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在位期间，以文兴罪的文字狱，有案可查的竟有70余次，远远超过他的先辈们，这也是空前绝后的。内阁学士胡中藻，写过一本《坚磨生诗钞》，乾隆皇帝久候等人告发，无奈无人出头，自己索性披挂上阵，“御驾亲征”，道：“‘一把心肠论蜀清’加‘蜀’字于国号之上，是何肺腑！”又说：“至若‘老佛如今无病病，朝门闻说不开开’之语，尤为奇诞！我每天听政召见臣工，何乃‘朝门不开’之语！”还指出：“所出试题，有‘乾三爻不像龙’——乾隆乃是我的年号，‘隆’与‘龙’同音，其诋毁之意可见！”对于“南斗送我南，北斗送我北，南北斗中间，不能一束阔”一诗，他又说道：“南北分提，一再反覆，是什么意思？”于是，下诏弃市，族人年16岁以上者全斩，胡中藻的老师鄂尔泰的灵牌也被撤出“贤良祠”，鄂氏之子、巡抚鄂昌，因曾与胡唱和，也令自尽。这仅是文字狱中的一件。乾隆这一手也够厉害的了，只搞得文人仕士人人自危，几篇游戏之章，几句赏花吟月之词，也往往弄出个莫须有的罪名，乾隆这白脸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但也严重地窒息了文化、学术的发展。
管理员工时，领导都有这样的体会，独角戏难唱，如果找个副手和自己相配合，一唱一和，效果必定很好。
例如，领导在严厉斥责一名年轻下属时，不免让下属觉得难堪，领导的助理可以悄悄把这位员工接到另外一边，扮演红脸的角色，告诉他领导的用意，只是恨铁不成钢，希望他能更好地工作。当然也要加以叮嘱，不可言过其实，以免其有什么自满自大的心理。
所以，领导可以扮演白脸，对下属大而化之，从高一点的角度指出不足，具体的解决办法可以让副手从中调节。缓解矛盾，演好红脸角色，共同合作，唱好一台管理员工的好戏。
在一般组织中，若要有效地进行赏罚，必须由两个人来担任两个角色，最好不要一个人占两角，既唱红脸又唱白脸，一面对部下大加赞赏，然后反过来又是加以斥责，结果让下属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自己也是被弄得里外不是人，这样的事最好不做。
如果遇到不愿改错的下属则决不含糊。批评斥责的目的是使他改正缺点，以后不再重犯，所以对这类下属，就要以白脸为主，让其体会到错误，先挫其傲气，否则光有红脸，根本不能解决问题，更别想他能改正错误了。
对那些有自知之明，认错态度好的下属，则点到为止，主要是唱红脸。对待这样的下属，切不可伤害了自尊心，损了他们的面子，其实对待脸皮薄的下属，不可过于严厉，让他们主动去改正错误。
在管理工作中，既然是红脸白脸一起唱，而一人又难以身兼两职，可以选个得力、信任的副手唱白脸。平时对这位副手要严格要求，使他与自己配合得当，否则只会拆了自己的台，损害了领导者的威信。所以，选择这位副手至关重要。
端平“一碗水”的奥妙
乾隆不分亲疏斩小舅
善于管人者总是不分亲疏，一碗水端平，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办好事情。
乾隆三十三年，朝中出现了一件涉额高达一千万两，牵扯皇亲勋贵，震惊朝野的大案子。此案涉额巨大，是因为它牵涉获利极高的盐务盐税，一千余万两白银是当时清政府年国库收入的三分之一。说它牵扯皇亲勋贵，是因为该案的头号当事人物就是盐政高恒。高恒出身官宦世家，他的姐姐是乾隆皇帝所宠爱的贵妃；他的父亲高斌，历任布政使、两淮监政、江南河道总督、直隶总督、吏部尚书、内阁大臣、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大学士等职，他的治河功绩一直被乾隆所盛赞；高恒的哥哥高晋，历任布政使、巡抚、两江总督、并授大学士兼礼部尚书等要职。高恒就是凭着这些过硬的政治资本，由一个普通的户部主事而步步高升。
自乾隆二十二年任两淮盐政之后，高恒所任的官职，大多都是管理关税和盐政及内务府的肥缺。在这些职位上任职，勒索商民本就是不言之中的事情。何况高恒任这些职位的时间长达三十年，若不是特别蒙受皇思，被皇帝所信任，又怎能长期久任呢？
乾隆三十三年，新任两淮盐政尤拔世奏称：前任两淮盐政普福奏请预提戊子纲引目，让各盐商每引（乾隆时，买卖盐的单位为“引”）盐缴银三两，以备公用，共收缴了银三十七万八千余两。普福任内曾支过八万五千余两银，其余存银十九万余两现交内务府查收。
