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民国时期的揭丑新闻和报忧新闻
我国近代报刊是在西方资产阶级的带动下发展起来的，报刊的新闻理念纯粹是西方式的。报刊以暴露社会阴暗面、揭露腐败为能事，对于荒诞负面的社会新闻也是津津乐道。坏消息、问题新闻充斥版面，敢于直面社会问题。相当一批报纸具有新闻良知，包括《大公报》在内的报纸，面对时弊既小骂也大骂，而且有时骂得还十分厉害。（方汉奇教授在《新闻大学》2002年秋季号上为一向认为的《大公报》所谓"小骂大帮忙"发表了鸣不平的文章，呼吁推翻压在《大公报》头上达半个多世纪的不实之辞。）国闻通讯社于20世纪30年代长期在《国闻周刊》上刊发广告，"征求"各地民生疾苦之新闻："……兹鉴于年来国事蜩螗，民生疾苦，或创于兵，或困于匪，或凛暴力之相迫，或苦苛政之难除，沉溺水火，欲诉无徒，用是广为搜求。凡此项新闻投稿，均当极力宣传。俾忧时爱国之士，得藉此研究治理之源，区区微衷，当为国人所共谅，如蒙惠稿，请寄上海总编辑社部。自当代为刊布。"这表明社会有一定的承受度，当局有一定的宽容度。所以这一时期重大政治社会问题之外的问题新闻，比如五四运动前后作为当时社会热点问题的新文化问题、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中国走什么道路的问题、青年问题、妇女问题以及揭丑、报忧等问题新闻得到了比较广泛的传播。
研究问题新闻的传播，不能不提及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问题小说"的出现和发展。具有批判现实主义精神的"问题小说"的创作，应该说对当时的问题新闻的发展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五四运动在思想文化领域里除旧布新的巨大力量，引出了一批"问题小说"，造成了一群"问题小说"家。"问题小说"的形成有许多方面的原因。首先，作为思想启蒙运动的"五四"本身，闪现出思想解放的理性之光，它造就了"思考的一代"。当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全社会都在探究"人生究竟是什么"这样严肃的问题。读者要求小说家尖锐地提出他们所关注的各类社会问题。从"问题小说"所提出的问题之广来看，主要涉及当时青年关注的婚恋家庭、妇女贞操、劳工、战争、知识者等问题，所提问题具有一定的尖锐性。其次，"问题小说"的出现受到欧洲、俄国表现社会人生为主的作品的直接刺激。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现象，文学对社会的干预往往要早于新闻对社会的直接干预。由此也可以看到，统治阶级对新闻的干预要比对文学的干预频繁，对新闻的管理、控制要比对文学的管理、控制严得多。这可能是因为文学对问题的反映是虚构地、艺术地反映，是对过去的、历史的反映。它对社会、政治的冲击和影响是间接的，具有一定容忍度的统治阶级有时放任了对"问题小说"的管理与控制。而问题新闻主要反映的是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各种各样的热点问题，弄不好会引起社会波动，影响到统治阶级正常的统治秩序。所以，很自然地，统治阶级都会加强对新闻传播中问题新闻传播的管理与控制。这也是统治阶级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控制舆论的一种基本的方法和手段。
三、我国无产阶级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时期问题新闻传播的沿革与发展
1.无产阶级革命时期问题新闻传播
中国共产党在建党前夕，上海、北京等地的共产主义小组创办的报刊，就有对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揭露。1920年11月7日，在北平创刊的《劳动音》第1期，详尽地报道了当年10月唐山煤矿发生的瓦斯爆炸，揭露帝国主义者残酷剥削和压迫中国工人的事实。如上所述，青年毛泽东在五四运动中担任湖南《大公报》馆外撰述员时，就长沙一新娘反对包办婚姻，在花轿中自刎身亡事件，参与并引导讨论，矛头直指赵女士自杀的社会原因：腐败的婚姻制度、黑暗的社会制度，引起极大反响。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创办的机关报《向导》，专门开辟了《外患日志》栏目，逐日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同时把揭露封建军阀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揭穿胡适等改良主义的迷惑宣传以及对国民党进行善意的批评以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等作为重要的报道内容。