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行小斛分粮以后，曹操秘密派人去各营探察士兵的反应。果然士兵们怨声载道：“饭都不给吃饱，这仗还怎么打？”有的人则干脆撂挑子道：“吾辈舍生忘死报国杀敌，长官却还克扣口粮，老子不干了。”更有些别有用意的私下谣传道：“我看，定是敌人把我们的粮道截断了，后方运粮过不来，曹丞相也没了办法。咱们不是战死，也会饿死。”
当天晚上，曹操把典仓吏叫来，对他说：“我今天要借你一件东西，来稳定军心，平息众怨。你千万不要吝啬。”典仓吏好奇问道：“不知丞相所借何物？旦有所需，只管取去。”曹操说：“我需要用你的头来示众。”典仓吏大惊失色：“我……我……我没犯什么罪。”曹操说：“我知道你没罪，但是若不杀你示众，众军兵必定会哗变，那时你我全都死无葬身之地。我不会忘记你今天这一大功，日后一定会妥善照顾你的妻子儿女。”说完，不容典仓吏再开口，下令刀斧手把典仓吏推出帐外，就地斩首，用高竿挑着人头在营中示众，并张榜宣布：“典仓吏克扣军粮，贪污自肥，今已依军法处决。”全军官兵见到布告和人头，都信以为真，埋怨情绪瞬时就烟消云散。
曹操又趁机鼓励将士，大犒三军，下令倾全力向寿春城发起总攻。经过一场血战，打垮了敌人，夺得了敌人粮草辎重。一场危机就这样度过去了。
历史上将替罪羊术玩地炉火纯青，驾轻就熟的要数一代女皇武则天了。武则天时代向以酷吏之多、酷刑之残闻名于史。这一大批酷吏，仰承武则天的鼻息，对所有被认为是武则天篡权道路上的障碍者，采取了家族灭绝政策，其手段之残忍、株连之广泛，真是亘古未闻，其中光周兴一人便滥杀无辜达数千人，来俊臣灭绝忠良达千余家。他们是武则天的帮凶、屠手、宠臣。可以说，武则天那金碧辉煌的宝座，是由这一批酷吏用无数忠良之臣的累累白骨营造而成的。
朝中大臣、天下百姓对这些酷吏无不切齿痛恨，但慑于武则天的淫威，他们敢怒而不敢言，但怒火在心头燃烧，在暗中蔓延。武则天是何等精明的人物，她岂会意识不到这一点！此时对手已消灭得差不多了，她的宝座已固若金汤，她明白这些酷吏继续留下来只会损害自己的名声，激起更大的不满以至危及到自己的统治地位，于是聪明的她便把他们这些“替罪羊”抛出，“杀之以慰人望。”
最早依附她的酷吏索元礼，替她杀掉她亲生的儿子章怀太子的凶手丘神勣都被她找了个冠冕堂皇的借口给杀掉了。周兴的被杀过程则人人尽知，她不亲自出面，而借助于另一个酷吏来俊臣之手，使用请君入瓮的手法将其诛杀。
最大的酷吏来俊臣是由武则天亲自下令处死的。武则天看出，光杀了来俊臣一个人，还不能令天下人解恨，便颁发了诏书，公布了来俊臣的罪恶，并且说：“应诛其九族，以雪天下百姓之愤！”
她一变脸，倒成了一个替百姓报仇雪恨的大好人了。这样的事情还不止一端。曾有人上书武则天说：“陛下自登极以来，诛杀李氏及诸位大臣，他们的家人及亲族都被流放到外地，这一批人，估计当有数万人之多，如果他们一旦同心协力，举行反叛，出陛下不意，恐怕会危及到陛下的江山，陛下不将这批人杀掉，早晚必定会酿成大祸。”
这些话说到了武则天的心坎上，于是向所有有流放囚犯的地区派出使臣，表面上说是看望流放者，暗中却指示各地区的地方官，配合使臣，对流放者大肆杀戮。
估计到流放者被杀得差不多了，武则天又假装慈悲，派人去安慰这些幸存者说：“我原来派去的使臣，是去安慰你们大家的，没想到这些使臣不体察我的好意，反而对你们擅加杀害，实在太为残暴！现在我命令，所有滥杀流放者的使臣及官员，一律就地锁拿，拦腰处斩，以安慰死去者的亡魂；凡幸存下来的流放人员，允许同家人返回原籍！”那一大批杀人的刽子手，自己又死在武则天的屠刀之下。
弱者总是强者的替罪羊，下级总是上级的替罪羊。寻找替罪羊来转移责任，是无能和短见的表现，是一种感性代替理性的行为。虽能一时转嫁责任，暂时解除危机，但于事无补，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且往往留下严重的“后遗症”。无辜的替罪羊，在意识到自己成为他人的牺牲品后，有时会反戈一击，对把罪责强加于自己身上的人造成威胁。