读过这一颇费脑汁的奏折，乾隆皇帝马上感觉此事并不简单。
于是令军机大臣查阅档案，竟然发现户部自乾隆十一年盐务上提取每引缴银以来，根本没有任何关于此项银两的记载。这一查可不得了，如果按每引缴银三两计算，从十一年到三十三年之间应有缴银一千余万两不知去向。这样多的银两不知去向，不知是否被贪污，如果被贪污，那么这种贪污可谓是前所未有的。
乾隆心中吃惊，于是当即下令让江苏巡抚彰宝密密赶往苏州，同尤拔世一起查办此事。他要求：务必要查个水落石出，不得丝毫掩饰，不可畏难姑息了事，不许少有赡顾徇情。
在两位大臣的努力下，终于查出了眉目，他们上报乾隆皇帝说：历年来，盐商所缴的办公用银共有一千九十余万两，除了历年办贡和预备差务用去四百六十七万余两之外，还有商户们未缴的银数六百多万两。但是每引缴公费的事情，竟被一直隐匿未报，因而彰宝和尤拔世二人在奏报中说：“前盐政等居心实不可问。”这个“前盐政”，说的就是高恒。
根据他们两人的奏报，两淮总商黄源德、江广达等供称：“乾隆二十六年曾两次缴银共八万五千九百余两，此后又送银五万两给高盐政（高恒）。乾隆十四年后，又代吉盐政办贡物垫银三千余两；乾隆二十一年，代普盐政（即普福）办如意用银三百二十两。”盐商仅供出了这几项银两的去向，对其他的银两去处并没有涉及。
这下子，事情更加麻烦了。乾隆一向称自己南巡是“省方问俗”，一切费用都是“官为经理”，不从小民处提取，然而那四百多万两白花花的银子竟都是为了办贡和办公差而使用的，查来查去乾隆自己倒成了最大的嫌疑犯。
并且问题在于：自乾隆十一年以来，又有多少盐政、巡抚、总督、知府等官员涉入此案中呢？一旦追查起来，加以惩办，那些两淮盐商也难免受到牵连，官商二界也必定会惊惶不安，影响社会生活和经济秩序是不可避免的。
读过办理此案的彰宝奏折后，乾隆龙颜震怒，他在两日之内连下八道谕旨，让彰宝和尤拔世严办此事，下令革去高恒、普福、运使卢见曾、还有总商黄源德等人的职衔。
在这道谕旨中，乾隆还训斥了两江总督尹继善和高晋，责备他们对盐政高恒的恣意妄为“视同局外，不行据实参奏，甘心缄默隐忍，尤不得辞其咎。”同时严责两淮盐商冒功缴赏，抗交公费，并要求他们将历年来的亏空和未缴之银补齐，并且不得耽误盐业市场的流通，否则将予以重处。
在乾隆前后数十道谕旨的督促、鞭策和指挥下，乾隆三十三年，案情终于有了结论。经查实，前盐政高恒所收取的二十余万两白银，多是办公差所费，只是贪污了三万二千两银子；前盐政普福所取的八万余两白银，也多是办公所用，他只从中渔利一万八千八百余两银子。而两淮盐商未缴之银由六百余万两，减到了三百九十六万余两。
接下来的是处理人员。除当事人外，其中在翰林院待读的学士纪昀被革职发往军台效力，两淮盐运使卢见曾被处以绞监候，补中书徐步云、军机处行走中书赵文哲、军机处行走郎中王昶也因为此案“漏泄通信”而分别获罪，其他的获罪官员包括：解任运使赵之壁、同知杨重英等，也分别以不同的罪行而处置，而对两淮盐商所欠之银，乾隆限定他们在十年之内交清。
最后。乾隆皇帝将此案中的关键人物——自己的小舅子高恒处以死刑，在查抄高恒家中时，其家财高达几十万两全部抄没入官，普福也同样被斩首示众。
领导者对待下属，既不能有偏见，也不能另眼相待某些员工，而是必须端平“一碗水”，这样才能做到有效惩戒。
对于干得出色的员工当然是应该表扬、奖励的，但是表扬归表扬，平时还是应该与其他员工一视同仁，有了错误也要进行惩戒，就是领导自己本人也概莫能外。
这也就是说，公司上下的员工靠的是出色的工作赢得应该得到的东西，在奖励和惩罚面前，一视同仁，而不能另眼相待任何人，必须端平“一碗水”。
另眼相待所造成的特殊化，容易使人觉得不公正，这样也就不能在组织内部进行有效的惩戒。特殊化使员工之间有了隔膜，后进也就不会主动向先进学习，甚至会因妒嫉，仇视而消极怠工，这样也就事与愿违，好心反而办了坏事。
领导者一定要给下属一种公平合理的印象，对待每一个员工客观公正，让员工觉得人人机会均等，人格平等，这样他们才会积极主动地工作。
越宽容，越放心
赵匡胤宽容大度不计小过
领导者必须做到宽宏大度，不在小节上与下属斤斤计较，不对部下挑三拣四。这样才能网罗住部下的心，让他们死心塌地跟着自己共闯天下，共成大事。