通过具体事实，揭露帝国主义支持各派军阀争权夺利是造成中国连年内战和贫困的重要原因，阐明反帝和反封建是紧密联系的任务。1925年6月4日，中共在五卅运动中创办了《热血日报》。配合这场大规模的群众性的反帝爱国运动，该报开设了"本埠新闻"、"国内要闻"、"舆论性裁判"等栏目，揭露帝国主义残杀中国人民的真相以及买办资产阶级破坏运动的丑态，痛斥了军阀政府的媚外态度，回击了帝国主义指使下一些报刊进行的造谣和污蔑。该报鲜明的反帝反军阀、抨击时弊的立场态度，深受广大群众的欢迎和支持，出至第十期"销数即达三万，投稿通信与亲来接洽者，日以百计。"这个时期，党创办了一大批报刊。这些问题新闻信息的传播除了报道帝国主义相互勾结镇压工人运动的事实外，还有一些内容是揭露农村土豪劣绅欺压农民的，以此号召农民起来同地主豪绅进行斗争。与此同时，中共的报刊对国共合作中国民党的右派保持警惕，揭露他们勾结帝国主义、军阀破坏国民革命的事实。
十年内战时期，中共报刊问题新闻信息传播的重点，是对蒋介石镇压革命力量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揭露，同时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阴谋和嚣张气焰进行大量报道，并且不断揭露国民党压制抗日救国民主运动，对日寇极尽妥协、退让的事实，号召全国民众动员起来抗日反蒋。同时，根据地报刊还对革命队伍中的不良现象和缺点进行报道。张闻天在《关于我们的报纸》中提出了党报要有勇气"把不好的现象揭发出来"，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报纸较早公开对自己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党报的这一优良传统由此发端并逐渐形成，且在后来成为党报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抗日战争期间，问题新闻信息的传播主要是政治军事方面的内容。国统区以《新华日报》为代表，抗日根据地以《解放日报》、新华社及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为代表，一面揭露日本侵略者犯下的种种滔天罪行及敌人"以华制华"的阴谋，一面还要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行径。
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建立了井冈山根据地以后，中共报刊根据地内部的监督也开始了。1932年2月初，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就刊登了一篇读者写的文章，揭发了几件地方工农政府未执行中央命令的事实，并附加了评论，建议各级政府结合选举检查工作推动各地工作的改进。
抗战胜利后，中共报刊问题新闻信息的传播，着重揭露国民党阻挠人民军队接受日伪军投降、联合日伪军向解放区进攻的真相。蒋介石发动内战后，国统区民众不断进行游行示威和集会，要求和平、民主，但遭到国民党特务的破坏、殴打、逮捕关押甚至杀害。学生在各大城市掀起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也遭到残酷镇压。中共的报刊、电台、通讯社对国民党特务的每一桩暴行都进行了详细报道和愤怒谴责，并且不断以大量的事实和评论，揭露蒋介石集团对解放区的进犯，及时准确地向全国人民发出内战警报并随时反映逐步升级的紧张情形。
解放战争期间，解放区内部的问题新闻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以具体事实揭发地主高地租、高利贷、强取豪夺的罪恶。二是反"客里空"，这是报纸内部问题——自我批评。三是纠正实际工作中"左"的偏差，如乱划成分，过分强调"走贫雇农路线"，斗地主恶霸时出现的乱打乱杀，等等；同时纠正宣传工作中的"左"的倾向，如新华社、《晋绥日报》等公开向读者进行自我批评。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的问题新闻传播也包括对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和对社会问题的揭露。就工作而言，延安时期，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就通过报纸推出许多热点问题报道，如大生产问题、驮盐问题、文艺问题、改造二流子问题等，引导各界去解决，并收到了很好效果。