作为领导，如果能勇于认错，不但能给下属留下好印象，而且还能及时挽回因过错而造成的损失。勇于承认错误，不仅没有失去领导的“面子”，而且还会使领导在下属心目中的威信大增。而有些领导总担心自己在员工面前承认错误有失面子，不成体统。有时明明错了，却难以开口，任错误继续下去，这才是懦夫的表现。真正的领导者是有气魄面对自己的错误的，勇于纠正，下不为例。
但有时，职员提出的意见实属片面，作为领导，要耐得住性子，沉得住气，听完职员的意见、批评，然后以全面、确凿的事例来向他解释，使其心服口服。千万不要听了片面言论就脸露不悦，顾左右而言他，一副十分不耐烦的样子。下属也并非不通情达理，听了领导的解释，也能体谅你的苦心，意见虽不能采纳，但感到上司的真诚，同样可以使下属心中释然，觉得受到了重视。
身为领导，不要整天一副一生无错，只走顺路不爬坡的样子，要能表现出领导风范，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和不足，大胆改正，提高自己的领导能力和业务水平，这样才能在下属中树立威信。
今天是红脸，明天是白脸
乾隆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在京剧里，不同的脸谱显示了不同的人物特征。所以演员在面部化妆时都依据所扮人物的不同，涂以特定的谱式和色彩以寓褒贬。其中红色表示忠勇，黑色表示刚烈，白色表示奸诈。领导术中红白脸术就是取其京剧脸谱的寓意，但它要比京剧中简单化的脸谱要复杂得多，它是宽猛相济、德威并施、刚柔并用的综合杂糅驭下法。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世间这么大，什么人没有呢？面对不同的人事，领导者老唱一种调，老用一种方式驭下是万万不行的，还需灵活多变，打、拉、推相结合。红白脸相间也就是一文一武，一张一弛，既有刚柔相济，又含恩威并施，互相包含，各尽其用。任何一种单一的驭下方法只能解决与之相关的特定问题，都有不可避免的副作用。对人太宽厚了，便约束不住，结果无法无天；对人太严格了，则万马齐喑，毫无生气，或官逼民反，天下大乱，有一利必有一弊，不能两全。高明的统治者深谙此理，为避此弊，莫不运用红白脸相间之策。有时两人连档合唱双簧，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有更高明者，则像演技一流的演员，能根据“剧情”的需要集红白脸谱于一身。今天是温文尔雅的贤者，明天变成杀气腾腾的武将。历史上不乏此类用权高手。
李世勣，原姓徐，后降唐，唐高祖李渊认为他不忘故主李密，“不背德，不邀功”，特赐姓李，从此改为李世勣。
李世勐文武兼备，多次建功，封为英公。在其任并州大都督长史16年中“令行禁止，民夷小不服”。唐太宗为此夸他：“隋炀帝劳百姓，筑长城以备突厥，卒无所益。朕惟置李世勣于晋阳而边尘不惊，其为长城，岂不壮哉！”后来又把他擢升为兵部尚书。
唐太宗很是看重李世勣。一次李世勣患暴疾，御医开的药方需须灰做药引，太宗将自己的胡须剪下，为之和药，世勐顿首出血泣谢。太宗回答道：“为社稷，非为卿也，何谢之有！”后李世民曾就托孤一事对李世勣说：“朕求群臣可托幼孤者，无以逾公，公往不负李密，岂负朕哉！”世勣流涕辞谢，发誓对新帝尽心辅佐，死而后已。
但李世民临终前不久，把儿子，即后来的唐高宗李治叫到床前，对他说出了如下一席话：“李世勣才智有余，然汝与之无恩，恐不能怀服。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于后用为仆射，亲任之；若徘徊顾望，当杀之耳。”当父亲的故意唱白脸，作恶人，贬抑良辅，目的是把好人留给儿子去做，人情让给儿子去施。高宗即位后，按照其父的叮嘱，马上将李世勣予以提拔重用，自然李世勣对李治肯定是感恩戴德。惟以死来相报了。这是父亲唱白脸，儿子唱红脸，联袂出演的一出好戏。
