他。”这时，中国驻日本联络处的主任提醒赵正洪团长说：“这不是一次普通的会见，是一次重要的外交动向，你必须向国内请示！”
赵团长来了个顺水推舟说：“你们经验丰富，请你们代写吧！”
这份电报发回国内，国家体委暂时负责外事工作的一位副主任收到电文后，认为是件很平常的事，他感到现在美国乒乓球队提出访华的要求为时过早，准备发报拒绝美国队的要求，就把报告放在抽屉里了。
可是，这个电报是一式两份，送体委的同时，也送到了外交部一份。外交部很快送到了周总理手中，他立即呈报毛主席，毛主席在上面批示：“请！”
由国家体委起草，邀请美国乒乓球队首次访华的电报到了日本，代表团团长赵正洪当天就约请美国乒乓球协会主席，领队斯廷霍文先生来中国代表团驻地。两人握手后，赵团长友好而又热情地说：“前几日，你们的副领队来我们这里，向我们提出贵国乒乓球队首次访华的问题。经我们慎重研究，现在我愉快地通知你，在世乒赛结束后，中国乒乓球协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首次访问中国。”
“这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
“这消息不但使我兴奋、幸福，而且将使我们美国乒乓球队感到无比的兴奋和骄傲！我们在三十一届世乒赛中不可能取得好成绩，但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比我们拿世界冠军还要高兴，在美国我是个很平凡的人物，我能率领球队访问伟大的中国，我为将成为举世瞩目的人而感到自豪。赵团长，谢谢你！谢谢你！是你给我带来了好运！”
“我衷心祝愿美国乒乓球队首次、历史性的访华获得圆满成功！”
这个消息斯廷霍文先生告诉美国乒乓球队后，队员们简直发了狂，在他们的驻地狂欢了通宵。这个消息很快传到美国，传到全世界，成了特大的新闻。
这就是曾经举世瞩目的，被人们称之为“乒乓外交”的最初行动。正是这一行动才导致了中美两国的建交，因之说它是对人民的贡献，是对人类的贡献，大约都不能算是过分的。
不难看出，庄则栋正是这个行动的主角。然而，这里读起来使人突出感觉到的是事情的真实性。
首先我们看到当一个洋人，特别是这是一个“美帝国主义”的洋人出现在面前的时候，庄则栋不是无动于衷的，但也不是没有矛盾的，他在思想上整整斗争了十分钟之久，始终不敢从车的后排座走到科恩面前去，更谈不上搭腔说话。而且，在脑子里不时出现着这样的镜头：一些人由于有意无意地与外国人有往来，就被扣上“特务”和“汉奸”的大罪名，让“革命派”批斗得很惨。
其次，庄则栋最后不听许多队友的劝阻，而勇敢地走上前去和科恩“打个招呼，问声好”的时候，心里有的竟然是这样的极为普通的信念：“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难道对远方的来客就应当采取这种态度吗？难道一点礼仪、友谊都不讲吗？”
再次，事后代表团的领导人警告庄则栋：“你和美国运动员往来的事闹大了，以后不要再接触了，事情到此为止！’而他认真地想了一下，觉得自己以后也不大会再和科恩往来时，才轻声说了一句：“好吧！以后我不再和他主动往来了。”这句话的逻辑重音大约是在“主动”两个字上，显得这个答复是勉强的、有所保留的。
最后，过了几天以后，一件“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事情发生了——在体育馆门前，科恩双手高举着西湖织锦，嘴里哇啦哇啦大声说着什么，并且不由分说地把庄则栋拉进了一个记者围起的圈子里，这时，庄则栋竟然毫不犹豫地又接受了对方赠送的美国运动衫，同时还和对方一起友好地照了许多“礼尚往来”的相片。当时，他显然意识到这些相片会和“中美接近”之类的标题一起刊登在不少国家的报纸上。
这里，庄则栋既没有夸大，也没有缩小，而是原原本本、实实在在、朴朴素素地把事情的经过写了出来，如同一篇白描的小说。我感觉到他写得很客观，很超脱，也很潇洒。不知道为什么，这样一来反倒能让读者咀嚼得更多，联想得更多，回味得更多。
大家都知道，现实生活有着两个固有的特殊属性，一个是不确定性，另一个是模糊性。每当一个毫无精神准备的事件突然出现在眼前的时候，也就是全面的、尖锐的、不容回避地考察7个人素质的时候。应当说，庄则栋在这次考察中所采取的行动是勇敢的，是果断的，也是合格的，是出色的。如果说，他是立了一个大功的话，那这短暂的偶然性当中包含着长久的、多方面的必然性。
“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大约又是现实生活中的不确定性起了作用，恐怕连庄则栋自己也始料不及的是，这一震动中外的行动竟然鬼使神差地为他以后“大起大落”埋下了重重的伏笔。一定意义上说，这_行动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改变了他的整个命运。毫无办法，历史老人就是这样会开玩笑。
食堂的大师傅严肃地让庄则栋把饭盒放在饭厅的柜子里，不许拿回去书里还记述了这样一件发生在八十年代初的事情，当时庄则栋刚刚解除监护审查，又还没有做结论，不宜留在北京，便被发配到山西省太原市去当一名乒乓球教练员。
我虽然干的是教练员的工作，可每天要到食堂的普通灶买饭。国家规定教练员、运动员每月交十二元，伙食给补贴到上百元的标准。当时我的工资每月七十五元，给母亲二十元，给孩子们三十元，只剩下二十五元。每天我去买菜时，必须精打细算，每月不能超过二十元，吃的饭菜比较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