就思想倾向而言，比如，1923年10月创刊的《中国青年报》，一创刊就针对当时青年中出现的"读书救国"的思想倾向，批评其"纯粹读书不问事"的自私思想，引导青年树立革命人生观，投身革命。社会问题的揭露，比较典型的是1942年延安《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刊发的一条社会问题新闻。该报社社长陆定一为此还专门撰写社论。但总体而言这一时期主要是通过揭露敌方政治性的问题，唤醒民众推翻"三座大山"，是为夺取政权服务的，带有鲜明的战斗性，也出现了自我纠偏的问题新闻，逐渐形成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舆论特点。需要指出的是，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给文学上的暴露定了调。毛泽东认为，暴露的对象只能是侵略者、剥削者、压迫者及其在人民中所遗留的恶劣影响，而不是人民大众。人民大众也是有缺点的，这种缺点应当通过人民内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来解决。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确立了无产阶级事业的文学方针和总的方法论——歌颂。他激昂地反诘道："对于人民，这个人类历史的创造者，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无产阶级，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
《讲话》之后，作家、艺术家、诗人热火朝天地在小说、戏剧和诗歌中塑造工农兵形象，正面报道迅速成为解放区报纸的主要特征。《解放日报》立即进行了改革，原先放在头版的国际新闻和都市新闻被有关工农兵先进人物事迹的报道、党的政策、党的领导人的讲话所取代。暴露式的消息和批评稿大幅度地减少了。对中共进行批评的人遭到整肃，主要代表是丁玲和王实味。前者发表了批评党的妇女政策的《三八节有感》，后者写了批评中国共产党党内特权的一组杂文《野百合花》。结果，丁玲被撤销在《解放日报》的职务，王实味则被关进监狱，后死于非命。
2.社会主义时期的问题新闻传播
（1）批评与自我批评成为问题新闻主打内容
建国后，问题新闻的传播依然保持着先前的战斗性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特性。1950年4月9日，毛泽东主席签署并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开展批评自我批评的决定》，全国报纸上的批评稿逐渐增多。1953年3月广西《宜山农民报》批评宜山地委事件发生后，加之其他地方有类似情况发生，中宣部批示："报纸不得批评同级党委。"1954年7月17日，中共中央通过了《中共中央改进报纸工作的决定》，修正了1950年的一些提法。虽然确保了解放初舆论监督的有效开展，却给后来政治的改革留下隐患。"反右"、"文革"，几乎丧失了正确的新闻批评，有的就是站在敌对立场上的批判、没有证据的揭露和无情的政治打击；有的就是将错误的东西当成经验成就去传播；在国际传播上就是和西方对立的反帝反修的宣传，而且回避自己存在的问题，严重的报喜不报忧。直到1978年这种情况才告结束，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得以恢复。党的第二代、第三代领导对舆论监督高度重视，积极支持，有力地促进了舆论监督的开展。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提出："要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李鹏也说："随着改革的深入，我们要按照宪法保证人民更加充分地享受当家作主的权利，包括对政府工作的监督，让他们更多地通过新闻舆论对政府工作的缺点进行批评，对社会的腐败现象进行揭露……西方有些东西也可以借鉴，如新闻舆论监督。"朱镕基多次对《焦点访谈》进行表扬……所有这些都是问题报道得以在中国生存繁衍的基础。一位新闻机构负责人说："《焦点访谈》、《新闻纵横》、《每月聚集》等热点问题报道今天得以一路风光，是以党和政府把握导向、及时点拨、细心呵护以及成熟的心理垫底的。"但是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存在的问题。由于受中宣部"报纸不得批评同级党委"决定的限制，虽然蛇口珠海、山西长治在舆论监督问题上都在寻找突破，终因限制太多，出现了许多无法监督的真空地带。在我们的媒体上，见到的大多是相隔几个层次的监督，在一些省报上，几年也见不到对一个乡级政府和乡级领导的批评监督。这是问题新闻传播在积极进取的同时存在的不足，有待于《监督法》的颁布实施。