中国有句老话：“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有时领导站在局外人的角度客观地观察，容易发现下属工作的缺陷，但不能大惊小怪，胡乱指责下属，这时候的“器量”至关重要。
管理员工的一个要诀就是攻心为上，但怎么样才能笼络住人心是一门大学问，对部下宽宏大度则不失为增添上司人格魅力的好办法。只要上司能注意展示自己的度量，做到宽容大度，没有员工不感激涕零的。
赵匡胤刚登帝位，第一次乘坐皇帝车驾出宫，经过大溪桥时，一支箭飞来射在仪仗的黄盖伞上，禁军侍卫吓得发愣。太祖披开胸襟，笑着说：“让你射，让你射。”回到皇宫后，左右亲随力请搜捕射箭的人，太祖不准。后来也没发生什么事。
五代时是乱世，屠杀和劫掠如家常便饭，人命不值钱。而赵匡胤超出寻常之处在于他的宽仁，他要走一条和平之路。他考虑的是长治久安，既要统一，又要少流血，少制造仇恨。这个原则是极富智慧和仁爱的。古代皇帝对前朝或割据统治者最简单有效的处置方式就是消灭，而赵匡胤的和平之谋对敌人也是有效的，终其一生，他没有杀死一个国主。
刚平定蜀国之初，蜀主孟昶的母亲李氏随同孟昶来到汴京，宋太祖对她说：“老太太自己注意保重，不要悲悲戚戚怀念故乡，以后会送你回去。”这李氏也是颇有见识的。她知道。赵匡胤再大度，也不愿让废君重回故国。于是她说：“我的故乡在太原，倘若能回到老家，那才是我所愿。”而当时山西尚在北汉手中，李氏此言无疑把山西已视为宋朝国土。赵匡胤一听更是高兴，说：等平定了刘钧，就让你如愿以偿。
赵匡胤的皇位是从后周抢来的，这决不是光彩的事，史书中也极力为他遮掩。但后周那些皇族后妃和一班旧臣却是活证据，他们难免心怀怨意，如何处理他们呢？赵匡胤同样采取宽宏的手段，以安抚为主，不行杀戮。
宋太祖刚做天子时进入后周皇宫，看到宫女抱着一个小孩，问是什么人，宫女答：“世宗的儿子。”当时范质（后周宰相）与赵普、潘美等人跟在身边，太祖环顾问赵普等人：该怎么处置这个小孩。赵普等人说：“杀了他。”潘美与另一将领在后面却不做声。太祖问他的意思，潘美不敢回答。太祖说：“登上别人的皇位，还要杀人家的儿子，我不忍这么做。”于是让潘美认领回去作侄子。以后，赵匡胤再也没过问过。那孩子长大之后还当了刺史。
对后周的旧臣，赵匡胤不是不知道他们对自己的不满和对前朝皇恩的怀念，但他对这种情绪没有硬性压制，或用杀戮政策恐吓，而是用温和的宽容政策，让他们逐渐接纳新朝。他对后周的三位宰相范质、王薄、魏仁浦，不但没有杀害，反而继续让他们担任很高的官职，以示优礼。这样做对于稳定人心，平定局面确有积极作用。
真正宽容的人，能记住别人对他的恩情，又能忘却别人对他的小冒犯。赵普显贵后，就曾把贫贱时的仇家一一开列出来，请赵匡胤铲除。宋太祖不答应，他说：如果人们能在芸芸众生中知道谁将成为天子宰相，那不早就贴上去了。赵匡胤宽待仇家最出名的例子是对董遵海。
赵匡胤早年落魄时曾投奔到董遵海父帐下。董道海对赵匡胤经常冒犯。赵匡胤忍不下去就投奔他处了。后来，两人同殿为臣，董又和赵的政敌声气相通。赵匡胤即位后，就召见了董遵海。董自忖死罪难逃，便要自杀。他的妻子却表现出了不凡的见识：等到皇上要你死时，再去死也为时不晚。万乘之主，岂会小肚鸡肠，同你计较过去的一点私嫌旧怨？果然，董遵海上朝请死时，赵匡胤开怀一笑泯恩仇，不予追究，还委以他方面之任。董遵海也是感激涕零，一生忠谨。
所以，要想成为一个优秀的领导，可以借鉴赵匡胤这种王者的气度，在管理员工的实践中，努力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对于部下的意见，要认真听取，择其善者而从之，即使意见不十分正确，也要鼓励部下这种敢犯“龙颜”的勇气，更不能因为忠言逆耳就置若罔闻。
对于部下工作所必需的权力要全面授予，适度放权而不是大权独揽，更不可放权之后又时时牵制，而要“用人不怪，疑人不用”。
对于部下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要多从善意的角度想，多站在部下的立场思考，而不可一概批驳。可以帮助他找出毛病，拿出应对的措施，争取圆满周到地完成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