无独有偶，朱元璋天下大定时已是60开外了，他自感时日无多，太子朱标又仁弱，跟他起事的那些文臣武将，个个足智多谋，武艺超群，都不是省油的灯。他担心他百年后，太子无法驾驭时局，遂也想步李世明之后尘，演一出红白双簧戏。
可惜太子是一个心慈面善之人，他对父亲朱元璋大开杀戒，血腥诛杀有功之臣很是不解，不予苟同。为教训教训儿子，一天朱元璋命人，取来一根满带利刺的荆杖，叫太子去拿。太子感到无处下手而面有难色。朱元璋得意地教训他说：“你拿不了吧。让我把刺儿先替你修剪干净，再传给你，这难道不好吗？”说着，挥剑一阵猛削，很快就将所有的利刺削得一干二净，棘杖变得光滑易拿。朱元璋接着说：“我如今所诛杀之人，就好比这根棘杖上的利刺，都是天下一些险恶之徒。把这些人除掉，传给你一个稳稳当当的江山，难道还有比这再好的事吗？”。
没想到太子并不领情，同答道：“上有尧舜之君，下有尧舜之民。”这无异于是指责朱元璋无尧舜之仁，朱元璋听后勃然大怒，气得他操起坐着的竹榻就向儿子砸去，吓得朱标赶紧扭头就跑，朱元璋还是不解气，也不顾什么体统和尊严就追将过去。可惜朱标没等登基就死了，等到朱元璋之孙即位时，满朝的“险恶之徒”都被斩尽杀绝，实在找不出“带荆刺”的人来对付燕王朱棣的“靖难之师”了。朱元璋的白脸唱过了头，后边的红脸也就无法唱了。由此看来，红白脸相间既是方法，又是艺术，要真正演好它，也真要花些功夫。
就单打独唱将红白脸相间术运乎于一身的高明演员要算清朝的乾隆皇帝了。乾隆，靠着人才济济的智力优势，靠着康熙、雍正给他奠定的丰厚基业，也靠着他本人红白脸相间的韬略雄才，做起了中国历史上福气最好的皇帝。他在位61年。他晚年写诗自诩的“十全大武功”，用汉、满、蒙、回四体文字把《十全记》铭刻在避暑山庄里乐滋滋地自我品尝，这些还不够，后来干脆称自己是“十全老人”。
上述只是他的武功。他的文治也是两手齐备，红白脸间有。他会唱红脸，对知识分子采用怀柔政策，他规定见了大学士，皇族的老老少少们要行半跪礼，称“老先生”；如果这大学士还兼着“师傅”，就称之为“老师”，自称“门生”或“晚生”。同时，一方面大搞正规的科举活动，不断罗致文人仕士加入为朝廷服务的队伍；另一方面特开博学鸿词科，把那些自命遗老或高才、标榜孤忠或写些诗文发发牢骚的文人、或不屑参加科举考试而隐居山林又有些威望的隐士，由地方官或巡游大臣疏荐上来，皇帝直接面试。乾隆搞了三次，录用24人。录用者自己春风得意，自然也感激皇恩浩荡；落榜的百余人，也无面目自命遗老孤忠去讽刺朝政。乾隆对被自己亲自面试的录用者关心备至，如其中有个叫顾栋高的人，录用时，年岁就不小了，当时授予国子监司业之职；到年老辞官时，乾隆亲自书写了两首七言诗加以褒美；后来，乾隆下江南，又亲赐御书，越级封他为国子监的祭酒官。乾隆对这些知识分子真是恩爱有加，他甚至亲笔论曰：“儒林是史传所必须写人的，只要是经明学粹的学者，就不必拘泥于他的品级。像顾栋高这一类人，切不可使他们湮没无闻啊！”照皇帝旨意，史馆里特设《儒林传》名目，来专门编写大知识分子的学术生平。平时，乾隆对上送的奏章，凡见到鄙视“书生”、“书气”的议论总是给予批驳，说：“修己治人之道，备载于书，因此，‘书气’二字，尤可宝贵，没有书气，就成了市井俗气。”而且还说：我自己就天天读书论道，因此，也不过是个书生！为笼络读书人，竟达到如斯境地，红脸唱得似乎前无古人。
乾隆之所以如此做，全是出于维护他们的皇权至上、族权至上、朝廷至上的目的，是要保持“大清”永不“变色”。谁要是在这方面稍有越轨，红脸马上转换成白脸，满脸堆笑换成杀气腾腾。管你是有意无意，或是或非，都立即被逮捕入狱，轻者“重谴”、“革职”，重者“立斩”、“立绞”，甚至处死后要“弃市”，已死的也得开棺弃尸，连朋友、族人也统统跟着倒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